中国文学史(上) 8.8分
读书笔记 第一章:诗经的文籍化与诗篇的发展
Nanimonai

不得不说,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文学史。初见其于汉代开头已经惊讶,细细想来却又颇有道理。文学尤其是诗歌之自觉而独立于音乐(考虑到现在的流行歌曲歌词能否以诗歌体裁被文学研究者接纳入文学领域还是有争议的)确乎始自汉代。(有关“文学前史”参见龚鹏程:《文学观念的起源》) 上古时代的乐歌相比与曲词来说,流散颇为严重。原因是

“音乐随时变易,新声既起,旧乐即难保存

“。音乐作为《诗三百》的载体,一方面为《诗》提供了艺术载体,使之能够在音乐的抑扬顿挫中更充分地表达感情;但另一方面也对《诗》造成了限制,《诗》在音乐的流动和波澜中抑制着自我感情的抒发,必须从乐而动,表达音乐规定好的感情,犹如命题作文一般。后世之诗之于歌其最大的解脱就在于其脱离了乐曲的性质而获得了自由、直接接触世界的权力。从此诗人不必如词人一样局限于音乐的模范,而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另外,龚老师对于《诗经》的文字谱定性独树一帜,十分精妙,然不知依据,未足定论。我们可以承认的是《诗》的性质是一个歌曲总集,在汉代因乐的失传而成为一部文学经典。这样的过程使得关于《诗》和”诗“的诸多问题(如赋比兴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诗乐分途是文学痛苦的分娩,诗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其审美水平相比于《诗三百》有了明显的下滑,但中国独立于音乐的诗总归颤颤巍巍地迈出了第一步。与此同时,《诗三百》的转型也使得其本身

”成为诗篇被追认的典范“

。 将音乐与诗作对立起来,将乐府与古诗鲜明划开,扬弃传统的阶级论对立,这个模式是一个能够部分说明汉诗低谷问题的优良方案。 必须注意,诗乐分途以后,它们不仅在形式上分开,在功能上也产生了分野。汉乐府作为《诗三百》的继承者,不仅继承了音乐体裁,更继承了”兴观群怨“、

”或颂盛德或刺窳政“

的政治讽喻精神;而汉诗却尽力展现诗人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喜怒哀乐,其中虽然与国家大环境有紧密联系,但其本体仍然往往指向自己,”纯就作者抒情言志之需“,可以说这也是后世中国文坛”载道派“与”言志派“争锋的第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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