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8.3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岚大爷本人。

先扔摘抄。回头再整理

毛泽东之所以留在中国,是因为出国的意愿不够强烈。那些障碍之所以成为阻拦,是因为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他自己的,或许还有中国的,未来的关键在西方。他的思想集中在中国的传说、中国的壮美和中国近年来受到的屈辱上。 讲到放弃坐船去马赛的机会,毛泽东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尽管他这话中有自谦和一本正经两种奇怪的意味,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他提出的理由。他的基本态度早已定下,这一决定是自然而然的。同时,这一决定对未来有重要的影响:它强化了毛泽东的本土主义。 泽东一生都反对自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小姐那样自杀,并不是在反对腐朽的旧社会;那是对注定灭亡的制度的肯定,是去适应它。“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毛泽东这样阐明他的观点。 萧瑜完成他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之后,又见到了毛泽东。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两个人都哭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一条鸿沟。毛泽东亲苏俄,萧瑜不赞同。毛泽东主张强势的权威,而萧瑜则为可能失去个人自由而担心。 毛泽东专注于组织力量夺取政权,萧瑜在骨子里则仍然是个学究。他对毛泽东说:“像刘邦和项羽[秦末的两个对立的政治家]那样争夺天下的斗争,在耶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适教授领导着五四运动的自由派,坚持研究“问题”而与政治保持距离。李大钊教授则领导着马克思主义派,坚持一种涵盖一切的“主义”。毛泽东自然是站在“主义”一边。他希望发生分裂。如果把五四运动和某一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意味着这一运动的分裂,那么这种分裂是一件好事。 另一个分裂也隐约出现了。到1920年,无政府主义“兴起”了。当时存在若干团体,其中不乏有才华的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只相信绝对的自由。这些团体包括湖南诗雨社、健学社、青年会和(影响最大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信条非常了解,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时,他曾被这种主张所诱惑。但在他现在的思想中,克鲁泡特金已被马克思赶走。他同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其纲领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毛泽东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用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驳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头面人物。他好言好语对他们进行劝服,又嘲笑希望“在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的心血来潮,向他们抛出颠覆性的石头。每当他从无政府主义的迷雾中救出一只迷途羔羊,他就将其引进社会主义青年团这牢靠的羊圈里。 在北京时,他感到孤独并被人排斥,所以倒向了无政府主义。但他现在已无可争议地成为长沙左派的主要领导人,他把无政府主义视作令人恼火的思想沉迷。 1921年夏天,毛泽东乘船北上。这次行程是他10个多月在长沙进行组织工作的最高点。作为准备工作,已成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研究会,以便招揽人才。接着发生了新民学会的分裂。马克思主义忠诚的拥护者组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下来将采取一项重大举措。 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毛泽东曾多次接到临时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的联络处以及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发来的指示。他也曾于1920年9月秘密地到上海去参加筹备会议。 这一次,毛泽东是作为湖南的两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两人都是教师)之一,连同其他来自另外5个省和日本的11名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上出现了两种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是由共产国际提出,并得到能干的张国焘(来自韶山隔山另一边的那个年轻人)支持的路线: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与孙中山国民党人的任何联系。 被否定的是渐进主义路线:需要一个对公众进行教育的阶段;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还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家;在反帝和反军阀事业中与孙中山合作是可能的。 省长助理怀疑他不是在和一个普通建筑工人打交道,要毛泽东说出他的名字。毛泽东却开始和他讨论亚当·斯密,从而躲过了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对中国历史由来已久的秩序的翻转。像一个西瓜或一只猫一样在政治上不受重视的最底层的工人,现在成为一个视自己为历史火车头的政党的成员。 20年代的北京,还没有人了解毛泽东。然而,史沫特莱已经摸到了毛泽东事业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正在发明阶级,而且是强有力地发明——向人力车夫说明,他们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历史的一部分(通过阶级斗争)。 总的看,他不如张国焘(地主的儿子,会说英语),或李立三(从法国归来),或刘少奇(从苏俄归来)适合搞劳工运动。 毛泽东在政治上不像张国焘那么左,但是当个人受到挑战时,他比张国焘更火爆 1923年至1924年间,毛泽东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方式。他在中共机关报《向导》上写了一些关于当前政治的短篇文章。文章辛辣但缺乏理论。 在1923年的文章里,有两件事很突出。毛泽东把商人称为国民革命的关键。人们会纳闷儿:他在湖南工团联合会工作的两个弟弟对之会怎么想?他总是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在《纸烟税》这篇文章里,他讽刺膝盖发软奉承讨好外国列强的北京政府。“洋大人打一个屁,”他厉声说,“都是好的‘香气’。”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历史或提升至哲学。毛泽东放弃了解放这个主题。逐渐地,他的机关工作使他越来越关注细节问题,而跟解放主义者的志趣不相投了。 然而,有一条明显的前后一致的线索。他仍然相信人民,相信他们具有强大的力量。商人只有服从(希望如此)人民的利益,才有资格受到革命的眷顾。 推翻帝国主义像以前一样是毛泽东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项目。 李立三的嘲笑概括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受国民党利用,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国民党内部正酝酿着风暴。明眼人都知道,在国民党基层党员中,反共产主义的情绪正高涨起来。 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他在1924年夏坚持这一主张。几乎没有中共同事同意他的意见。 紧张情绪影响了毛泽东的健康。他睡不好觉,这在他来说是罕见的。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这更加降低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工作效率。到1924年末,他在共产党的总部已处于无权状态,不再可能成为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可信赖的桥梁。 毛泽东1924年2月回到上海以后,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实际上没有写任何供发表的东西。他后来在1925年的作品,主要刊登在国民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上。他被任命为该刊物的编辑。 虽然毛泽东人在上海,但是他错过了1925年1月在那里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基调是以城市为导向,同时也弥漫着对国民党的怀疑。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报每次提到“农民”这个词,都和“工人”这个词连起来,就好像农民不可能独立存在。 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只是个形式。他被从中央委员会排挤出来了。 他把血缘关系转变成政治关系。家里的每个人都为该事业工作,这在早期中共的高层人士中是不同寻常的。 这主要是指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中比在共产党中的职位要高。他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一员,而不再是中共领导集团的一员了。 毛泽东已成为国民党主要喉舌《政治周报》的编辑。1925年下半年,他自己写了大约15篇文章陆续刊登在该刊上,还用笔名“子任”写了一些其他文章;这说明他对编辑这个职务是很在意的。文章全都是他1923年在《向导》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对当前政治问题的激进评论的继续。 毛泽东在国民党内还有第二个重要职务。他在宣传部是第二号人物。由于宣传部长是广州政府总理,工作很忙,因此,实际上是毛泽东主持着国民党信息的交流。 但是,是毛泽东的第三个职务预示着未来。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于1925年10月开课。 在这一期讲习班,毛泽东有限地恢复了他在中共的地位。由于开始关注农村形势,中共领导又让毛泽东回到了船上。 然而,农村的主动权并没有转到中共手上。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中共的农民部建立在上海这个大都会。与此同时,毛泽东仍忙于为国民党的广州讲习所授课。他短时间地到过上海两次,但是他农民工作的重心仍然放在国民党而非中共。 这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在政治上处于孤立地位。 对大多数中共领导人来说,20年代中期棘手的问题是,中共如何能既享受统一战线的好处,而又不失为一个独立的党。 同样,对莫斯科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在中国的价格不菲的珍珠。诚然,中共是苏联的宝贝,但是苏联人并没有高估这个婴儿的能力。就目前来说,国民党似乎重要得多。一说到中国,克里姆林宫就会说到统一战线。 毛泽东不一样。对国共关系的看待和处理并不是他最为出格的行为,行动方法问题并不是他最为关注的。 他最在意的是拥护者问题。革命是为了谁?什么样的火花能把中国庞大的躯体点燃,使革命之火炽热到足以熔化旧的中国,并塑造出新的中国?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广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9个月之后,当他北上时,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开头。他简略地描述了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各群体的立场。城市工人的人数很少;帝国主义的欺凌肯定会使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村的穷人会对革命有关键性的影响。 他们“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毛泽东是基于观察到的事实,而不是依靠马克思的教条,得出这个结论的。 不过,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还是把小小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设法做到了把农民力量之酒装进无产阶级至高无上这只瓶子里。 教师职业,在毛泽东的优先顺序中后退了。他已经转而反对洋学堂,而正是洋学堂曾经为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铺平了道路。他现在会认为,作为政治同盟者,杨教授这样的人将是无用的。 他希望农民没收土地(就是拒绝为他们耕种的土地交租)。他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为此辩护。 在土地委员会所作的演讲中,他的障碍清楚可见:“湖南的军官们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恰恰是那些军官们和国民党是勾结在一起的。 在广东省,国民党可以激进而几乎不需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在北伐期间这样做就是自杀,因为大批在广东以北为国民党服务的军官拥有土地。毛泽东知道,他正处于和国民党断绝关系的边缘。 陈教授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毛泽东后来强烈地责备他要为同国民党合作而导致的恐怖事件负责。这有点过分了,因为当毛泽东在1936年说这话时,他不想责备最大的罪人斯大林。 英雄们应该斗争。如果说毛泽东在1923年至1926年间的官僚机构密林中丧失了杨昌济教授的普罗米修斯愿景,那么他在井冈山,于1928年间则赋予了这一愿景以血和肉。“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毛泽东说道,“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五四”的学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坚定的英雄。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拿的是牙刷而不是枪,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斗争激烈。毛泽东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把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枪杆子、农民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先锋。但是,在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方面,他是先锋。 回溯到“五四”时期,当时有两条通向新中国的道路向毛泽东招手,分别由他崇敬的两位教授指点给他。一条道路是“进程”。陈独秀相信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发展规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在追随马克思主义方面,陈独秀所抓住的是真正的社会变革的科学。地点是城市,关键是城市工人。资本主义的矛盾最终会成倍地增长,革命不过是收获时节。 另一条道路是“意志”。李大钊给马克思主义增加了一种道德的和心理冲动的因素。不管历史进程多么规范,塑造社会主义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大多数中国人是农民,当农村得到改造,一个新的中国就诞生了。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初期,他追寻的是“进程”。工会、城市和布尔什维克先例——他像守在历史大门前的职员那样等待“高潮”的到来。他在组织的接待室里苦等。这是陈教授时期。 但井冈山是另一个阶段。1927—1928年的那个冬天,在创建新政治的斗争中,雕塑家甚为孤独地陪伴着他的黏土。“意志”必然要胜过“进程”。 李大钊曾在1919年为知识分子写道:我们应当到“田间工作……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 以游民和“二流子”充实部队。不到两年,刚开始发展壮大的红军的大部分人就是这些被工人和农民都看不起的游民了。毛泽东转向无业游民是因为他几乎没有别的出路,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把他们视为社会渣滓。 毛泽东确实剥夺了地主的财产——在初期,这比通过向普通农民征税而获得款项的方式要好——而且还把其中一些人在群众大会上枪毙了。但是他尽量不疏远中间分子。他打击大恶霸,但对其他人都尽量示好。 他组织了民兵和赤卫队作为正规军的补充。他又开始重拾他搞教育的办法,开办干部班、战士班,还有教皮肤粗糙的农夫认字的识字班。 在井冈山上毛泽东有点右倾。这是出于需要,也因为把形形色色的人拉进来并改造他们是他的权宜之计(他宽容到称他的两个土匪头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注: 当时的记载是这个形式,而不是后来的“毛朱”,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人们认为朱德在两者中更为突出。 毛泽东在茅坪镇的关键会议上坚持两点。一点他叫做“集中兵力”。打仗有时要扇形展开发动进攻,但只有当你强大时才可以这样做。按毛泽东的判断,红军当时太弱了。 第二点是工作作风,但又不只是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把政治和作战看作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一个极左的政治局。李立三主持工作。周恩来批评毛泽东“闯州过府、流通游击”。没人会提议缺席的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就像没有人提议对极糟糕的苏联食物表示感谢一样。但是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大会(显然由苏联人力促)确实说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通往革命有效的一步。这很新鲜,它平息了对毛泽东的井冈山行动的主要批评,至少毛泽东又回到了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是否回想过他在历届中共代表大会上的角色呢?中共已经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有两次(第一次和第三次)他正式参加了,有两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他只是旁观者,还有两次他根本就没能参加。 毛泽东发现自己又陷入一种三角争斗中。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中共—莫斯科—国民党的三角,现在的三角是中共(上海)—莫斯科—井冈山 李立三坐在办公桌后面,仍在发号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读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就像毛泽东就要做的那样)。整个1929年,他都在连珠炮般地下指令:把城市作为关键;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时机还不成熟;把红军分散成运动的小股部队。他指示毛泽东和朱德离开部队到上海来进行磋商。 毛泽东对如何管理军队也有鲜明的观点,他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攻击好像是对朱德打出的痛苦而坚决的一拳。毛泽东坚持主张:“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地方上忠于党中央的人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个问题。古田会议绝不是胜利进军,从头至尾都是权力斗争。为了制胜,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若干拿手的方法。他转向强调秩序和纪律。 左图: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1930年1月5日,他针对林彪等不少同志的悲观情绪,写信给林彪并印发给部队干部,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年后,这封信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右图:毛泽东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红军不是井冈山上的那支兄弟般的队伍。军官和士兵不再为了讨论政治问题而编在一个小组。让几乎不讲政治原则,甚至更没有政治头脑的军官成为党员,只因为他们是军官,毛泽东批评此种政策,但他有时也随大流。 他在《古田会议决议》里主要强调秩序。他攻击“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军官们可以有骑马的特别待遇,分配给司令部的房间应该比分配给普通士兵的房间大些…… 立三的“笑话”变成了现实。部长在山区出现了。中共决定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的替代政府,这就把以农村为重点的新政策明朗化了。在后李立三时代的气氛下,毛泽东必定是关键性的政治人物。 毛泽东的江西婚姻法完全反映了他自己的经历。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就被视为已经结婚,无论他们是否领了证书。这就废除了私生子的观念,这在中国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同时,毛泽东的法律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把稳定的家庭中的性关系推崇为所有人的准则和权利。 毛泽东演示了他的革命的最终社会影响的讽刺性。中共取得政权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社会中的“人”的地位,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社会中的“如何”(人的行为规范)做,所以它又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1932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对日宣战。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方案,不是俄国革命的重复,并不是“另一个十月”就可以概括在江西山区里流汗流血的目的。他关于世界革命的梦想并不清晰。中国是底线。如果中国处于危险之中,那就没有什么比挽救中国更重要。中国没有了,那么一切关于革命的谈论就只是没有根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泽东开始侧重于一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他没有必要的权力,只能进行一些思考。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对日作战的声明。的确,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一点民族主义的意思,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进攻的主要意义,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毛泽东并没有为蔡廷锴而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他的确还尖锐地批评蔡廷锴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关键是毛泽东缺乏反潮流而制胜的影响力,而当他知道不可能取胜时,他是从不出击的。他随大流。他牺牲蔡廷锴,是为了守住他在江西政权中仍保有的一点权力。这是毛泽东怀着不安而回顾的一个插曲。 在行军的每一个阶段,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生存下来。长征面临四个依次关联的任务是每天必须考虑的:突破在江西的困境;与西边的一个或多个其他苏区会合;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再建继承江西苏区的政权;在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 毛泽东在这点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共是个临时处于转移中的国家政权(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是一个有计划地进行疏散而缓慢成熟起来的政治运动,把回归土地作为以渐进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步(毛泽东的观点)? 有一个细节最能充分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风格:在行军的最初几个月里,红军事实上根本没有准确的地图。他们的确坚持要携带一切装备和文件,但博古和李德却没有想到要带上一把提高自己行动准确性的钥匙。(当一个瑞士传教士被捕并被控帮助国民党办事时,他通过帮助红军指挥员们察看一份法语的江西省地图而缓解了自己的困境!) 参加长征的人54%在24岁以下,和他们比起来,42岁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只有4%的人超过40岁;甚至还有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担任司号员、勤务员、打水员、通信员或者做其他普通事情。傅连暲医生宣称,依他判断,这些热切而朴实天真的农民出身的长征者,90%不曾有过性经验。 每一项行动都要事先向部队解释清楚并概括为一句简单上口的口号;在许多村庄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解释红军的使命并招募新兵;鼓励有艺术才能的战士编出歌舞节目以吸引当地观众: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手笔。 首先,共产党占领了遵义30里外的一个村庄,抓了俘虏,这些俘虏是这个计策的关键。红军审讯人员用哄诱和恐吓相结合的方法对付这些人,给了他们一些银元,还诚恳地告诉他们“苏维埃道路”(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当时的表述)的优越性。 共产党很快就获得了他们所知道的关于遵义驻军的每一个细节——还有他们的军服。接下来的部分既应记入中国的战争史,也应记入中国的戏剧史。 毛泽东自己并不拥有一个强大的派别。他也不属于已有的两派之一:28个布尔什维克一派和黄埔军校出身的一派,周恩来是后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毛泽东是个可信赖的领导人,因为他和朱德一起在江西早期反“围剿”的战斗中有良好的记录。毛泽东胜利了,但是他之所以此时胜利,是由于28个布尔什维克已明显地失败了,并且也由于有几个关键的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决定抑制住他们对毛泽东的疑虑。 毛泽东新的权力,基本上是在军事方面。至少在长征过程中,枪杆子是通向一切权力的关键。他成为共产党五个最高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五人中上升最明显的人物。这使他对红军将领们的权力,比他在井冈山或江西时享有的权力大得多。朱德仍是红军总司令,并继续保持与毛泽东相当稳定的一致。 对毛泽东来说,找到一些香烟就足以使哪怕最灰暗的日子也明朗起来。有报告甚至说他的手下人曾用鸦片向敌方部队换取香烟。得不到烟草的时候,他就试验用各种有刺鼻气味的叶子作替代品,足显其机智灵活。李德也跟他一起做这种冒险试验;寻找一种东西好好吸一口,大概是这位爱挑剔的德国人和这位镇定的中国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爱好。 张国焘却放弃了在四川北部的苏维埃,悲观地向西藏的无人区撤退,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在危难时刻对红军的背信弃义。这意味着,毛泽东在他向北渡过长江的大规模行动中,不可能从张国焘很有实力的第四方面军那里得到任何帮助。这让蒋介石能够把毛泽东的长征队伍挤压进由几条难以逾越的河流交织成的网中。 如果说这是长征在道德上的低点,也是有原因的。两支队伍试图会合起来,但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经验和一系列雄心。几个月来已被淡忘的问题现在凸显出来:性格上的癖好、制度上的自豪感、穷苦战士们未来的平民梦想。 毛泽东和张国焘每人打造了一支带有个人印记的军队,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带出的队伍的控制。 至于未来,毛泽东希望向北推进去打日本,张国焘则宁愿留在西边(他已经很了解这里了)并积蓄更多的力量。 是的,长征是一次撤退。在1935年末,中共的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然而,长征具有深刻的影响,远远超出把红军运送了相当于美国宽度两倍距离的物理结果。长征对于毛泽东的中国来说,其意义就像走出埃及对于以色列一样。它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人群,锻造成一个对其事业具有坚定信念的强有力的队伍。 这个行程具有宣传功能。通过穿越两亿人居住的国土,战士们宣传了他们的事业。毛泽东坚持主张,如果一夜的停留不能做别的什么事,至少可以有时间教一些农民写“打土豪,分田地”这几个字。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绊倒在民族主义这块石头上。由于他们认为人类最终极的忠诚的关键是阶级,所以他们对民族感情的顽固性感到惶惑。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聚集起来时,第二国际就垮了。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在根本问题上给中共下达直接的命令。毛泽东心烦意乱——而不是一笑了之(嗤之以鼻的一笑是他了不起的武器)——说明他绝不是在藐视斯大林。然而,毛泽东还是没理会斯大林的指示,这场危机增加了他心里对莫斯科的智慧和诚意的保留看法。 第一组人的领头人是左右摇摆的张国焘(他一度是非常坚决的“关门主义者”,以至成为毛泽东左翼上的一个污点)和王明(他作为28个布尔什维克的头领,在莫斯科待了六年之后已经回来了。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是亚洲的希望)。张和王希望与蒋介石全面结盟。 毛泽东精明地将喜欢糖果的孩子严密地关押在糖果店里——他很快就让王明当了中共统一战线部门的负责人,驻扎在蒋介石的首都。 倡导“关门主义”的人,引起毛泽东很强的敌意。由于他们没有人像张国焘或王明那样能为争做中共领袖而向毛泽东叫阵,这种敌意尤其给人深刻印象。这些狂热的人希望审判蒋介石,或许还希望把他处死。他们排斥与国民党的任何合作,认为那与阶级斗争的逻辑相悖。 毛泽东的军事文章很生动,具有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本位主义特点,甚至几近沙文主义,而且对“左倾”极端主义深为痛恨。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这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献。 他极力主张,下判断以前要对事实作周密的调查。他嘲笑那些冒着不知不觉在整体上犯错误的风险而拘泥于局部的人。他忠告性急的“左倾”分子要耐心,不能期望刚把配料放进去,汤就可以喝了。 为了让出其不意的策略(弱者对付强者的少数武器之一)最有效,他应用传统中国军事思想的二元性:进攻和防御,运动战和阵地战,拖延和突然行动,集中力量和各个击破。 中国有个传统,就是把杰出的外国人吸收进它的生活方式中。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是要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是自己却被半中国化了,甚至在中国宫廷里担任职务,直到教皇警觉起来,才制止了这种逆向传教。 在中国,吹捧毛泽东的逻辑之所以使人信服,其特殊之点在于,中共总是处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需要向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可以与蒋介石相匹敌的人物。确实,共产国际在1943年被取消(是对莫斯科的资本主义战争盟国所做的一个姿态),提高了毛泽东的地位;像王明这样的中国人,不能再越过毛泽东的权威而指望莫斯科。 在延安时期之前,他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只有很小一点权力。进入50年代,他有了权力,但是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庞大官僚机器,会让他作为导师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有力。而延安令人兴奋之处在于,他既当导师,又是统治者。这使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作为中共首脑的黄金时代。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既是战士又是知识分子。 毛泽东证明,他不是又一个以枪杆子为事业、以权力为目的的军阀。一种社会愿景引导他塑造出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赢得了那些长途跋涉来到这片黄土山区的人们的赞誉,还常常赢得他们的极大热情。 如果毛泽东的目标仅仅是权力,他就不会像在延安时那样,权力已经巩固以后还继续前进,试图改造1945年已经在他统治下的9000万中国人的灵魂。 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改造”的观念,却是可怕的,它既源自马克思主义,也源自他孩童时期的创伤。事实证明,他具有权威性的性格,驱使他变成他父亲那种样子,而他父亲曾觉得年轻的泽东没有能力那样做。 大概毛泽东的父亲对他的影响终归大过他母亲,如果说只是在下意识层面的话。他母亲在对抗他父亲的威胁上,是他的盟友,但是,他父亲是毛泽东在他人格的某个层次上所竭力模仿的榜样。 毛泽东在年轻时曾觉得,威吓是服务于真理的一个合适的武器。他从未愿意尊重别人犯错误的权利。在延安,这种本能开始具有国家政策的巨大威力。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了毛泽东和中国许多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之间的长期不和,一直持续到他此后的一生。 毛泽东引用欧洲大师这一新习惯上,有个自相矛盾之处,就是他读得越多,就越不敬畏他们。毛泽东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为的是支撑或美化不仅是欧洲式的而且是中国式的思想架构。 而毛泽东则把刘少奇提拔到与他自己和任弼时共同组成的三人最高领导集体中,高于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他这样做,部分地是因为刘少奇经常抨击28个布尔什维克的“左倾主义”。但是也因为刘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延安,不可能在重新审视党的历史并形成整风背景的问题上挑战毛泽东。 2013-09-20 18:12:39 20世纪50年代将会显示,毛泽东对美国的命运持有一种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2013-09-20 18:13:00 当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是一件多么难办的事时,已经为时太晚。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已经诱使一些关键的美国共和党人百分之百地支持国民党的事业。因此,罗斯福必须小心翼翼地与蒋介石打交道。 在中国,“刻薄的乔”和陈纳德将军有分歧,陈纳德不想与毛泽东协作,而是想通过炫耀空中力量打败日本。而罗斯福那来自俄克拉何马的“推土机”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正在准备与史迪威参谋人员中的以及国务院中的中国问题专家作战。 可怜的毛泽东被弄糊涂了。没有人告诉过他,处理中国问题的美国人把百分之七十的时间花在互相辩论上,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花在实际行动上。 毛泽东写了一篇叫做《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文章。他和美国的调情,就像罗斯福的生命一样,几乎已经结束。 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和蒋委员长使得一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新内战不可避免。这等于是赫尔利帮助把中国的未来交到毛泽东的手里,并且帮助把毛泽东推向与苏联更紧密的联系,而这种紧密联系是毛泽东未曾有过的,也是他并不想要的。 不久,赫尔利和蒋介石声言他们所支持的一切目标,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 也许,不管马歇尔可能做什么(即使他双手都自由),毛泽东都会打败蒋介石。但是,如果毛泽东在1945年真的作为政治领导人来到白宫,而不是作为遥远的命运之神悬在美国的想象中,那么,在美国引起的冲击会比较小,对“丧失中国”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怨恨。 毛泽东在中国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本应是在51岁时到美国,而不是在56岁时到苏联。假如当时真的去了美国,他在后来25年间和美国的关系大概会较少地陷在苦涩中,会较少地夹杂着战争和战争威胁。 2013-09-20 18:55:49 毛泽东从东道主那里只争取到3亿美元的贷款(5年期)。贷款必须以中国的产品和原材料偿还,还要加上百分之一的利息。这样的援助比莫斯科给波兰(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大的一个国家)的还要少,只有苏联军队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从东北搬回家的设备价值的大约三分之一。 2013-09-20 18:56:22 毛泽东最早的重要国家法案是婚姻法和土地法。这两部法律都是对旧中国的沉重打击,都似乎是把个性给予了至此还没有个性区分的中国大众。毛泽东寻求让农民可以自由选择配偶,并拥有一块他自己的土地。但是让人民获得自由而成为自由的个体,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他心里有个崭新的宏伟设计。在这个设计里,中国群众再一次成为摆设,就像他们曾经是封建主义的宏伟设计的摆设一样。毛泽东不打算把中国变成一片杰斐逊式小耕作者的土地。 消灭地主并把土地分给耕作者是第一步。对于身上没有了枷锁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一大步,几乎像是皈依另一种宗教一样。农村的穷人因为没有了约束,处死了成千上万的地主。 在政治上,毛泽东仍然是一个家长式的统治者。中国过于落后,不可能稳定地一跃而进入现代社会。要达到毛泽东信奉的民主与平等这两个价值观,的确是很复杂的。 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民共和国的样子,在1950年就基本成形了。属于二元统治的舞台道具已经搭好。在前台位置的,是适于生活中每个舞台和阶层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在后台位置,是共产党——它无处不在,而且是有武装的。 毛泽东是个整体论者,中国式的。他有一次宣称,确实有一个上帝——就是群众。如果群众是个集体,是个单一人格的实体,那么可走的道路就只有一条,而不是多条。人们不可能按自己的方向而离开这条道路。 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的群众是“它”,而不是“他们”(中国人民)。 “三反”、“五反”运动有列宁主义的影子,但是它们也散发着儒教道德主义的味道。 毛泽东既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也是旧中国的产物。在中国,从没有人说,一个人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提高或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不是孤独地在和上帝或超巨大的新教的良心进行搏斗,他是在群体里受到大家的推搡才能这样做。 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没有像信徒圣保罗那样突然改变信仰而成为社会主义者。新生——如果发生了的话——是社会性的。在西方,我们认为人们可以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改变自己;在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人期望能发生这种灵魂的变化。 毛泽东为“三反”、“五反”运动提出了口号。但是,他对官员们和工商业者的批评,比对思想界人士的批评要温和些。 毛泽东撤销了6个大区,包括邓小平的西南局。邓小平不久就被提升去担任更高的职务。毛泽东也解除了人民解放军直接管理行政的作用。总之,在1954年新宪法形式的背后,事实是中共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独立王国”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特别是有一个独立王国,东北领导人高岗的独立王国,曾在1953年给毛泽东造成麻烦。毛泽东把它打下去了,但是他自己也病倒了,而且觉得共产党正直团结的性格在他脚下动摇了。 他追逐权力的方法一直是本土式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外衣剥掉,换上中国的长袍。他没有试图在上海重演列宁在圣彼得堡所做的,而是像中国农民造反者几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走向山区。他也没有在中国传统之外去达到他的全部目标。他把共产主义的未来状态,设想为实现古老理想中的大同。 毛泽东的确跟中国有冲突——跟两个中国。在这个主要依靠社会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几乎从来没有很强的国家政权。毛泽东的北京把人民用各种规章制度捆绑起来,自2200年前秦始皇这样做过以来几乎没人这样做。秦始皇用一位中国法家人物的“异教”传统把中国敲打成很规整的样子,比起公认的儒家道德社会的思想来,这位法家人物更相信行政处罚。 毛泽东也跟他自己创建的新中国有冲突。作为新的法家,他把中国人从这些束缚和神秘化中解放出来:家庭压迫、关于宇宙的迷信、极端的地方主义。但是他是个中国整体主义者,这足以使他希望把中国的千千万万人捆绑在新设计的安排之中。他的新国家开始制造出现代公民。毛泽东主义制度从现代之前的历史中借用了那么多东西,这些公民还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跳过这一制度设置的一个个铁环呢? 这是一个未来才会爆发的危机。 历史和地理是他外国知识的两根支柱。科学技术问题以及政党的更替,他并不很感兴趣。 对毛泽东来说,外交政策暂时只有一个目标:允许新中国毫无阻碍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对到中国以外去进行十字军式的征讨不感兴趣。 毛泽东下令把花砍掉。这部分地是由于刘少奇和其他同事施压。他在1957年初的一次演讲中首次谈到两类矛盾的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是个模糊不清的区别。 但是,毛泽东在塑造政治制度方面,却不那么成功。他不顾别人反对而号召发表不同政见,然后又挥手阻止,结果造成知识界谨小慎微,甚至是沉闷不语。在毛泽东当权的历史中,“双百”运动这件事是一系列之字形发展中的第一例,都是为了寻求一种政治制度而要做不可能的事。以民主的方式处理冲突,但是仍然在中共监护的框架之内;在公民中唤起辩论,然而目标是事先已确定的。 当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召开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在11年中的进步,以任何尺度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然而,毛泽东不能在所有方面都随自己的意。 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有56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坐在大厅里。事实上,中国的威望在国外是很高的。讲坛上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国际成就的段落,常常赢得代表们的掌声。那些声称国内胜利的段落,则不那么经常得到掌声。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对于毛泽东的口味来说,代表大会过于自鸣得意。确实,他赢得了一些胜利。国防费用削减了;毛泽东当时喜欢的邓小平,被提升到党的总书记这个新且重要的位置上,就毛泽东对抗二号人物刘少奇强大的权力来说,这是很好的保障。 但是,代表大会没有认可毛泽东搞经济的“大跃进”前进的方法。会议寄希望于稳健的计划。甚至更恼人的是,它遏制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1945年的党章中,规定中共“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1956年的章程中删掉了。当然,代表大会受到了七个月前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拉下神坛的影响。在毛泽东的账上,又多了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的黑色标记。 在表面之下,中共团结上首次出现的大裂缝开始了可怕的发展过程。在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对历史观的信念仍然完好,争吵还在限度之内。毛泽东容忍了对他的批评。(只要回顾一下李立三和王明被允许重新选进毛泽东的中央委员会就可明白。)但是分歧依然存在。 毛泽东完全了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已经使他自己的最高权威成了问题。 到1957年初,毛泽东就像一个波斯地毯的织造工,他拿着各种颜色的线坐下来,却在地毯完工以前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花样。他有6条线要织进互相的关系中。花园里长的草已经比花多;关于斯大林,必须保持一种平衡;波兰的起义不能谴责;然而,匈牙利的警告,绝不能忘记;他必须慢慢地从个人崇拜的边缘撤回来;而且中国的经济,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推进。 毛泽东对波兰改革的同情蒸发掉了。4月份,他曾宣布他要在即将到来的夏天访问华沙。但是他突然取消了行程——原本这会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对苏联之外的国家的访问。到1957年末,他以激进的语言谈论起社会主义阵营需要团结,需要对其领导者莫斯科效忠! 北京保持了稳定和平静,因为毛泽东妥协了。经济没有如他所望在1956年开始“跃进”。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框架内实行言论自由的实验,失去了势头。这两个挫折,让毛泽东的许多同事觉得有正当理由咕哝着说“我告诉过你会这样”。毛泽东缩回来跟他们站在了一起。 但并不是很彻底。在他自己心里,在斯大林的神话被打破以后,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跟以前一样了。他对莫斯科所主张的信念的敬畏,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某种东西在他心里冒出来了。他要走上一条更加理直气壮的中国式道路。 如果刘少奇以为,经过1957年的发展之后,一切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了,那他就错了。他和毛泽东都在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问题。但是经济问题“如何搞”,将把他们分开。虽然两个人都被匈牙利事件所震撼,但是刘少奇认为,更好的生活水平,是防止中国出现任何此种危险的最好保证,而毛泽东则优先考虑道德革新。 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在后来的10年里,毛泽东用它四个方面的影响治理中国。一切都不能只看表面;不断的变动是唯一真实的现实;未来并非在“远处”,而是必须现在就把它抓住;混乱是大多数美好事物的催化剂。 如果说毛泽东对最终目标有怀疑,那么他对如何去做,却有强烈的信心。他觉得经验已经教会他政治行动的秘密。 利用矛盾是获取和掌握权力的方法。 平衡只是假象,甚为不利,不平衡才是最有创造性的事物的状态。 进步靠“波浪式”推进来实现。 如果变革只有上面的命令,而没有群众热情投身于变革运动的积极性,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斗争保持纯洁,它不仅能让你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是政治中的神圣的东西。 可信赖的人不是专家,而是老粗、外行、卑贱者或所有那些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语和英语中,‘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汉语中就完全不同。”随着这一语言学分析的提出,他在精神上已经离开了苏联阵营,苏联终归不过是腐朽西方的一部分。 在批评苏联经济学的过程中,毛泽东向儒学迈了一大步,从而离开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能否和中国的经济规律一致,还需要研究。我看,一般来说,它们是一致的。”他准备把中国的道,看得比具体的经济结果更重要。这样做符合儒学传统,但不符合欧洲马克思主义。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经济规律,它不承认经济规律之外的什么“道”。 在主张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这点上,毛泽东在1958—1959年走上了极端。他在一个地方干部的集会上说怀疑是好事,虽然没有说为什么;同样,失败也是好事。他敦促召开好人和坏人都邀请的会议。“如果没有坏人,也就没有了好人。” 而在“大跃进”问题上,陈毅和朱德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刘少奇中立,政治局里几乎没有人完全认同毛泽东的意见。 在庐山的幽灵是斯大林。毛泽东找到了对付因斯大林逝世而产生的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中国方法。但是,他在这一过程中也分裂了中国共产党。 在1959—1960年冬天,毛泽东重新给彭德怀定了调子,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私下里承认了古巴倾向于苏联而不是中国的真正原因。古巴缺少石油和武器,而莫斯科能够提供这些东西。 有许多年,毛泽东持有一种微妙的、按照马克思主义标准是相当温和的阶级斗争观。他坚持主张,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不得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相混淆。在延安,他指责28个布尔什维克把过多的冲突归入前一范畴。 在20世纪50年代,他仍然不愿意给对手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他在跟东北的“独立王国”作斗争时,没有给高岗贴这一标签。另外,毛泽东迟至1957年10月还一直认为,由于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阶级之间的斗争会逐渐消亡。 所有这一切都在彭德怀事件之后改变了。他开始相信阶级斗争正在变得更加尖锐。 这一次思想上的换挡使毛泽东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很快,他就以态度为标准来划分阶级。“重要的是区分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本人的表现,重在表现。” 这位怀疑一切的圣人,即将祈求降临一种伴随重生而来的天真无邪的欢乐。阴影里的这个人即将作为半人半神登上圣坛。这位喜欢用关于永恒的思考让来访者茫然的领导人,仍然有满肚子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权术,这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三个国家之一。这位因见到刘少奇正在按秦始皇的模式成为强硬的管理者而愠怒的政治家,不久就将把他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甚至比彭德怀和林彪之间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危机之后得出了关于党的灰暗结论。在庐山上失去的,是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制。从那以后,党成了一部被争相控制的机器,而不再是高于一切个人和争议的整体力量。毛泽东一步一步地开始认为,自己的个人权威可以跟共产党的权威分离开来。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刘少奇曾试图把毛泽东从第一把交椅上赶下去。真相是,刘少奇把毛泽东看作中共的主席,而不是皇帝。 这两个人在大的观点上有分歧。刘少奇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农民对革命的贡献。他像天主教徒相信教会一样相信党的权威,不像毛泽东那样热衷于邀请群众批评党。他的性情是喜欢以有条不紊的步骤办事,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喜欢波浪式地发展经济。 刘少奇没有毛泽东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他对苏联的各种缺点也不像毛泽东那样看得那么重。很难想象毛泽东会使用从刘少奇的嘴里自然说出的国际主义形式的语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优秀支部。” 毛泽东的回应是越来越反“左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阶段,1965—1966年,是针对那些“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用词)。 从1967年开始的下一个阶段,是针对狂热的煽风点火的年轻人,他们证明自己更善于破坏而不是建设(代名词是“极左派”)。《人民日报》仍在设法鼓励造反。然而,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关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忠告。刘少奇在1968年10月正式被免职;此前很长时间,毛泽东焦虑的重点已经从刘少奇的错误转向“红小鬼”们的错误,他们打倒了刘少奇并希望“立刻实行共产主义”。 陈毅是幸运的。风暴袭击他时——跟刘少奇的时候不一样——毛泽东对风暴已经不热心了。“我肯定要保护陈毅,”毛泽东说,“但是先让红卫兵给他加加热。”但在刘少奇、数十名其他高级干部或成千上万的中层干部身上,毛泽东并没有遵循这个战略。陈再道得到拯救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以秩序代替自发性。 毛泽东转而反对极左派以后,他选择了合乎逻辑的另一个同盟:他要求解放军出来恢复秩序。人民解放军把工厂、学校和办公室从“能力不够”的红卫兵手中接管了过来。 毛泽东对自己把军队叫来的决定作了永远合理化的解释:“军人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他自己早年的格言可能更中肯一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很快就出现了一种扭曲了的新的组织形式,“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没有说明它的实质。形式上是红卫兵、军人和自1966年以来得到改造的干部的三结合,实际是三条腿的怪物,什么也干不成。“革命委员会”是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政治秩序的稍稍有点遮掩的一步——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毛泽东没有就“文化大革命”背后存在的秩序与自发性之间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他不能在自己对斗争的信念与意识到的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性;他相信斗争对锻炼性格(一个个人的问题)有好处,同时又意识到上千万的人互相斗争将产生混乱(一个政治秩序的问题)。 他作为中国的领袖,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还是不肯放弃他那种类型的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开始着手搞“文化大革命”时,他思想上已经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做了一个诊断。他宣称,资本主义在卷土重来,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一场斗争——进行文化革命,否则经济可能会从社会主义倒退回资本主义。这个诊断大概是谬误的。 被砸烂的东西后来大部分又恢复原样了。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主义回来了。毛泽东砸烂了他的敌人(人),但不是他真正的敌人(主张和目标)。 毛泽东开始“文化大革命”时,决心更牢固地建立他长期以来坚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质生产。 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的本身。 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 帮派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已在毛泽东的“中央帝国”衰败的又一个迹象。 除了二号人物的存在提醒毛泽东死亡正在来临以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林彪的军队1967年后作为政治体制基石的作用越来越大了。毛泽东现在一心要重建他在1966年如此坚决地抛到风中的党的机构,但林彪的军队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回到营房里去。 第二,毛泽东觉得60年代的林彪滋长了一种权势政治心理。林彪提到“绝对权威”,这激怒了毛泽东心中的猴性。毛泽东跟林彪不同,他并不把不计一切代价保卫政权大厦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他也不像林彪那样倾向于使用军事权威的盖子来窒息政治上的观点分歧。 第三,赤裸裸的野心起了作用。毛泽东在1966年给妻子的信中曾经表达过,他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包装成神奇的包治百病的灵药的做法感到愤怒。 2013-09-20 20:06:22 毛泽东和林彪都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关键性价值观,甚至当他们在如何贯彻这些价值观上意见不一致时,也是如此。两个人都比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左,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的军区司令员。例如,两人都鄙视在工业管理中实行物质刺激,在文化政策方面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 但是,林彪希望以军管的方式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毛泽东不仅由于林彪的野心而不信任他,而且觉得军事方法不能代替政治方法。“我赞成军队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传统军人作风,”他对地方官员们说,“但在思想领域里行不通。” 毛泽东希望推进会“触动人的灵魂的无尽头的革命”。林彪则希望巩固在军界领导下的“文革”的“成果”。 林彪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加以歪曲,让毛泽东心里感觉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单纯的“毛泽东”,说成是理论正确性的法宝。1970年,无线电广播开始宣称:“毛泽东思想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的魔力能比毛泽东本人活得更长,而且能由一只全新的手作为中介加以传播。 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紧张关系的产生,还因为林彪希望任命一个人填补国家主席的空缺;此前刘少奇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林彪说,他应用的逻辑思路显示了他心里所想的和毛泽东所想的有多么不同,“名不正,言不顺。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正处于一种演变的边缘,即放弃阶级分析,而把势力均衡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关键。 林彪根本不同意毛泽东向西方倾斜的观点。周恩来跟林彪不一样,这位总理对西方有第一手的了解,他更容易作调整。这种转向西方的政策给了周恩来一个他很欢迎的机会,使他能重启他以前与美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的联系。 越南战争使毛泽东制定新的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变得很困难。然而,毛泽东觉得,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使中国的亲西方政策更合乎逻辑。到1970年,毛泽东已经对印度支那战争本身不那么感兴趣了,转而更加关注战争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力量组合。 争论的问题跟以前一样:国家主席问题,“天才”问题,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美帝国主义是否仍然是个威胁的问题。 除掉林彪,是值得为此而付出代价的。毛泽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作权衡,他必须谨慎地行动。于是,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首先把跟林彪结盟的理论家陈伯达当作靶子,切断林彪和极左派的联系;然后,在1970年12月和1971年4月的会议上,他向围在林彪周围的“大将军们”开火。 对法定接班人本人,毛泽东则假装要“保护”,甚至是“拯救”。 当时军界内部关键性的分裂,以及周恩来一番漂亮的工作,为毛泽东赢得了胜利 50年代,在取得政权以后,以及军队经历了苏联式的职业化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解放军在北京的中央级领导层和军区领导层之间出现了鸿沟。 中央一级(特别是规模虽小但在成长中的空军和海军)变得更像其他国家的现代军事机构。而军区一级,则在很多情况下由长征时的朴实的老红军领导,仍然更为传统,较少受到当时时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无意造成的结果,加剧了这种分歧。 毛泽东曾经鼓励林彪把社会秩序军事化,把军事秩序政治化。他已经用同一手法除去了许多军区的军事司令员。到1971年初,毛泽东需要改变敌友关系。 周恩来和那些司令员们,不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死抓住“文化大革命”的价值观不放。他们的联盟(一个非常反“文革”的联盟)现在从林彪手中救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从这次分裂中收获了反林彪的果实。 在林彪这方面,他任人唯亲、野心勃勃,蛮横地漠视规章制度、漠视群众参与政治。 在毛泽东这方面,也有类似的规避规章制度;对他那“无限忠诚的”接班人极为缺乏正确判断,或决断,或二者都缺乏;当他批判林彪的时候,没能紧紧抓住在北京的人民解放军总部的领导权。 一种右翼情绪明显地体现在:农村政策较为宽松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受害者又重新安置到高级岗位上;学校又回到正常的秩序,不那么强调意识形态了;工厂里在某种名义的掩饰下采用了物质刺激手段;对历史和其他思想性话题的讨论,相对来说不再那么受当时政治需要所强加的偏见的影响了。 1972年的向右摆动,肯定让毛泽东想起“大跃进”失败之后发生于1962年的类似摆动。 毛泽东在命令对人民公社采取一套温和政策的文件中和善地说:“我们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利益。”文件以社论的口吻接着说:过去“人为的平均主义已经阻碍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明显地表明,政策向右转了。 在多变的季节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个多么方便而又有多种用途的万金油! 到1973年春天,毛泽东冲上了外交政策的顶峰。 在战术上,毛泽东总是更喜欢在政治局的各派中占据中间位置(跟他在原则问题上信念的强度完全不相干)。从这个位置,他可以根据辩证法的翻转或自己的一时之念而转向左边或转向右边。 1973年,当他发现反林彪联盟把他向右拉得太远时,他觉得有一种向左转的冲动。他在意识形态的橱柜里翻找弹药,以便向他判定为太保守的同事开火。 能否跟毛泽东取得联络,对北京的权力赌注来说变得至关重要。 毛泽东扮演的是最高立法者的角色。在任何观点的冲突中,他可以通过喃喃吐出一个短语或涂写出一句格言就能获胜。但是,他不能跟踪到底(像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并让现实跳过来而符合他的格言。 会议如此枯燥乏味,有两个原因。第一,毛泽东仍在迁延,有统治之名,但无统治之实,这就抑制了他周围的人智力上的创造性。第二,如果1973年要出台新政策,就会像在上帝面前提出对十诫进行修正一样。 就个人而论,周恩来成了“十大”的明星。他在外交政策圈子里的一些追随者,在权势地位上有所提高。同样得到提升的还有一些非毛泽东主义的官员,其中大部分是周恩来的熟人,他们通过反林彪而得到了回报。跟“九大”相比,大输家是“左倾”的人民解放军军官。 毛泽东并非真的在特地安排一种平衡行动。他只是站在阴影里,并(或者由于老迈,或者由于任性乖张)发出让人难以确切解读的信号,从而造成了混乱。 1974年的滑稽表演,不仅是毛泽东主张变化的思想和孔子主张有秩序的思想之间的较量。 孔子的影响的确阻碍了毛泽东主义对中国的改造。特别是在农村,对妇女的态度、对社会地位的态度以及对过去的惯例和进步所给予的不同重视程度,所有这一切都仍然带有儒家的味道。然而,在毛泽东的中国,像“批孔”这样的运动也是一种迹象,表明政治局里有人害怕某种东西或者努力要争取到某种东西。 周恩来觉得整场运动荒谬可笑。的确是这样。对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来说,这是奇耻大辱。这个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由于毛泽东有统治之名而无统治之实,使得政治局瘫痪了。 对江青来说,“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混乱,从反孔的角度看,是向“左”推进了一步。对周恩来来说,“批林批孔”则被看作是反林彪联盟的延伸,因而是套在极左派脖子上的套马索。 毛泽东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法疏远军界,因为在这个国家,人民解放军跟群众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比党跟群众的关系还要紧密。 确实,毛泽东在1973—1974年冬天让大军区司令员们受到了冲击。他让11个人中的9个人轮换了岗位。一下子命令那么多地区巨头离开他们的辖区到新的城市去,是没有先例的。他成功地实施了这一举措,回应只是抱怨而没有开枪反抗,这完美地展示了毛泽东的权力。 但是,如果毛泽东没有在这次行动前夕让邓小平重回领导岗位,如果邓小平不是毛泽东的马戏团主持人,并将他担任新职位的消息告诉了每头狮子,人们或许会怀疑,毛泽东是否能重新安置他那些咆哮的军界狮子们。 毛泽东和江青的长期伙伴关系从个人来讲已基本结束,虽然从政治上讲还不完全如此。这位眼里闪着未来女皇光辉的前演员已经搬出了中南海。从1973年起,如果江青想要跟毛泽东谈话,她必须向张玉凤递上书面申请,说明理由,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以后才被允许来到他的住所。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至少有一次拒绝见她。 2013-09-20 20:33:31 在部分报纸上,经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主要话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邓小平的口号,成为跟春天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差不多的引人注意的用语。 这种务实精神在1975年秋天达到高峰。在若干反映了务实精神的经济会议中,邓小平在其中一次农业会议上讲了话。讲话的还有在湖南以抓农业起家的第二号人物华国锋,他胜利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 然而,从其民族主义和长期愿景的意义上看,毛泽东的战略前后是一致的。他不希望苏联和美国互相打起来,但他也不希望它们勾结起来对付中国。他希望他们相互之间不信任,从而让中国争取时间变得强大起来,成为可以与他们之一或二者相匹敌的对手。 然而,这些变化都没有持续下来。到了70年代,年轻人的兴奋被相当普遍的玩世不恭所代替。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70年代的胜利者又回来执政(邓小平是其中的代表)。如果说对权威的敬畏减弱并延续了下来,那它现在正转变成对共产党的怀疑。 周恩来如果在世,可能会缓和毛泽东过世的冲击。但是,毛泽东的在世,不能减弱(实际上反而增长了)从周恩来的骨灰里冒出的政治火焰。 由于没有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处于“李尔王”的境地,并具有猴性,极左派对邓小平生硬的作风提出挑战,就是个必赢的赌注。 1976年初周恩来的逝世导致了两派分化。单是毛泽东的存在(加上他变幻不定的偏爱)就已事先为反邓赌博的色子做了手脚。 由于周恩来的辞世,邓小平失去了他意欲安排毛泽东之后权力组成的关键性支柱。极左分子看到了向他们亮起的绿灯,开始寻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组成,江青会在她最大的一次赌博里掷出色子。毛泽东看的文件比以前少了,因此“宫廷阴谋”加剧了。 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他选择了一个二流人物,而不是最好的备选人来代替周恩来。 这就是最典型的毛泽东,一个仍在探索而不相信平衡的人,一个在倾慕光明的同时常常提醒人们还存在黑暗的人。 同一性是毛泽东的理想。讲课必须把意思交代清楚。政治上也一样。统治者是放大了的教师,因为他要把人民聚合到一起,使他们感觉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民主和权威这奇怪的双人舞,在毛泽东的心里跳起来了。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这段话让不少人觉得难解。当然了!只有当群众把他们的内心奉献出来,统治者才能加以协调,并编织出作为政治的道德目标的集体同一性。 毛泽东是一个导师;他的确希望他的学生,即中国人民,自己头脑要清醒。但只能有一个头脑,一种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思想不一致是不道德的。这就是进行说教的毛泽东和挥舞权力的毛泽东之间不幸的一环。到70年代,这“不幸的一环”已经导致中国政治制度中久治不愈的疾患。 “批孔”运动的一部分灾难性后果在于,已经从“长剧”里删掉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不管是儒家的还是毛泽东的。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国家的经济未来,优先于长期累积下来的信条的荣耀,孔夫子和毛泽东之间的争斗,在他们看来是书呆子之间的事。 毛泽东的确把自己看作圣人,圣人跟群众的直接联系不需要中间机构,而这种中间机构,正是属于现代意义的政治范畴。这种中间机构的模式在旧中国就已确立。但是,由一位集真理和权力于一身的圣人统治现代的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个非常有害的模式,而且是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毛泽东从来不是个要费心弄清楚别国内政微妙之处的人,82岁的毛泽东就更不会这样做。对他来说,有象征意义就有现实意义,过去的记忆对当前仍有意义,而且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与世隔离的世界。 邓小平成为不稳定的政治继承方式的牺牲品,成为他自己强硬作风的牺牲品,成为不合时宜的、务实主义者的不走运的牺牲品。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支持动乱。如果北京市市长没有在得到毛泽东的点头之后命令把献给周恩来的花圈挪走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场动乱。 因毛泽东生命垂危,又因为没有正常的转交权力的程序能让他自然地把权力交给大家商定的继承人手中,毛受到奉承者的摆布。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国到访者并不意味着他已退出政坛。 近水楼台、枪杆子、个人忠诚、血缘关系变得比宪法或任何其他的规定都更重要。 政治局的各位成员互相争着要得到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的文件和信息。很多权力转到了毛泽东的长期警卫员汪东兴手里,他现在控制着8341部队这个精英警卫团、间谍工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的权力对江青不利,他看不起江青,对“左派”极为厌恶。而且邓小平及其支持者也绝没有放弃任何机会。在“左派”方面,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成了向政治和媒体圈子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所有批评的渠道。 无论1949年以来路线上的所有左倾右摆有多么吓人或有风险,毛泽东的存在一直是个不变的因素,是权威的最终源泉,是任何动荡的一个底线。 那个时代即将结束。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里,还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隐隐显现的断层的先例。 外电总是说毛泽东去世后将带来不确定性。然而,毛泽东的存在长时间以来成为中国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而他辞世的时间,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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