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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上漫游，看见过某些美丽的山谷；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室且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过这些之后，我才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云上有阳光的世界。

这些思想系统在一切观点上都甚少互相排挤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从，倒挂绿毛么凤。素面翻嫌纷涴，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是真的人生，及痛苦、死亡、孤独的问题；用伟大的人类心灵来表现灵性与肉体的关系。在这里，人的心灵遭遇了人生的问题，遭遇它的悲凄和它的美。而耶稣用简单明了的方法解决了这些人生问题。

。孔子死后，儒学分为两派，一是荀子而一是孟子，前者相信人性恶而必须克制，后者相信人的善心可以绝对扩张

因为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

广义地说，儒家可说是成功的。中国人可能有说谎着、小偷、贪官污吏，但甚少发现有中国普通劳动者，或农夫，不把人与人的好关系及好礼貌视为首要，或可被称为粗暴或缺乏家教的。我主张用礼貌来润滑社会的摩擦。无论你怎样不喜欢被抢，但如果那个抢匪说，“我求你宽恕，但我必须向你借用这张毯子”，你会觉得舒服一点。在这个故事中，那个富有的毛毯主人认为那个贼是“梁上君子”。

有许多人能写出迷人但无意义的文章，而写出迷人又有意义的文章则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天赋，像琼浆玉液一样难得。

，佛教禅宗的发展，是以不信任逻辑的分析为根据，而在笛卡儿推理方法之下受教育的西方人，觉得禅宗很难了解。基督教最令东方人震惊的是，差不多所有基督教神学，都对宗教作学院式的研究。那错误几乎是难以相信的

人常想用有限的文字来为无限下定义，像谈论物质的东西一样谈论灵性的东西，而不知道他所处理的题目的性质。

巴斯加说：“我不能宽恕笛卡儿。”我也不能。因为在物质知识或事实的科学知识的范围里面，用时间、空间、活动及因果关系等种种工具，推理是最好及最没有问题的。但在重大事情及道德价值的范围——宗教、爱，及人与人的关系——里面，这种方法奇怪地和目的不合，而事实上完全不相关。对这两种不同知识范围（事实的范围及道德价值的范围）的认识是最重要的。因为宗教是赞赏、惊异，及心的崇敬的一种基本态度。它是一种用个人的全意识直觉地了解的天赋才能；一种由于他道德的天性而对宇宙所作的全身反应；而这种直觉的赞赏及了解比数学的推理精妙得多，高尚得多，且属于一种较高级的了解。科学气质与宗教气质的抵触，就是由于这种方法的乱用，以致于道德知识的范围被只适于探索自然范围的方法压抑。

我常对那些硬拖科学来维护宗教的人怀疑。热心宗教的人喜欢从自然科学找出一点点证据来支持他们的古代信仰。这是一种来自尊重科学威望的习惯，而这种威望是完全应得的威望。但热心宗教者，不支持以人的全意识为首要，常喜欢窃取一点自然科学的碎屑，或自然科学家的承认。以为只要像卖药品的人，用沙哑的声音高喊：“四个医生有三个推荐„„”民众就必然被感动，因此卖药的必须高喊他的货品。不，宗教不能屈膝去乞求科学的临床证据，它应有更多的自尊心。科学的武器是显微镜；宗教知识的武器，是人心低沈轻柔的声音及热情。是一种用直觉的能力来猜测真理的微妙警觉。但近代人缺乏的刚好就是这种技巧及机警。

海涅在他的“游记”“Reisebilder”中，给关于上帝及宗教的争辩画了一幅有趣的漫画。 “当烤肉烤得太坏的时候，我们争论上帝的存在。但我们的好上帝常是有权威的。在这里进餐的人只有三个有无神论的倾向；但如果我们最少有好的干奶酪来做餐后点心，这几个人甚至也会动摇。最热心的有神论者是小参孙，而当他和瘦长的范彼德辩论上帝的存在时，他有时变成十分激动，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不断地呼喊：‘上帝知道，这是不对的！’瘦长的范彼德，一个瘦小的法国人，他的心灵平静的像是荷兰运河里面的水，而他的话拖曳到像拖船一样懒慢，在他曾在雷敦勤勉学过的德国哲学中抽出他的论据。他笑那些把一个人格的存在归于上帝的人头脑狭隘。他甚至控告他们侮辱，因为他们赋给上帝智慧、公道、仁爱，及其它同样属于人类而完全不适合上帝的德性；他们在一条只适于观察人类性质的路上走，而把上帝视为人类的愚昧、不公平及仇恨的对比。但当范彼德申述他泛神论的观点时，他被肥胖的斐希丁阻扰。斐希丁坚决地指摘他的散布在整个自然中上帝的模糊概念为错误，因为这等于说上帝是存在空间中。„„其实人想及上帝时，必须把他抽离一切实在，而不将他想象为一个占空间的形式，只是一种事情的秩序。上帝不是存在，纯是动力——一个形而上世界秩序的原素。

当大家同意“圣灵”只是“出”的时候，辩论便环绕着它究竟是直接从父而出，抑或透过子而出。就在这个学院式的针尖上，东方希腊正教会离开罗马迦特力教会，而在十一世纪，罗马教皇及希腊正教的大主教都为上帝的光荣而互相驱逐别人出教会。如果这不是不敬上帝，什么才是？

一切谬见，弗朗西斯？培根的“四个偶像”，都被介绍了。一切偏见（种族的偶像），例如上帝必然是一种人性的存在，一个神人同性的上帝的观念；一切和个人或国家的成见相符的信仰（洞穴的偶像），例如做一个基督徒和做一个白人，事实上有同样意义的流行习惯；一切言辞的虚构及混乱（市场的偶像）；及一切以人造的哲学系统为根据的不合理的教条（舞台的偶像），例如加尔文的“完全堕落”的教义。

上帝所能做的事情多过人的宗教所梦想的，但宗教中也有许多归之于上帝的事情，上帝连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做。我说这句话，并没有轻视朋友会创立者的意思，对于他们我是非常尊敬和赞赏的。但许多属于这种类型的宗教，已招来，且应招来较有理性的人的耻笑。我们不必列举一切被当作宗教的形形色色的经验，如精神病者的行为、幻觉、癫病病发作、滚地、说方言，以至宗教奋兴的一切形态。

因为很奇妙，异教徒一词在英文的习惯上不能应用在基督教、犹太教，及回教等大宗教之上。


我们是背着洞口而坐，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行列的影子，投射在洞壁上的人、动物、用具，及植物的影于。我们可把被锁在官感印象上的奴隶图扩大，除了光及影子之外，加上声音、臭味，及对热和冷的感觉。我们可学习在一切东西在上升的路上走过的时候，把驴叫声和驴，牛叫声和牛，狗吠声和狗，联结起来；而我们可对我们自己说，那些长耳朵的动物作驴叫声，那些有角的动物作牛鸣声，而那些小而多毛的动物作狗吠声。用同样的方法，当一只骆驼或一只马经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唤出一种不同的臭味，而在晴、阴、阵雨的比较间，感觉到热和冷。我们可从经验中学习把幕上活动骤雨的影子们联想为雪，及把断续的直线解释为降雨。虽然我们可以做这一切，我们对外面真实世界的知识仍然是完全靠赖官感的印象被一个能推理的心所接受，造成联想、认识，而成为我们所知的世界。


这是一千六百年来神学在学院派的影响之下对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只要记得三十年战争和圣托罗缪大屠杀，以及斯宾塞在他生前不敢印行他的“伦理学”的几件事实就够了。你看一个人念成为神学的，便同时成为更固执己见；反之愈不虔诚的，却可以明白。这是为什么耶稣对文士及他当时的神学家说：“税吏，娼妓，比法利赛人先进天国。”没有一个读过四福音的人，不曾看见耶稣对祭司及摩西律法教师时常显示出的强烈憎恶。

。（在康德，一切理性及直觉的形式都是先天的。）

信仰，灵性信仰的拥护者，当他们离开物质来建筑他们灵性构造的时候，行走在不安全的地面上。他们是在沙上建筑一间房子，它或迟或早，会被科学的潮流冲走。人类的生命及人类的意识是一种物质及灵性的事实、生理及心理的事实的互相依倚，以一种极端奇妙及非常复杂的方式混合起来——生理学家最能告诉我们它是如何的特殊和复杂。一天一个人可能像婆罗门一样，用完全轻蔑的话谈及衣食及一切属于物质的东西。第二天他可能读到镇静剂，或胰岛素对糖尿症的处理有效，证明疯狂是化学的，而那个婆罗门没有地方躲。

我以为一切对宇宙的解释，除了真正的宗教解释之外，可作如下分类： （一）拜偶像者——太多神。 （二）人文主义者——一种中间地位。 （三）唯物主义者——神不够。

这样的植物学家当然大多数不是缺乏才智；他们有他私下对第一原因的看法，而且有许多相信上帝。当国际植物学家代表会开会的时候，它的会员显然只像一个科学的书记及记帐员大会一样集合，对正确的数据如数家珍，且严格地保持在他们能力所及的领域。他们没有宣告他们对上帝的无知。也没有宣告他们在试图找出理由时的失望。

我能为上帝及科学家之间发生的事情绘一张图。那个仍然追寻蜘蛛秘密的科学家，可能现在面对着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如果上帝准他进去，他和上帝的对话，就是讨论这一点，他们全神贯注地讨论那小蜘蛛没有他们母亲的教导，怎样学习结网那个问题。那小蜘蛛必须知道怎样结网，无论牠的母亲支持与否。他们便沉迷在本能、遗传因子、遗传性，及后天习得特性的能否遗传讨论中。他们将沉迷于生物演化、生物化学的深的原理，且可能要处理精确的化学公式。如果为适应生存而在后天习得的特性不能遗传，则它们对于蜘蛛的种族并无用处；如果它是可以遗传的，那就应在某些地方有一个记忆的“贮藏所”来供应消息给那些小蜘蛛，准确地告诉牠怎样做及在什么时候做。约在七十年之后，在奥斯陆或柏林会有些科学家，能解决种族记忆的贮藏所的化学公式，以电报收报纸的形式藏在遗传因子中。一英寸包含有大概十亿电码符号，对某种酵素的构成发出命令来使某种化学反应成为可能，然后从现场撤退而隐遁。根据此项发明，奥斯陆或柏林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的教授将被准许进到上帝的面前，且被给予许多称赞及勉励的话。这位教授大受感动地从和上帝对话后准备退出，且曾学习多一点复杂的化学方程式，这些方程式只对他显示——无论如何比耶和华显示给摩西的十诫复杂得多。在临走的时候，上帝可能对那位教授说： “我已经让你看到隐藏在遗传因子里面的化学公式。” “你已经让我知道，万能的上帝。” “而且我已经帮助你对于蜘蛛的本能及本能的行为有一完美机械的说明。” “你已经给我恨多帮助，主，我的神。”

“而你是很满意了吗？” “我满意，你不以为我应该如此吗？” “这样你以为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以为我知道了。我常想如果我能把握各物的化学公式，我们人类就可以解释每一件事情。” “你曾感到惊异吗？”上帝问。 “我的确很感动。”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上帝说：“我给你这些化学公式，只是让你知道这些事情怎样发生，而不是它们为什么发生。因为‘怎样’和‘为什么’那两个问题是不相同的。我让你知道了怎样，但你仍未找出为什么。

泪水充满了那个教授的眼，而他问：“呵，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你永不能在化学公式中找出，”上帝说：“但如果你不能找出那个为什么，你仍不知道蜘蛛的秘密。” “是的，我不知道。”

//科学不解释“为什么”，只解释“how”

因此叔本华说得很对：“野牛并不是因为有角才触，而是因为它想要触才有角。”真的是科学吗？它是完全形而上的。进化是好知识，而它甚至可能是显然的，但它并非如人所想象的这般简单。

。没有一个人类的社会是完美的，但在英国，“君子”一词不是不只存在纸上而具体表现在一种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理想之上吗？我们对于人还有什么更大的期望呢？不是在此世的某些地方——或者在英国——人类的教养已经达到真正文化的阶段，有一种始终一贯且可持久的明确的理想，而使那些幼小者可以瞻望着它来成长吗？这不是真正教养的精华吗？教养的精华不是在优良的形式中见到美吗？而那些理想不存在的地方，受苦的不是整个社会吗？

道德热情的逐渐消失，以像是一种对甜美及光明矫揉造作的畏惧开始，可能或不可能归因于两次大战

道德原则当我们在打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已经消失了。没有一个领袖试图令我们觉得我们打仗是为使世界安于民主；我们严格地说是在为野蛮的生存而战，为无条件投降而战，而不是为以民族自决作为一种主义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原则的模糊，和第一次大战领袖们公开宣言的明朗比较，它的本身是道德犬儒主义逐渐增进的一个表征。

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一神主义必然永远继续，这个宗教无误的主是马克思，它启示的先知是列宁。如果这个启示的宗教不稳固地被高举，像神圣一样被崇拜，整个无神的教会必然会粉碎。


只要有一天西方人相信自由及民主，它直接地追随耶稣的教训的核心，虽然西方人并非完全相信。如果阿拉斯加的自由被威胁，美国将会为此而战，但如果匈牙利人或中国人、俄罗斯人的自由被牺牲，我们并不深信足以使她们介意。因此自由仍未有一种世界性的性质，它至少在现在十余年间，不是一种热情的信仰。这种自由、民主的世界性宗教的根是在乎耶稣的话，这一点他们有一天将会感觉到。这二者有何关系，我将在下文弄清楚。

天国是在你心中，及差不多是用同一口气说出来的，温柔及谦卑的人将承受地土。前者教人心灵内在的自由：后者教“我弟兄中最小者”的价值。换句话说，谦卑的人在心灵上是自由的，而最谦卑的人将会获得胜利。这些是在一切自由及一切民主背后的灵性原则。唯物主义者相信反面的。他相信如果那些最谦卑的人得到了米，便一切都妥当了。真诚的唯物主义者如果必须在二者之间作选择，他是赞成更公平地分配财富而反对个人更大的自由。人如果有了米就必然快乐。

无论那一种神学，都常削弱了耶稣教训的力量及简易。不错，使徒信经有许多问题及答案。在耶稣自己的话中却没有要询问的事情，没有野蛮人自己不懂得的事情。在耶稣的话中没有神秘的定义，没有危险的推论，没有自我欺骗的辩证法，没有“五要点”。分析它们就是等于杀了它；改善它们就是等于毁了它们。如果那些神学家知道所做的是什么该多么好！因为没有任何神学家（无论他是怎样伟大）有耶稣的心。他一经加入讨论，情调和声音都马上改变了。我们谈及灵性的事情时，必然好像它们是物质的事情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帮助自己。

我曾说过在耶稣的话中，没有任何东西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自己明白的。有些事情不大清楚并不重要；如果詹姆士王的圣经译本有时有点晦暗，那是相片光阴的一部分。我们要修描它吗？我是喜欢它像原来那样。

如果说我讲的是基督教会在教义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我谈的是一切教义上差异的探讨的无益。这种讨论太通俗，像是陈列过久的旧货，但最重要的是它们的无益。参加这种讨论是把自己降低到烦琐哲学的水平而冒犯真理。我现在所想说的是妨碍人认识耶稣的，刚好就是这些纯理论家的喋喋不休，就是他们信条的混乱使我离开基督教三十年，而他们的一角半钱的神学妨碍我看见耶稣，且不仅是一个人如此。

孟君自己的儒家家庭生活非常严厉，它是一个负责任、守纪律及受道德训练的世界。他不能不觉得那个在他面前开放，其中用基督教的规律取代了严肃的儒家生活方式的新世界的温暖。我相信他是像最初的基督徒感觉到的一种律代替了摩西律一样的欢喜。

如果你们记得我的诫命，你们将彼此相爱，就是如此而已。我每一次接近这位伟大的妇人，我是站在真正基督教精神的面前。它常常像对一个失去的世界作备忘录的作用。换句话说，基督徒产生基督徒，而基督教神学则不能。

。不错，基督教教会也常教诲人忏悔和更生，但在整个看来，重点已放在方法之上。那方法是：因为某人已经为你死，拯救无论如何是你的，只要你信他，或藉他的名呼吁“主呵，主呵”便成。

我所处的地位，和许多生而为基督徒，但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觉得在教会中有些东西直觉地使他离开的人一样。我坦白地说，我相信千百万人像我一样。我被那个可怕的叫做框子的东西，阻止我注视雷姆卜兰特。事实上没有剧烈信仰的改变，没有神秘的异象，没有某人把红炭堆在我头上的感觉。我转回我父亲的教会，只是找到一个适合我而不用信条主义来阻拦我的教会而已。当它发生之后，它是一件自然的事。

。我妻常在床上读圣经，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参加教会事奉。我赞赏她而暗中嫉妒在她里面虔诚的真精神，它的要素我相信是谦卑。偶然有时我会陪伴她同去参加，但也常失望而回。抱着对此世的最佳希望，我不能忍受次级的讲道词。看见我在座位上局促不安，她想她还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好。偶然有一次，我拨收音机拨到一个节目，只听见一个声音狂喊罪及永远的惩罚，用乡下市集叫卖者典型的声音劝我亲就上帝。我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描写。我以为今天在美国大部分的宗教，仍然用惧怕永久的惩罚来做劝人信教的动机。许多美国人接受它，但许多美国人不能。最不幸的是在耶稣世界中真正基督的友谊及上帝的爱，竟像温柔的露珠从天而降这般希奇，以致人们这般少谈及在一切人心中的神性，而常常强调永罚。但情形似乎就是如此，教会崇拜大部分仍然保持着，一个愤怒的牧师用愤怒的话宣讲一个愤怒的上帝的刑罚。罪恶对于一个牧师基本上像病及死对于一个医生一样。耶稣自己从没有提及罪而只是宽恕它。我记得他似乎没有定过任何人的罪，甚至加略人犹大。犹大事实上是从十字架上被赦免了。


我对于任何坚持一种“全然”这样，一种“无条件”那样，及一种“不可抵抗的”某些东西的人，有一种直觉的不信任。所有这些都是借着一种前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辩证法。令人呕吐的预定论的苦味！对天国在你及我之中的否定！佛对他的弟于断言：“没有不仁慈的教训能是佛的真教训。”加尔文曾可怕地对上帝及人“不仁慈”。得了加尔文的允许，他的上帝将会乐于多烧几个像赛维塔斯这样诚实而倔强的人在一根更大、更好的人栓上。

在基督教的情形中，内容是由耶稣的一切丰盛所赐，但形式却是人加上去的。耶稣建立他那没有信条、只有他在位门徒中所创造的以爱的伟大力量为基础的教会。这种使徒们对主不得不爱的爱。是基督教教会的开始。至于形式，照耶稣的意见是人用心灵与诚实自由崇拜，“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现在形式已用传统及历史的发展为基础来制定。但这件事上曾有过许多固执己见的行为。导致迦特方教会和改正教会及改正教会各宗派间的分裂。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有知识的卫理公会教友，会以为一个长老会教友，或一个圣公会教友，或一个天主教教友是邪恶的。形式可能是这般重要吗？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上帝。而形式是像人选择言语来崇拜上帝，无论是用德文、英文、法文或拉丁文都没有什么关系、不是真的吗？每一个人必须寻找最适合于他的形式，我的意思是指找一个较少妨碍他的崇拜习惯及信仰习惯的形式。即使对形式表示外表上的服从时，每一个人信上帝仍然照着他自己的方式，以及他由过去经验所决定的比较注重之点。这必然是如此的。如果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上帝，形式只是一种用来达到同一目的的工具。各人各有不同。形式之有无价值，全视乎它们能否领导我们达成和基督建立友谊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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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神学的欺骗，对我的智力都是一种侮辱。
，我们搬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和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虽然充满邪恶、腐败及贫穷，但同时却欢愉和满足）断绝关系。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人的心的、对新学表示同情的人

传教士及鸦片都在战舰的荫庇之下得益，使这情形变得不但可叹，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传教士极端不赞成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极端不赞成那些传教士；

你把一个中国人洗擦干净，你将发现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为荣的骄傲。

对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而言，加入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不做被剥夺国籍的中国人，是一种自然的愿望。

一位同僚教授称我为一个处男，直至结婚时我仍是如此。这是为什么我这样喜欢巴黎夜总会的脱衣舞。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好清教徒这般正当地欣赏脱衣舞。

我本质上就是来自乡村的男孩，这是“异教徒”一字语源学的真义。

一个兵把他的血贡献给国家，但永不放弃他的荣誉；一个真正成功的官吏为他的国家放弃他的荣誉，但永不奉献他的血。一个兵的责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个好政治家的责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谈及它。他所做的只是爱他的国家。

这种经院派方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独断，伤害我的良心。这些教条产自迂腐的心，处理灵性的事情像处理物质的事情一样，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并论。那些神学家这般自信，他们想他们的结论被接受为最后的，盖上了印装入箱子保留至永恒。我当然反抗
总之，文化复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去作的一种完全真正的分裂。一方面军阀们正在交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又为他们自己挑战及斗争的紧张情绪所支配，北京是充满活力的



辜鸿铭是一块硬肉，非软弱的胃所能消受。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满硬毛的豪猪

。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难的。观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示，没有字尾变化，且没有常用的连接词及冠词，有时更没有主词。因此中国哲学的“源头”，直到今天，仍被覆盖在似雾的黄昏中

当白人在“北中国每日新闻”辱骂皇太后的时候，辜鸿铭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踢击他所谓“伪善的英帝国主义”，攻击那些迎合伦敦人经商、攫取钱财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评击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说他们集竖子、小人于一身，他们的灵魂十分需要拯救。这是充满了激动及报复心在内的国家主义，加上一种忠心来拥护帝制反对民主的偏见

，拳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才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传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以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德国人，是商人、传教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自私，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文化人。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个伪善者，一个下流人，一个非利士人，一个邪教徒，一个亚玛力人，一个野蛮人，一只野兽。”


“真基督徒是因为爱好圣洁及基督教里面一切可爱的东西而自然成为基督徒的。而那些因为害怕地狱之火而做基督徒的，是伪善的基督徒。那些只是为了想进入天堂饮茶及与天使们共唱圣诗而做基督徒的，是下流的基督徒。现在的那些耶稣会教士是那些自己不大相信天堂、天使，及地狱之火，但却想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的基督徒。”


美国人难以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美国人通常是宽大、单纯，但不够深刻。英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英国人一般是深刻、单纯，却不够宽大。德国人也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德国人深刻、宽大，但不够单纯。至于法国人，在我看来是能了解并已经是最了解真正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因为法国人在心灵的性质上曾达到一种卓越的程度，这是上文中我所曾提及的其它国家的人所没有的——那是一种欲了解真正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所必须具有的心灵的性质。一种精细的心灵的性质。


从我在上文所说可以看出，如果美国能学习中国文化，将会获得深度；英国人将会获得宽大；德国人将会获得单纯。而所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由于学习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的书籍及文字，将得到一种精细的心灵的性质。我放肆地说，在我看来，他们通常都没有达到这样卓越的程度。


。说英语时，人们用英国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中国话来说话时，人不免用中国的方式来思想。如果我在一个早上写两篇题目相同、见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写，一篇用中文写，这两篇文章自己会现出不同来，因为思想之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联想，会自动地导入不同的途径。人并不是因为他想而说话，而是因为他说话、因为他有字句来玩弄而想，思想只是了解说话而已。当一个人说一种不同的言语的时候，概念的本身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肤色，因为那些字句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联想。因此，研究中文，我开始像一个中国人这样想；而像一个中国人这样想，我便差不多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两种这样不同的语文中间跳是有点奇怪。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单音字是光滑、发光的圆石；而我的中文承认英文思想具有较大的明定性及准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抽象的杂碎。


如果西方的哲学家，能用柏拉图简明的笔调来写英文，则哲学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获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们写得清楚一点，他们会显露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