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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政权都对“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大感不安。纳粹斥其为“犹太”邪说，苏联思想理论家则将其归之于不够“唯物”（materialists）——这个字眼，在此是根据列宁的定义而论——不过在实际上，双方却对此容忍，因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绝对少不了标准的“后爱因斯坦”物理学家。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却将犹太人和各种反对派扫地出门，不但使它自己尽失欧洲的物理天才，同时也等于一举毁灭了20世纪初期德国科学原有的优越地位。1900-1933年间，66个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中，有25个落在德国；但是1933年以来，德国得奖率却不及十分之一。德俄两政权与生物科学也不搭调。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政治，吓坏了严肃的遗传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纷纷与其保持距离，不愿与任何培选人类基因的政策搭上关系，主要是被种族主义者对优生学的狂热激情所吓阻（这项政策，还包括消灭掉在优胜劣败法则之下的“不适者”）。不过悲哀的是，我们得承认，当时在德国生物学和医学界中，确也有许多人相当支持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Proctor，1988）。至于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政权，则基于意识形态理由，与遗传学格格不入。因为其国家政策所致力的原则主张，只要付出足够努力，“任何”改变均可达到。可是科学却不以为然，指出不论就总体的进化而言，或特定的农业而论，这都是不可能的结果。至于在其他情况之下，两大派进化论生物学家之间的争议，则得靠讨论会和实验室才能解决——一派追随达尔文，认为遗传特质由天生基因决定；另一派则师法拉马克（Lamarck），主张遗传物质是后天产生，在生物一生中获得并演化完成——事实上，在大多数科学家的眼中，此事已经尘埃落定，胜方属达尔文派。不论别的，单就找不到自后天取得遗传物质的满意证据，就可以决定答案了。但是在斯大林的治下，一位偏激的非主流生物学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Lysenko，1898－1976），曾以拉马克式的主张，赢得政治当局的支持。他认为若根据拉马克的程序，缩短一般旧式生产和饲养过程，农业生产将可大增。在当时那种时候，与当局唱反调自然是极为不智之举；苏联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院士瓦维洛夫（Nikolai Ivanovich Vavilov，1885-1943），就因为不同意李森科的谬论（其他的苏联正派遗传学家也对李森科不以为然），病死劳改营中。不过苏联生物学致力驳斥遗传学说，根据外面世界的了解，是二战后才成为全体遵行的官方立场，并至少一直延续到斯大林死后才告终止。像这一类无理性的政策，对苏联科学戕害之大，自是后患无穷。
    德国纳粹与苏联两大政权，虽然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却有一种共同信仰，认为它的公民都赞同一个“真正的信条”，只不过这个信条不是天定神喻，而是由世俗的政治——意识权威裁定。因此，众多社会对科学同有的不安感觉，在此终于找到正式的官方口径——这里不像其他国家，后者在19世纪漫长的时期中，都已学得一门功课，就是民众的个人信念茫不可知。事实上正统宗教式世俗政权的崛起，正如我们在前所见（见第四和第十三章），原是大灾难时期的副产品，寿命并不久长。无论如何，硬要把科学塞进意识形态的紧身衣内，根本就有违效果，如果还真的认真去实行，其结果可想而知（如苏联乱搞其生物的做法）。就算放手让科学自由，却坚持意识至上，其现象也可笑至极（如德俄的物理界）。例如，纳粹德国虽然准许海森堡讲授相对论，却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他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