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7.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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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鱼

丑陋的中国人 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 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宁做太平狗,不做中国人。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 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么能够站得起来? 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 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 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 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 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 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 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 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份,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份。 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 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 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观色,转弯抹角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 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蹟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绩。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蹟,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 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 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监》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份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份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 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 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监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 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 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 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么不给我呀?」这个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 如果仔细看古人歌颂的汉王朝、唐王朝是怎样记载,就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命运,早就如此悲惨。不断发生「改朝换代型」的战争,不断遭遇到「瓶颈时代」的屠杀。好不容易迈过这两关,朝代稳定时,又有倾盆大雨般的暴君和贪官污吏,对人民百般虐待。 五百年来,我们的文化产物却是专制、廷杖、内斗,和奴性的养成。 我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第一、他们创立了议会政治制度,现在哪个国家不效法?第二、他们创立了陪审团制度,使司法走上清明。凡是英国的属地,获得独立之后,都用英国遗留下来的法治。英国一小撮人控制那么多的殖民地,就靠它的法治,你说,这个民族是不是有贡献? 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好话都是输出给别人用的,自己绝不沾染。 但是我可以笼统的说,中国人的品质并不坏。例如在美国,学校考第一名的,很多都是华人,显示中国人智商并不低。而这种智商在单枪匹马时尤其显着,可是三个智商加在一起,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互相抵消。这就是中国的文化问题──酱缸可以消灭智商。至于酱缸如何形成?我认为形成原因并不很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敢肯定到底出于哪一个因素。但就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儒家思想从定于一尊以后,经过一百多年,到了东汉,成了一个模式。 时间一久,知识份子的思考能力衰退。由于没有思考能力,因之也没有想像能力;由于没有想像能力,因之也没有监赏能力。 德国纳粹时代,希特勒对人民说:你们什么都不必想了,元首一切都为你们想好了。现在则是共产党宣称,党考虑的比大家都要周到。 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制、封建愚民政策。专制封建头子都坚持一种想法:他比任何人都聪明。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是危险的,任何专制封建头子,都不准许有思考能力的人存在。 回顾中国历来统治者的政策,很多都是愚民政策。 可是,思考力、想像力是创造发明的渊源。没有这种能力,便无法创造发明。甚至时间一久,连模仿力也会跟着衰退。因为模仿力中多少也要有一点创造发明能力。 我有一种体会,认为中国人之缺少法治观念,大概也属于民族性的问题。 中国人缺少法治观念。您刚才又提到中国人难以合作,仅从智商观点,一个中国人可以打败一个外国人,但三个人加起来就完了,这的确是很大的问题──中国人不能合作。 到底是中国文化产生民族性?还是民族性造成如此文化?我看应是互相循环。文化发展的方向,有时是非理性的,就像电动玩具,遇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沙粒,它就会自动转换。也好像在山上踢石头,你有力量踢石头,但是当它滚下去时,你无法阻止它不滚下去。 就如搞文化大革命一样,脚踢下去,根本就控制不住了。 中国人内心的复杂,恐怕举世无双。不要说政治问题各有主见,就连几个小流氓在一起,动不动就看不顺眼打起来,心胸狭窄,已到了可厌的程度。 中国人重视面子问题,所以死不认输,死不认错。中国人输了,唯一的反应就是咒诅、骂大街。 权力可使人腐化,更可使人愚蠢,比猪还蠢!中国人在一起喜欢谈政治,可是每个人又都怕政治。 平反之后,一些人还要感谢共产党,说这是党的英明。奴性养成之后,他自己都无法挣脱。 中国人认为要忍让,这是美德。其实那是长期屈辱的惯性,而用忍让两字来使自己心理平衡!很少中国人敢据理力争。 林彪曾说:如果不讲假话,就成不了大事。 中国古训云:君若愚民,民必愚君,有相互作用。 中国人对特定的对象──「朋友」,才有人情味。对陌生人不但没有人情味,有时候简直冷酷残忍,而且一旦发动攻击,毒话就如雨后春笋。 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吹牛. 常听到中国人说老美好笨,好容易骗。其实,这种说法反应的不是老美笨,而是中国人坏。 这种心理,愚蠢而且卑劣,把善良当作傻瓜,中国就被这种人埋葬;想到这里,我觉得满脸羞愧。自己没有高尚情操,还不相信别人有高尚情操。 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的封建思想造成。此外,国民党和共产党受苏俄的影响很大,而苏俄又受东正教的影响很大。东正教跟天主教一样,有一种「告解」制度。这制度引进之后,成为「坦白」「检查」制度,跟东方的贫穷愚昧结合,遂形成一种强大的封闭力量。 如此制度,使中国人学乖了,不敢再讲真话。为了保护自己,大家只有说谎。 上纲,就是要上到「阶级斗争」的纲,上得很高。例如我拿了你一枝笔,演变下去,就成了贪污的资产阶级份子;成了阶级敌人,就会被阶级敌人利用,造成千百人头落地。上线,就是上到「路线斗争」的线,说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岂不就是鼓励人民忝不知耻! 上纲上线后,就放入档案中。共产党讲究辩证法,整人时,想要哪方面材料,就抽出哪方面材料,形成一种高级的统治艺术。我有一种体会,共产党统治三十多年,把以往中国人最恶劣的品德,统统发扬光大。共产党反对什么,什么反而蓬勃。 好比:中国人比较重视友情,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他们习惯单独作战。中国人这点比西方要好,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重视友情?因为中国社会需要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家有父母保护,出外就靠朋友保护。而洋人并不需要朋友保护,他有政府保护,所以朋友对他的意义不同。 人情味是要发生在彼此不认识的人之间,那才是真正的人情味。人情味是不分等级,不分亲疏。 中国人平常爱国爱得不像话,每一件事都要爱国,结果把国爱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常想,不要再爱国了!或者,用剩下来的精力,先把自己爱好、先把自己的品质提高就够了。自爱就是爱国。 刘少奇以元首之尊,惨死开封囚室,可不是儿戏!有人说,美国浪费金钱,但浪费金钱,比浪费人头好! 好像红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错事中国人永远抓不住问题重心,只会和稀泥。 共产党以前宣扬: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现在又宣传「五讲、四美、三热爱」,「三热爱」中,有一条就是热爱共产党。 这是典型的唯心论和法西斯愚民政策。问题是,事实上并愚不了民,反而会被民所愚。 制度与民族性、人性之间,有很大的依附关系。改造民族性是长期的过程,并非要等改造好了才去建立民主制度。也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以有利于民族性的改造。 中国人太聪明,但中国人的小聪明太多,没有大智慧。美国人看起来笨笨的,但他们却有大智慧。就长程来说,小聪明斗不过大智慧。 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 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切标的指向「政治挂帅」。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 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户,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他们把一种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 我们应该学会反省,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 我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以?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他?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却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只会找出藉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做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 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认清缺点,才可以自救。   第一、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 春秋战国时候,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一直到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 明王朝建立了一种「君父」观念,君就是父,也就是说,皇帝就等于你的父亲。这种观念一经建立,所产生的流弊,无穷无尽。其中最可怕的征候,就是廷杖。这种君父思想的结合,使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使中国人的人格,几乎摧残殆尽。 蒙古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侵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采取抗拒态度。九十年之前,他们怎样来到中国,九十年之后,也怎样的离开中国。 第二点要报告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只有三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时候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生活方式,同时并行。第二个黄金时代应该在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大帝的贞观之治,到唐明皇李隆基在位中期,不过一百年左右。第三个黄金时代,应是十七世纪六○年代到十八世纪六○年代清王朝中叶。 我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又有这么大的国土,中国人的心胸应该磅四海,非常开朗才对,只因为长期的贫穷、杀戮、忌猜,使得我们心胸,反而十分狭窄。 在历史上,「人相食」三个字,不知道出现过几十次几百次。我们认为我们是高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发生这种人吃人的野蛮行为呢,实在是我们的灾难太多了,而且患难也太久了。不必说国家民族,就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苦难受得太多,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 有一句格言说,多难兴邦(笑声),我们先要了解,格言都是情绪的,在某一种特定的条件之下,它才是真理,它不是科学的。「难」如果太多,就没办法兴邦(笑声)。对格言一定要有认识,譬如说,「哀兵必胜」,那可不见得,哀兵失败的很多。一支大军最后被消灭,哪一个不是哀兵。而中国呢,就是太多难了,所幸多难还未多到把我们消灭的程度,但是已经多到使我们失去灵性。 第三,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所谓的「官场」,官场来自科举制度。 他们统治汉人的方法,就是科举,他们知道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有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贴贴的,把你的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所以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不效忠皇帝,皇帝换了,他还是做他的官(笑声)。他也不怕国亡,亡了国,只要你给他官做,他还是做他的官。 中国有句话说,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处得好不好。 这就是官场的习性,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扭曲。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他需要这种官场的关系呢?因为这样才能使他的官位,更加稳固。往往一个人在当官之前,跟当官之后,变成了两种人。这句话本身是不合逻辑的,只能说一个人的官性太兴旺的时候,人性就消灭了。 第四点报告,我觉得孔丘本身是个很伟大的人物,知识渊博,而且富有同情心,对社会有很大贡献。从孔丘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更非常深远,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严格一点的说,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而且是反对进步的. 美国有错误、有偏失,但是美国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却没有这个能力。长久的崇古、不求上进、保守,使这个能力丧失。 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进步(笑声)。 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 第五点是,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国 改朝换代的内战之后,接着是人口大量增加,又重复恢复悲惨:战争、杀戮、死亡。中国人口太多,贫穷太深、官场太厚、竞争太厉害,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种现象:就是脏、乱、吵,和永不止息的内斗.我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礼义之邦. 我们最重要的反应,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相形之下,中国人就聪明多了。因为中国人太聪明,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假如是单对单,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中国人一定是胜利者。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以上的话,中国人就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人似乎是天生的不会团结(笑声)。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份。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聪明到被卖到屠宰场的时候,还拚命讲价钱,多赚了五块钱,就心花怒放(大笑)。就是这种情形,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中国人不够宽容,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宽恕别人、赞扬别人,就会被人骂作傻子。人家打你的脸,你竟然敢反抗;人家违法,你竟然敢据理力争,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险的事,既不能做官,又不能发财,你去做了,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中国人的美德多得很,可惜都在书上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过去是一个专制的文化,有一个专制的政体,因此今天社会上才会演变成这样一种风气,也就是官场风气。 我要强调一点,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洋的专制政治,在深度和广度上,差异很大。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中国不但跪两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 日本,他的国家很小,人口也很多,但他们生活水准很高,他们没有接受我们官场文化的缺点,所以有今天的成果。日本人为什么来侵略我们?只怪中国不争气引诱他动手 以不变应万变」,我不敢有意见(笑声、掌声)。「报喜不报忧」,我想这是官场特征。 我觉得崇洋很好嘛,有什么不好,不但要崇洋,而且要彻底的崇洋, 我们崇洋,但不媚外(掌声)。我们承认美国比我们强,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但我们不需要去乞求他,不需要用自卑的方式,用自怜的方式来生存,而是怎样改进,怎样想办法,很快的超过他们 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别人正跟蒙古人作战时,他在后方却扩充地盘,抄别人的后路,最后更篡夺政权,完全为自己打算。 过去,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因为我们已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发现缺点,简直就没办法活了。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会承认自己缺点、自己错误的,只有中国人大多数死不认错。我们也有检讨,但检讨的结果都是因为自己太好了。我们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最大、最基本的要件。 我觉得看过金庸的武侠之后,别的武侠都不能看了。金庸的文字水准、意境水准,都非常够。曾国藩有一次告诉刘次青说:「不信书,信运气。」刘次青说:「公之言,传万世。」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事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恭敬」和「恐惧」。 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 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福禄泰耳先生曰:「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拚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可是这玩艺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 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唯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 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的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二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的「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 「你懂个啥,现在是认不得『真』的时代,你一定要认『真』,只有活活饿死。」 中国人不但习惯于「差不多」和「马马虎虎」,而且对认真的人,最初是惊讶,然后是嗤之以鼻,再然后说他是神经病;最后则索性恨他入骨 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殭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对殭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 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钯,对任何改革,用五齿钯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 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行,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其蠢如猪。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其情堪怜。「酒毁灭了印地安人,但没有酒,印地安人宁愿死。」 最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有浓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绪,这情绪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动容。 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作荣耀。 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期无刑」,也是爱心。 一切一切,只想到自己,没想到别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没想到别人的利益;只要自己家里一尘不染,不管公众场所如何脏乱;只要自己舒服,别人就是栽倒到他的臭鞋大阵之中,气绝身亡,他也毫不动心。 在中国,只拚命想到自己,视别人如无物的现象,多如驴毛。中国人的缺少笑容,对观光事业是一种威胁。但最大的威胁仍在中国人对陌生人的态度上,柏杨先生为谋生走遍各省,发觉除了北平一个地方外,几乎无一处不「欺生」。 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别人跟自己同样的存在,同样的应受到尊重,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 中国人际之间的关系,向来不流行这一套,而且恰恰相反,对乐于助人的人,一律花枝招展的称之为「好事之徒」。胆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则现成的形容词,就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尾追而至,咬定他「爱管闲事」,这种离经叛道之举,必然的「别有居心」。 台北排队只算半截排队,上车排队,本来排得好好的,可是车子一到,却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立刻土崩瓦解,争先恐后。英雄人物杀开血路,跳上去先抢座位,老弱残兵在后面跌跌撞撞,头肿脸青。真不知道为啥还要猛抢? 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明明是一只小猫的,一看影子那么庞大,就自以为是只老虎。 一个人只要有了一点钱,他就觉得神通广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里稍微有点权,他就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教对方领教领教他手里的玩艺。只要出了两本书,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欢呼。只要当上一个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他的能力就跟着高涨,职位比他低的家伙,都成了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只要弄到一个学位,不管是青蛙妈死脱,或跳蚤打狗脱,他就以为连对同性恋都是权威。只要会说几句英文,如果不在谈话中夹几个字,屁眼都能憋出黑烟。只要认识几个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随时随地亮出招牌。 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死不认错只要情绪冲动,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圆满。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中国的方法是「讳疾忌医」兼「家丑不可外扬」 中国人性的丑陋面,像没有自尊(只有自大或自卑),缺乏团队精神(像日本人所有的),天生恐惧感,太狭窄的胸襟,缺乏「监赏力」,内斗等等。 中国人有一个特性,就是讳疾忌医 中国不是没有民主的传统,尧舜禹汤实行的公天下,就不会输给现代的民主选举制度,战国春秋时代是个自由风气鼎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那种民主精神实在教现代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后来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的民主就被锁进冰箱里了,一直到共产党夺取政权,中国实行的就一直是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封建主义法统。 要言之,「阿Q」是揭露中国人的「人性」,「厚黑」是揭露中国人的「官性」,「酱缸」似乎是集上二者之大成;为什么会有「阿Q」?因为有「酱缸」;为什么「厚黑」横行,不可一世?也因为有「酱缸」。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病」的民族,年代愈久,「病」也愈深。这个「病」,起因于汉武帝之独崇儒术,加上后来几位蒙古大夫(如科举,如宋明理学)一搞,更把中华民族搞得灵性全失,一息奄奄。 酱缸产品之一,是对权势的崇拜狂。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 对权势绝对崇拜的结果,缺乏敢想、敢讲、敢做的灵性,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没有是非标准,只有和是非根本不相干的功利标准。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大家都削尖了头,拚命往官场里去钻,只要给我官做,教我干啥都成。像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能有几人?「十年辛苦」,不是为了研究发明,不是为了著书立说,也不是为了奔走革命,而只是为了「一日成名」,「成名」者,有官做之谓。   古往今来,做官之所以把人吸引得如痴如狂,原因有四:   一、有权在手,可以某种程度(视官之大小而定)地为所欲为。   二、受人崇拜。   三、学问变大。(洋人知识即权力,中国权力即知识。)   四、财产增多。洋人以经商为致富之源,中国人重士轻商,且受孟老夫子「何必曰利」的影响,所以口不言利,但心里却想利,想得要死要活,乃以做官搜括为致富之源。昔南宋大盗郑众受招安后为官,同僚鄙之,郑众有诗曰:「各位做官又做贼,郑众做贼才做官」,可谓一语道破。 有人认为:中国人虽缺乏公德心,但富有人情味。其实所谓人情味也者,还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而又少。 酱缸产品之二,是自私与不合作。   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项:一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地方走去。另一是「行仁政」,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在压迫小民时压得稍轻一点。 酱缸产品之三,是淡漠、冷酷、猜忌、残忍。 历代忠臣良将的下场,多数惨不忍睹。举其较为大家所熟悉的,计有赵之李牧,秦之蒙恬,前汉之韩信、周亚夫、李广,后汉之窦宪,唐之侯君集、高仙芝,宋之杨业、岳飞,明之徐达、于谦、熊廷弼、袁崇焕。那些混帐皇帝总是代敌人报仇,令人浩叹!皇帝之所以如此,全是猜忌心作怪。大好的精力,除了用在女人的身上外,剩下来的全用来杀人才、防反叛,别的啥都不谈。皇帝猜忌臣下,官员猜忌同僚,小民猜忌朋友,上下交猜忌,而国危矣! 说到残忍,柏杨更是慨乎言之。他提到宦官,提到女人缠足。中国人居然会想出这种残忍的玩意儿,真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 柏杨漏掉了国人另一残忍的表现,笔者必须代为补充,那便是刑求(俗称屈打成招,台湾则习称「修理」)。 酱缸产品之四,是文字诈欺。 「真」在中国历史文件中,几乎没有地位。儒家开山老祖孔子在其大着《春秋》中,就公然提倡文字诈欺,而其信徒们则更进一步制订诈欺细节。《公羊传》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者,就是文字诈欺。讳来讳去,剩下来「不讳」(也就是「真」的)部份,还能有多少? 酱缸产品之五,是对殭尸的迷恋和肤浅虚骄。   对祖先的慎终追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但可惜变了质,变成了对殭尸的迷恋。  对殭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第二个现象更糟:「古时候啥都好」包括古人人品好,古代法令规章好,古书好,古代名词好。 中国人的逻辑思考,可能比西洋人稍逊一筹。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中国人的直觉能力,可能是世界第一,似为西方所不及。中国人的推理能力,稍微差一点。 民族与民族的竞争,犹之于个人与个人的竞争,最足以一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文化高低。 所谓「明哲保身」「温、良、恭、俭、让」也者,只不过是随波逐流、逃避现实的别解。 「心胸狭窄」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很强烈的弱点,以「我族主义」为中心的中国人,一向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鲁迅在他的杂文《灯下漫笔》中,认为全部中国历史只能分为两个时代,一个叫做「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另一个叫做「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中国人的奴性有十大表现: 一、中国人有「万岁癖」。 二、中国人有迷信症。 三、中国人对于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忍」字哲学。 四、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人都愿意做奴隶,就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 五、中国人惯于同类相残──这大概是「窝里斗」的一种表现形式吧。永远同类相残、相残同类,胜利者永远是暴君暴官。 六、中国人崇尚明哲保身。什么叫明哲保身?在大陆有两条解释:一是绝不触犯「天条」,二是在灾难中绝不同情任何人。说穿了就是做一个聪明的奴隶。 七、中国人靠希望过日子。因为中国人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了暴君暴官,所以他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自己的未来,而是寄希望于暴君暴官,希望暴君变成「明君」,暴官变成「青天大 老爷」,如此他们才可以获得温饱。 八、中国人的确有神经质的恐惧症。这一点您提得完全正确,这同样是遗传性的,因为世世代代受暴君暴官的欺压,总感到随时都会大祸从天降。 九、中国人喜欢框框。这同样是自古传来,您谈到东汉的知识份子写文章讲究「师承」,必须按照老师指定的范围写,否则就是违反法条:这是古代的框框。当代的框框,大大超越了古代,不单是写文章、讲话、教书,要遵照框框,就是婚丧嫁娶,以及拍拖恋爱,都不可以超出框框。 十、中国人是变色龙。杰出的俄国作家契可夫,有一篇名作,就叫〈变色龙〉。他嘲笑俄国人的变色龙性格。其实中国人的变色龙性格,不亚于俄国人。 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谈到中国人说话声音大,可能与早期之农业社会有关,早晨在田野中相遇,老远就大声问好。也有人认为中国人说话声音,可能与音调有关。 凡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诚于中,形于外,第一个表征,便是「挤、噪、脏、乱」,「挤」是为了看热闹;「噪」是为了先声夺人;「脏」是为了和光同尘;「乱」是为了自由自在。看着别人的悲痛,而庆幸自己幸免于难,实为人生最大的一项享受。 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以明目张胆、兴高采烈的看热闹的方式,寄其同情;对于别人的成就和幸福,则以讳莫如深、极端隐密、极端恶毒的嫉妒心待之。宽宏大量的中国人绝不能容忍相识的人比自己强,尤其同是苦难队伍中的难友,绝不能容忍其中任何一份子脱离苦海。 中国是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民族,中国人崇拜的都是失败的倒楣鬼!关老爷大意失荆州才被人焚香膜拜;楚霸王因自刎乌江才被推为英雄盖世;诸葛亮鞠躬尽瘁才被尊为妙算如神 ??秦始皇 毛泽东; 中国人对于强大的外人,一向讲究和平,尤其对凶悍的外人,纵令骑到头上来,拉屎撒尿,也宽宏大量,坦然受之。唯独对自己人,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心胸里容不下半句闲话,使拐子、打闷棍、下毒药、放冷箭,这些窝里反的伎俩,无所不用其极。 比赛吃苦受罪,含垢忍辱,中国人一定得冠军。中国人「打破锅大家都没有饭吃」的事,人人会做;「大家拾柴火焰高」的事,却觉得划不来。 中国人,生活在两个世界,永远有着双重人格。一个是理想的世界,充满了仁义道德,人人都讲究忠孝节义;一个是现实世界,充满了战争饥饿痛苦死亡,人与人之间拚杀得你死我活,唐尧虞舜当不得一个烧饼。 中国的先哲把人抬得太高了,对人的要求也太苛刻了,他们订了许多行为规范,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能完全遵守的,也不是现实社会中所能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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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的全部笔记 13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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