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精神分析 8.3分
读书笔记 第一章 当今精神危机与精神分析的作用
[已注销]

  虽然大部分西方人没有明显地感受到(可能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站在激进立场上意识到这一危机),他们正经历着西方文化的危机,但至少有一部分独具只眼的观察者已承认这一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一危机可描述为诸如:“不安”,“厌倦”,“时代病”,“麻木不仁”,人的机械化,人与自己、与他的同胞及自然的异化。人追逐理性主义,已使理性主义变到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从笛卡尔以来,人就日益将思想与情感分离;人们认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因其本性使然,是不合乎理性的。人被劈成两半,一半是知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它要支配另一个我,如同支配自然一样。用知性支配自然及所生产的越来越多的物品,成为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过程中,人把自己变成了物,生命变为财物的附属,“存在”(to be)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在西方文化的根源──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中,生活的目标是人的完美,而现代人则认为是物的完美,以及如何制造它们的知识。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无能力体验情感的人格分裂状态。因而感到忧虑、抑郁和绝望。口头上他仍把幸福、个人主义和首创精神视作生活的目标,但事实上并没有目标。若问他为什么活着,他这一奋斗到底是为什么,他会感到困惑。有人会说为家庭而活,有人是为了“玩乐”,另外一些人则为了赚钱,但在实际上,没有谁知道为什么而活;除了想逃避不安全感与孤寂感之外,他没有目标可言。   的确,今日进教堂的人比以往更多,宗教书籍亦颇为畅销,人们经以往更多地谈到上帝。但这种宗教现象只是掩盖着深处的唯物主义态度和非宗教的态度,这种现象可理解为对19世纪倾向(以尼采“上帝死了”的名言为特征)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导因于人们的不安全感和认同感。实质上,这种现象并无真正的宗教态度可言。   从某个角度看来,19世纪对有神论观念的抛弃,是件不小的成就。人们向现实迈出了一大步。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在一切被创造物中,人丧失了由上帝所指定的支配其他被造物的中心角色。弗洛伊德从新的客观现实来研究人的潜藏动机,认为对全知全能上帝的信仰,乃植根于人类生存中的无助状态,为克服这种状态,遂以信仰以求得象征父母亲的天神之助。他认为,人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伟大的导师的教导,父母、朋友和爱人洋溢着爱的帮助虽能助他,也不过是帮助他勇敢地接受生存的挑战,并全力以赴地回应这一挑战。   人放弃了如父母般伸出援手的上帝幻象,但他同时也放弃了一切伟大的人道主义宗教的真正目标:克服一己之我的局限,达到爱、如实、谦和、尊重生命,使生活本身成为生活的目的,使人成其为人。这些既是西方各大宗教的目标,也是东方各大宗教的目标。但是,东方宗教不受父神-拯救者这一观念的约束,西方一神教却对这一超越的观念表示强烈的向往。道教和佛教在合乎理性与现实主义方面,要超过西方宗教。他们能够如实、客观地看待人,只有“觉者”才能作人的导师,人们所以能被他们引导,在于人人内心里皆有觉醒与顿悟的能力。东方和宗教思想──道教与佛教,以及两者的结晶禅宗,所以对当今西方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原因即在此。禅宗帮助人们为其生存问题寻找答案,这个答案本质上同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答案并无二致;但禅宗的答案却不违背理性、实在主义与自主性,这正是现代人极可贵的成就。实际情况是,东方的宗教思想比之西方的宗教思想更合乎西方的理性思想,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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