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8.8分
读书笔记 の
文子

当我读完马克斯•韦伯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对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研究的伟大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在我的观念和知识建构中,我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是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来实现的。马克思的研究注重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认为资本主义到处充满着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而在这本书中马克斯•韦伯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精神、文化信仰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形式如何被清教伦理塑造,而不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其实对于到底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到底哪个理论更好?我觉得不管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也好,两者都有其常识性的正当性。但是如果在研究中只是追随其中的一种,那就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要超越它们两个之上才可能得到有趣的结果。理论本身就是为解释和预测现实所服务的,理论重要的不是停留在价值判断上的正确与错误,更重要的是理论的问题能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在书的第一卷,马克斯•韦伯先提出问题,新教教派的那些教义到底是不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与他们的经济行为是不是有因果的关系。在第二卷,他关注宗教信仰及其对某些团体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并试图想要阐释基督教义的哪些前提发展成内心禁欲或者职业禁欲,以及他们如何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进行经济活动。接着韦伯提出“宗教是职业禁欲的基础”的论点。但在结尾处,韦伯给出一个晦暗的前景:以职业作为生活的意义,意义的重要性会渐渐丧失,甚至被工具化,这最终会导致意义的缺失,让人放弃个人的自由。其实在看这本书的之前,我就在想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是鉴于韦伯不是神学家,他对那些教派的情况是否很透彻的了解,那些教派是否和韦伯描述的一致呢?其次韦伯认为禁欲是新教的特点,那么在天主教和犹太教中难道就没有这样的教义吗?最后所谓的精神因素到底对经济的发展有没有影响,有人认为经济发展根本不需要精神这种东西。而且韦伯在整本书中对当时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做太多的关注和描述。 对此疑问韦伯进一步解释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加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并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比如加尔文教派的“先定论” 使信徒产生孤独感,不知道他在尘世生活结束之后是不是能够得到救赎,不管他们到底怎么做,他们也不会了解到他到底是不是会被救赎。为了寻求答案,他们就会向神职人员询问,怎么样让自己摆脱这种困境。这时候就会发生对原本的教义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这样,尘世中职业的成功就会被阐释成为一个能够获得救赎的信号,整个理性化的经济生活就是是他用以确信自己的选民身份的符号。由信仰的力量所激发起来的理性化进程,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上帝的恩宠必须通过自己不停地投身于上帝安排好你要干的工作来证明,而理性生活又让教徒不能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于是对个人消费的极端节制又保证了理性化经济活动的财富的飞速增长,最终的后果就是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变化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这个教义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但是这些教义是有其终极关怀的价值基础的,对他们而言,世俗生活的每一分秒都是自我的救赎。其内在的逻辑也直接或间接接地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划。 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描写的那群努力工作拼命赚钱但最后又生活得很节俭的人,是非常不可理喻的,因为他们赚钱的行为最终并没有增加他们生活的福利。而资本主义恰恰意味着把赚钱本身当作目的,它的发展需要人们内化这种“把赚钱当成最终目的”的精神,新教伦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吗?显然这个问题韦伯并没有在书中很好地说明。 而且在资本主义真正发展起来以后,人们努力赚钞票不再是为了给上帝增添荣耀,而只是为了自己花钱享乐。在清教理想与财富诱惑的战争中人们宿命般地绝弃前者,原本如“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的身外之物注定要变成“一只铁的牢笼”;对财富的追求也已被剥夺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而该文化发展到最后可能会出现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这它自己达到了前所唯有的文明程度。” 但是资本主义本身会不会产生出一种限制获利贪欲的精神呢?马克斯•韦伯认为没有。他认为如果有一种精神能限制这种贪欲的话,这种精神也不会来自资本主义,而应该有其他的来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这本书中他论述到这种精神必须是一种很强大的文化力量,必须是震动人们内心的力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种文化力量到底是什么,哪种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会起作用?怎么样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重新引入道德的原则。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现在社会去思考的,特别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如何去处理这种短视经济行为的后果变得更加重要。 虽然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产生了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但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在新教国家兴起,而为什么不是在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或者东方国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韦伯先对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道德的内容,它是一种理性的主义。而对金钱、财富、利润的追求,是每种经济形态下的人们都会具有的特点,但这并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精神。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如果不去追求盈利、追求利润,那么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发展。所以,结合书中观点和我的一点个人理解,资本主义精神应该是一种不满现状、要求用理性的态度获取更高层面上盈利的目的。可是在中国很早以前就有“君子言于义 小人言于利”的处世标准,像韦伯所描述的经典现代资本主义商人,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我们也都能够看到。中国商人也非常努力工作,花钱节制,把赚取的利润统统投入再生产,他们其实也是经典的韦伯式的禁欲商人。既然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的产物,而中国没有基督教信仰,却诞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似乎就出现了理论与经验的悖论。 最后我认为虽然有很多的学派不是很赞同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我个人也不是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就其本身而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对之所以重要,既不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再于它对唯物史观的有力反驳,而在它对现代性的特征和根源展开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性考察,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找到了一种解释的角度:宗教变革造成了西方人的信仰处境和精神气质的变化。同时在韦伯为西方的现代化历史所描绘的新的图景中,很多问题比如工具理性、蜕变为纯粹经济冲动的天职观念、失去了“宗教之根”的资本主义铁笼等等都值得我们重新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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