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通释 8.6分
读书笔记 1. 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W.elly

四次突破: 1. 从“礼坏乐崩”到“道为天下裂”(周代) 2. 个体自由与群体秩序 (汉末~魏晋南北朝。即3~6世纪。) 3. 回向三代与同治天下 (唐宋之际) 4.士商互动与觉民行道 (16世纪、王阳明时代) 1.【心学】

“哲学突破”在中国是以“心学”取代了“神学”,中国思想的一项主要特色由此奠定。后世程、朱、陆、王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先秦诸子的“哲学突破”是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起点,支配了以后两千多年的思想格局及其流变。“哲学突破”的历史背景是“礼坏乐崩”,也就是周代整体秩序的崩解。

【政教分离】(教育、非宗教)

春秋、战国的“士”是“游士”。“游”不但指周游列国,也指他们从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固定职位中游离了出来,取得了自由的身份。章学诚最早发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以前政教合一(“官师治教分”),士为职位所限,只能想具体问题,没有超越自己职位以外论“道”的意识。但政教分离之后他们才开始有自己的见解,于是“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

2.【个体自觉】

2世纪中叶以下,“士”的社会势力更大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自觉为社会精英(elites),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但更重要的是“士”的个体自觉,这是一个普遍的新风气,超越于群体分化之外。个体自觉即发现自己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并且充分发挥个性,表现内心的真实感受。……个体自觉不仅在思想上转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内心自由的投射对象。甚至书法上行书与草书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自我变现的一种方式。 个体自觉解放了“士”的个性,使他们不肯压抑自发的情感,遵守不合情理的世俗规范。这是周、孔“名教”受到老、庄“自然”挑战的精神根源。嵇康说: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 这几句话最可代表个体自觉后“士”的一般心态。在这一心态下,他们对宰制了几百年的儒家价值发出疑问。……这番话是后来阮籍、鲍敬言等“无君论”的先锋。孔融也公开地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可见君臣、父子两伦都已受到挑战。儒家“忠”、“孝”两大价值必须重新估定了。 不但思想已激进化,“士”的行为也突破了儒家的礼法。儿子“常呼其父字”,妻子呼夫为“卿”,已成相当普遍的“士风”。这是以“亲密”代替了“礼法”。男女交游也大为解放……这些行动在中国史上真可谓空前绝后。……当时“士”阶层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动,由此可见。

(PS 【门第制度】也由“士”群体的上下层分化而产生,如“势族”与“孤门”。直至五代,门第传统差不多完全断绝了。) 3.

我最早论及唐、宋精神世界的变迁是从慧能的新禅宗开始的。当时我的重点是宗教理论,即追溯新禅宗的“入世转向”怎样引导出宋代“道学”(或“理学”)所代表的新儒学伦理。
“士”在宋代去的空前未有的政治地位正是唐、宋之间一系列变动的结果。 ……六朝、隋、唐的门第传统至五代已差不多完全断绝了。……宋代“士”即从“民”来,而且人数激增。 “民”变成“士”的关键在于科举考试,而宋代制度则是重新创建的,与唐代科举仍受门第的控制不同。……宋代朝廷对进士又特别尊重,故有“焚香礼进士”之说。“民”成“进士”之后自然会发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是宋代出现“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已自认为是政治主体,不仅是文化主体或道德主体而已。】
宋代“士”以政治主体自居,他们虽然都寄望于“得君行道”,但却并不承认自己只是皇帝的工具,而要求与皇帝“同治天下”。……他们理想中的“君”是“无为”的虚君,实际政权则应由懂得“道”的士来运用。在这一心态下,所谓“道学”,第一重点是放在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

4.

……王阳明文集中不但有一篇专为商人写的“墓表”,而且其中竟有“四民异业而同道”的一句话。这是儒家正式承认商业活动也应该包括在“道”之中了。商人在中国史上一直很活跃,如春秋、战国、东汉、宋代等等。

【士商互动】

……我得到了一些新的论断。其中包括:一、商人已肯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不在“士”或“儒”之下,当时人竟说:“贾故自足耳,何儒为?”这就表现商人已满足于自己的事业,不必非读书入仕不可。二、16世纪以下儒家新社会经济观念(如“公私”、“义利”、“奢俭”等)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动。三、明代专制皇权对商人的压迫是很严重的,由于士商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混而难分,我们往往看到“士”阶层的人起而与商人连手,对皇权作有力的抗争。
大致上说,宋代皇权是特别尊重“士”的,……但明代自太祖开始,便对“士”抱着很深的敌视态度。……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废除相职,从此“士”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个权力的凝聚点,即使仅仅是象征性的。代宰相而起的内阁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已。

【致良知】

王阳明早年仍未脱宋儒“得君行道”的意识,但1506年他以上封事而受廷杖,两年后放逐至龙场而中夜顿悟,从此便完全抛弃了“得君行道”的幻想。……不再寄望于皇帝,断绝了从朝廷发动政治改革的旧路之后,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把“道”推行到“天下”呢?他的“致良知”之教的划时代重要性便在这里显现出来了。……龙场顿悟的最大收获是他找到了“行道”的新路线。他决定向社会投诉,对下层老百姓说法,掀起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的大运动。……最后他的学说归宿于“良知”两字,正是因为他深信人人都有“良知”,都有“即知即行”的能力。“致良知”之教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称之为“觉民行道”。

【觉民行道】

“觉民行道”是16世纪以来文化、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源头则在于因市场旺盛而卷起的士商合流。与“觉民行道”运动同时的还有小说与戏文的流行、民间新宗教的创立、印刷市场的扩大、宗教组织的加强、乡约制度的再兴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士商互动的结果。“士”的社会身份的变化为16世纪思想大“突破”提供了主要动力,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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