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页 1. 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四次突破：
1. 从“礼坏乐崩”到“道为天下裂”（周代）
2. 个体自由与群体秩序 （汉末~魏晋南北朝。即3~6世纪。）
3. 回向三代与同治天下 （唐宋之际）
4.士商互动与觉民行道 （16世纪、王阳明时代）



1.【心学】
“哲学突破”在中国是以“心学”取代了“神学”，中国思想的一项主要特色由此奠定。后世程、朱、陆、王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先秦诸子的“哲学突破”是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起点，支配了以后两千多年的思想格局及其流变。“哲学突破”的历史背景是“礼坏乐崩”，也就是周代整体秩序的崩解。

【政教分离】（教育、非宗教）
春秋、战国的“士”是“游士”。“游”不但指周游列国，也指他们从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固定职位中游离了出来，取得了自由的身份。章学诚最早发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以前政教合一（“官师治教分”），士为职位所限，只能想具体问题，没有超越自己职位以外论“道”的意识。但政教分离之后他们才开始有自己的见解，于是“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

2.【个体自觉】
2世纪中叶以下，“士”的社会势力更大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自觉为社会精英（elites），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但更重要的是“士”的个体自觉，这是一个普遍的新风气，超越于群体分化之外。个体自觉即发现自己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并且充分发挥个性，表现内心的真实感受。……个体自觉不仅在思想上转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内心自由的投射对象。甚至书法上行书与草书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自我变现的一种方式。

个体自觉解放了“士”的个性，使他们不肯压抑自发的情感，遵守不合情理的世俗规范。这是周、孔“名教”受到老、庄“自然”挑战的精神根源。嵇康说：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

这几句话最可代表个体自觉后“士”的一般心态。在这一心态下，他们对宰制了几百年的儒家价值发出疑问。……这番话是后来阮籍、鲍敬言等“无君论”的先锋。孔融也公开地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可见君臣、父子两伦都已受到挑战。儒家“忠”、“孝”两大价值必须重新估定了。

不但思想已激进化，“士”的行为也突破了儒家的礼法。儿子“常呼其父字”，妻子呼夫为“卿”，已成相当普遍的“士风”。这是以“亲密”代替了“礼法”。男女交游也大为解放……这些行动在中国史上真可谓空前绝后。……当时“士”阶层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动，由此可见。

（PS 【门第制度】也由“士”群体的上下层分化而产生，如“势族”与“孤门”。直至五代，门第传统差不多完全断绝了。）

3. 
我最早论及唐、宋精神世界的变迁是从慧能的新禅宗开始的。当时我的重点是宗教理论，即追溯新禅宗的“入世转向”怎样引导出宋代“道学”（或“理学”）所代表的新儒学伦理。
“士”在宋代去的空前未有的政治地位正是唐、宋之间一系列变动的结果。

……六朝、隋、唐的门第传统至五代已差不多完全断绝了。……宋代“士”即从“民”来，而且人数激增。

“民”变成“士”的关键在于科举考试，而宋代制度则是重新创建的，与唐代科举仍受门第的控制不同。……宋代朝廷对进士又特别尊重，故有“焚香礼进士”之说。“民”成“进士”之后自然会发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是宋代出现“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已自认为是政治主体，不仅是文化主体或道德主体而已。】
宋代“士”以政治主体自居，他们虽然都寄望于“得君行道”，但却并不承认自己只是皇帝的工具，而要求与皇帝“同治天下”。……他们理想中的“君”是“无为”的虚君，实际政权则应由懂得“道”的士来运用。在这一心态下，所谓“道学”，第一重点是放在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

4. 
……王阳明文集中不但有一篇专为商人写的“墓表”，而且其中竟有“四民异业而同道”的一句话。这是儒家正式承认商业活动也应该包括在“道”之中了。商人在中国史上一直很活跃，如春秋、战国、东汉、宋代等等。

【士商互动】
……我得到了一些新的论断。其中包括：一、商人已肯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不在“士”或“儒”之下，当时人竟说：“贾故自足耳，何儒为？”这就表现商人已满足于自己的事业，不必非读书入仕不可。二、16世纪以下儒家新社会经济观念（如“公私”、“义利”、“奢俭”等）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动。三、明代专制皇权对商人的压迫是很严重的，由于士商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混而难分，我们往往看到“士”阶层的人起而与商人连手，对皇权作有力的抗争。
大致上说，宋代皇权是特别尊重“士”的，……但明代自太祖开始，便对“士”抱着很深的敌视态度。……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废除相职，从此“士”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个权力的凝聚点，即使仅仅是象征性的。代宰相而起的内阁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已。

【致良知】
王阳明早年仍未脱宋儒“得君行道”的意识，但1506年他以上封事而受廷杖，两年后放逐至龙场而中夜顿悟，从此便完全抛弃了“得君行道”的幻想。……不再寄望于皇帝，断绝了从朝廷发动政治改革的旧路之后，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把“道”推行到“天下”呢？他的“致良知”之教的划时代重要性便在这里显现出来了。……龙场顿悟的最大收获是他找到了“行道”的新路线。他决定向社会投诉，对下层老百姓说法，掀起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的大运动。……最后他的学说归宿于“良知”两字，正是因为他深信人人都有“良知”，都有“即知即行”的能力。“致良知”之教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称之为“觉民行道”。

【觉民行道】
“觉民行道”是16世纪以来文化、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源头则在于因市场旺盛而卷起的士商合流。与“觉民行道”运动同时的还有小说与戏文的流行、民间新宗教的创立、印刷市场的扩大、宗教组织的加强、乡约制度的再兴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士商互动的结果。“士”的社会身份的变化为16世纪思想大“突破”提供了主要动力，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