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
- 章节名:不朽
当初我在谈论那个游泳池边的女人时曾说过,“她的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内在魅力,在那动作的一刹那显现,令我目眩。”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错了。那动作根本没有显现那女人的内质,实际上是那女人向我展现了一个动作的魅力。一个动作不能被视为一个人的表现,不能被视为他的创造(因为无人能创造一个完全独创性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动作),也不能被视为那人的工具,相反,恰恰是动作把我们当作它们的工具使用,当作它们的载体或化身。 星期六是阿格尼丝最辛苦的一天。她丈夫保罗通常七点之前离家,午饭与朋友在外面吃,而她就得利用这一天的空闲,料理那成百上千比正经公事还要讨厌的杂活:上邮局耗半小时排队,到超级市场采购,在那里跟一个职员吵了一架,在付款柜台等候浪费时间,给水暖工打电话,央告他准时上门,免得整天等他;她还想抽个空,挤出点时间洗个桑那浴,休息休息,这是她一个星期都干不成的事;而到了傍晚时分,她发现自己总是与吸尘器、鸡毛掸为伍,因为每星期五前来打扫的女佣变得越来越丢三落四。 于是她问父亲是否祷告。他说:“那就像电灯泡烧了向爱迪生祷告一样。” 程序在他不在时不停运作,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给电脑安放程序:这并不意味未来的一切都已纳入计划,什么都由“上苍”写好。譬如,程序并没有具体说明1815年滑铁卢有一场大战,法军败北,它只说明人的本性好斗,注定要交战,而技术的进步将使战争愈加凶险。从造物主的眼光看,其余一切都已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个总体程序中的排列组合游戏。这些不是对未来的预言式的期待,它只是标明了各种可能性的局限,在此范围内,各种决定性的力量均受到偶然的摆布。 这就好比一辆雷诺轿车,它的内质储存于车外,在设计中心办公室的档案库里。单独的轿车只有序号的区别。人类样品的序号就是面相,即各种面部特征的组合,它纯属偶然,却不可重复。它既不反映性格,也不反映灵魂,更不反映我们所谓的自我。面相仅仅是样品的序号。 阿格尼丝的父亲是个寡言少语、不善交际的人(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生性腼腆,还是别有心事,他的沉默究竟是谦虚还是冷漠也不得而知) 邻座一个男人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目光注视着街面,张着大嘴。一个无始无终的呵欠,宛若瓦格纳的旋律一样没有止境。有几次,他的嘴行将闭上,但终不彻底;它于是一而再地张大,而他盯住街面的双眼,则随着嘴巴开合的节奏时睁时闭。其实,同时打呵欠的还有好几个,他们的牙齿、龋齿补斑、金属牙冠、还有义齿,都暴露无遗,谁也不抬手稍作遮挡。一个身穿粉红色罩衫的小孩,手拎一只玩具熊的腿,在餐桌间蹦蹦跳跳,那熊也咧着嘴,当然那算不得是打呵欠。小孩手中的这只玩具熊时不时地与顾客碰撞。餐桌相互靠得很近,即使隔着玻璃窗也可以看清,客人们用餐时一定捎带吞下了邻桌的汗臭。丑恶和污浊通过视觉、嗅觉、味觉等各个渠道,劈头盖脸地向她袭来(她立刻想起油腻腻的汉堡包浸泡在甜水中那种味道),她当即转身,决定另找地方填饱肚子。 发出噪音的不是机器,而是黑发姑娘的自我;为了让人听见,为了穿透他人的意识,她把废气排放的鼓噪与她灵魂相连。阿格尼丝目睹那咆哮灵魂的飘散头发,意识到自己恨不得看到这姑娘立刻死去。 她突然为自己的仇恨心理感到惶恐,觉得世界位于某个交界点上,一步迈过,一切都将化为疯狂:人们或者手捧勿忘我走上大街,或者互相残杀。酒杯稍加一点就会溢出,也许只需一滴;也许多一辆车就大多了,多一个人,多一个分贝,也会这样。事情总有一个数量界线不得越过,可是没有人把关,甚至没有人意识到界线的存在。 阿格尼丝断定:正是这种密切关系,父亲感到讨厌。船上这种混战令他恶心之极,以致他情愿被淹死。人与人之间拳打脚踢,互相残杀时的肉体接触,在他看来,远不如在纯净的大海中孤独地死去。 他的馈赠要告诉她什么呢?活得自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他自己从未敢这么做。为此,他给了女儿放胆去闯荡所需要的一切。 有一回,两个同事都歇病假,她独自在办公室干了两星期。她惊奇地发现一天下来竟轻松得多,此后她懂了,外人的目光是将她压至地面的重荷,是吸吮她力气的吻,是在她脸上镂刻皱纹的钢针。 阿洛尼丝回想起小时候总感到困惑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上帝能看见她,而且一直在看着她,也许,这是她第一次体验到的一种快感,一种当人们感到自己被监视,躲也躲不掉,包括在最最隐密的时刻也不例外,监视的目光让你不得安生时所感受到的奇特的欢愉 虽说这并不会给她造成真正的危险,但是她总摆脱不掉心中的焦虑,因为她生命中的这一秒针没有象其他的分分秒秒那样化入虚无,而是被拉拽出了时间的进程,日后万一碰上什么倒楣事,就会将它唤醒,它就会象没有掩埋踏实的尸体一样作祟。 她换了一本杂志。这一本偏重政治和文化,里面既没有什么惨剧灾祸,也不登裸浴海滩与公主。杂志中尽是人脸,除了脸还是脸。即使是书后刊登的书评,每篇文章都附有被评作者的照片。许多作家鲜为人知,照片可成为了解他们的有用信息,但这里却登了五张共和国总统的照片是怎么回事呢?他下巴和鼻子的形状是人人都熟悉的。甚至是社论也发一张作者的小照片,刊在文章的上方,显然每星期都在同一位置。关于天文学的文章附有放大了的天文学家微笑的照片,甚至广告——打字机、家俱、胡萝卜的广告中也有人脸,而且是无数的人脸。她又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她发现其中有九十二张照片是纯粹一张人脸的照片;四十一张为一张人脸加点别的什么;二十三张集体合影中又有九十张人脸;只有十一张照片中人处于较次要的位置或完全消失。加在一起,这杂志中共有二百二十三张人脸。 保罗回到家里,阿格尼丝告诉他这个数字。 “是啊,”他说,“人们对政治、对别人的利益越是冷淡,他们就越迷恋于自己的脸面。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当你极为痛苦时,一架照相机摄下你的照片,这又与个性主义有什么关系?相反,这正意味着个人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成了别人的财产。你知道,我记得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候,如果你想拍某人的照片,你得征得同意。即使我是个孩子,大人也会问我:小姑娘,我们能给你拍个照吗?可不知什么时候,她们再也不同了。照相机的权力压倒了所有别的权力,这使一切都改变了,一切的一切。” 从他的五官,看到了他的母亲。他很像她,正如他母亲很可能也像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又会像另一个人。阿格尼丝第一次见到保罗的母亲时,觉得她与他相像很不舒服。后来,保罗和阿格尼丝作爱,某种怨愤使她又想起这种相像,有几个瞬间,她仿佛觉得是一个老太婆压在她身上,肉欲使她的脸变了形。可是保罗早已忘记他像母亲,他坚信那是他自己的脸,决非别人所有。 为了延长约会的时间,他领她穿过一条条老城的街道,然后上山来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这里到处是旅游者。他肯定早有计划,因为他很迅速地把她带到一条僻静的通道,理由很简单,说想让她看一幅画。他们走到通道的尽头,这里根本没有画,只见一扇深褐色的门,上面写着厕所二字。这男孩以前肯定没有留意这标记,只好停下。她知道他根本对画不感兴趣,他只想找个幽僻场所亲吻她。这可怜虫,竟找了一个厕所旁边的肮脏角落!她噗嗤一声笑起来,为了表明并不是嘲笑他,她用手指了指标记。他也哈哈大笑,但他突然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他不能在这两个字作背景的地方拥抱亲吻她(何况这是他俩的初吻,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吻)。他别无选择,只好折回,他为自己放弃初衷而感到痛苦。 他们默默地走着,阿格尼丝非常生气:他为什么不干脆在大街的中央吻她?为什么他非要带她沿着一条偏僻的通道来到一个厕所,来到这个一代又一代又老又丑、臭哄哄的僧侣们解溲的地方?他的窘迫使她受宠若惊,因为这是他被爱情扰得神魂颠倒的标志;但他的窘迫又使她更加生气,因为这恰恰证明了他的幼稚;与这么一个同龄小男孩外出似乎有点掉价,她只对比自己更大的男孩感兴趣。她心里的确拒绝了他,但她知道他很爱她,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一种正义感驱使她拉他一把。在他的爱情经历中给他一点支持,帮他去除掉孩子气和窘迫感。她暗暗下决心,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勇气,那么她将采取主动。 他伴随她回家。她打定主意,他们到了家门口,她就张开双臂抱住他,吻他,这定会让他大吃一惊、呆著木鸡。但是在最后一刻,她却失去了这样做的愿望,因为他那张脸已不再是悲哀,而是一副凛然不可接近的神气,甚至带有敌意。结果,他们只握了握手,她沿着花园小径走到了家门口。她感觉到那男孩正一动不动地注视她的背影。她又一次为他难过;她觉出这是一种大姐姐的怜悯。而就在这时,她做了一件预先不曾想到的事情:她一边往前走,一边扭转头去,朝他粲然一笑,她的右手在空中一挥,那么轻巧、飘逸,宛若抛掷出一只五色彩球。 阿格尼丝不事准备地突然举手一挥那一瞬间,真有说不出的奇妙,顷刻之间,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身体和手臂的动作是那么完美,堪称艺术杰作,这一切怎么可能呢? 当然,歌德所说的不朽与相信灵魂不死的宗教信仰不同。这里所说的是另一种、比较世俗的不朽,即死后仍活在后人记忆之中。人人都能获得程度不等、延续时间长短不一的不朽,人们从小就懂得了这个道理。 说到不朽,人们自然又不平等。我们必须有所区别,一种是所谓一般的不朽,熟人之间对一个人的怀念(村镇父母官向往的那种不朽);另一种是伟大的不朽,即一个人活在从来不认识他的人的心民中。生活中有一些途径,可以从一开始就让人面对这种伟大的不朽,当然,并不一定十拿九稳、但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可能:它们就是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道路。 一名拿破仑的侍从陪伴他又上了一段楼梯,穿过一道又一道走廊,走进一间大客厅。在客厅的最顶端,拿破仑正坐在一张圆桌前用早餐。身穿制服的军士你来我往,从各个方向上递给他各种报告,他一一作简短的回复,嘴里一直嚼个不停。好几分种过去,侍从才敢上前示意歌德已到,此刻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远处。 “要找的人就是他!” 这种话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那种“响词儿”。政治家在长篇演说时,总恬不知耻地重复一个意思,他们深知重复与不重复都一样,对于老百姓来说,除了新闻记者摘引出几个词,其余什么也记不住。为了方便新闻记者的工作,给他们一点提示,政治家就在大同小异的讲话中塞进一两个以往不曾用过的简洁而风趣的词语,这一招是那么出人意外,这些词语顿时不胫而走,家喻户晓。这年头搞政治的全部艺术已不是从政(众人之事取决于自身机制中那不为人知又不为人把握的逻辑),而在于想出“响词儿”,一个政治家是否被人看见、被人理解,民意测验中如何评估,以及最终能否被选上,全仗着这些“响词儿”。歌德还不懂“响词儿”这个术语,但是,任何事物在其物质化的实现和命名之前,它的实质早已存在。歌德立刻发现拿破仑方才说的几个词恰恰是不同凡响的“响词儿”,日后对他俩都将大有用途。他心头一喜,向拿破仑的餐桌走近一步。 人的不朽可以任你评说,但军事统帅是更加不朽的人物,因此,由拿破仑而不是由歌德首先发问是理所当然的:“您多大啦?”他问道。“六十。”歌德回答。“这年纪您看上去气色很好。”拿破仑赞许他说(他比他年轻二十岁)。歌德不禁受宠若惊。他五十岁时就已肥胖过人,成了双下巴,但他还并不太上心。随着年纪增大,临近死亡的念头频频出现,他开始意识到很可能要挺着这么可怕的大肚皮跻身不朽。他于是决定减肥,很快变得苗条了,虽说不算漂亮,但至少能让人联想起他昔日俊俏潇洒的形象。 “您结婚了?”拿破仑真诚地问。“是的。”歌德欠了欠身。“有孩子吗?”“一个儿子。”此刻,一位将军上前向拿破仑一倾身,通报了一条重要信息,拿破仑陷入沉思。他从马甲下抽出右手,用叉子戳了一小块肉塞进嘴里(这场景已不再有人拍摄),边嚼边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想起歌德,他真诚地问,“您结婚了?”“是的。”歌德欠了欠身。“有孩子吗?”“一个儿子。”歌德回答。“那么说说卡尔-奥古斯特①吧。”拿破仑突然点了魏玛大公国君主的名字,歌德是他的国民,听口气,他显然不喜欢此人。 把童年的盾牌挡在胸前,这是她用了一辈子的策略。她从小就惯于倚小装小,这既是策略,但又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她一向有些钟情于她那个当诗人的兄长克利门斯-布列恩塔诺,她觉得坐在他的大腿上再舒服不过了。即使在当时(她十四岁),她已知道如何让自己同时扮演三个角色:小孩、妹妹、可爱的女人,并从这种界线朦胧的三重性中获得快感。谁能把一个孩子从自己腿上推下去呢?即使是歌德也做不出这种事情。 一八〇七年,他们初次见面,她就坐到了他膝上,当然这是她自己的描述,信不信由你:起初,她坐在沙发上,面朝歌德;他按照常规礼俗,用一种哀伤的语调谈起前几日刚刚去逝的阿密莉亚公爵夫人。贝蒂娜说她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怎么可能?”歌德惊诧地问,“难道你对魏玛的生活毫无兴趣?”贝蒂娜说:“我只对您感兴趣。”歌德微微一笑,对这个年轻女人说了以下几个决定命运的字眼:“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她一听见“孩子”二字,羞涩腼腆顿时烟消云散。她声称沙发不舒服,说着便跳起身。歌德说,“那就坐在你觉得舒服的地方吧。”话音未落,贝蒂娜已经坐到他腿上搂住了他。就这么紧贴着他,她觉得舒 服极了。很快便睡着了。 事情果真如此,还是贝蒂娜杜撰出这一切,都很难说。不过,如果是她编造,那就更好:她向我们透露应该如何看她,她描述了她接近男人的方法:倚小装小,她就可以想啥说啥(声称对公爵夫人之死无动于衷,说坐在沙发上不舒服,而无数的来访者能有幸坐在这里,早已感激不尽);装成小孩样,她就可以跳到他膝上搂着他;更有甚者,装成小孩样,她就能睡在他身上! 再没有比装成孩子更有效的办法了。孩子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他天真无邪,没有经验;他不必循规蹈矩,因为他还没有进入一个规矩无处不在的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无论这些感情恰当与否,那些不愿领教贝蒂娜的天真的人往往说她癫狂(有一次跳舞,她乐极生悲,不慎失足摔倒,脑袋磕在桌角上),缺乏教养(在社交聚会上,她有椅子不坐,偏要坐在地上),乖张反常,不可救药。然而,那些愿意把她永远当作一个孩子的人则被她自发的天然本性弄得神魂颠倒。 歌德深受孩子的感动。她使他回想时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赠给贝蒂娜一只非常漂亮的戒指作为礼物。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只简略地记下:布列恩塔诺小姐。 起初,他看见一位年轻女郎对他如此倾心,当然会受宠若惊。她的故事会唤醒他心中许多沉睡的往事,会使他很愉快。但是,他很快会发现有些轶事不可能发生,有些事现在看来那么荒唐可笑,根本不该发生。而更为难堪的是,这些故事出自贝蒂娜之口,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带上一种让他不太舒服的色调和意义。倒不是说贝蒂娜想用这些童年往事同他作梗,而是因为一个人(任何人,不仅是歌德)听见别人所阐释的他的一生与他自己的版本不同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一旦某个小动作被她理解为钟爱的表示(她已到将他每一次打喷嚏都视为爱她的地步),那就会使她更加胆大妄为。 有一次她写信给他说:“别把我的信烧了,别把它们撕了;那会伤害你的,因为我在信中表示的对你的爱,已经与你血肉相连,不可分离。但别给任何人看,把它们藏好,如同偷偷藏匿一个美人。”起初,看到贝蒂娜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信比作美人,他只是淡淡一笑,然而读到“别给任何人看”,他不由为之一怔。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有给别人看信的意思?贝蒂娜这里所用的祈使句“别给人看”,恰恰暴露了她想“给人看”的欲望。他已经可以料定,他隔三岔五写给她的那些信件,早晚会有其他的读者,想到此,他意识到自己已处于被告的位置,法庭正警告他说:从此以后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被用来对付你。 一八〇九年,贝蒂娜写信给他:“我有一种永远爱你的强烈愿望。”请仔细读一读这句表面看去平庸无奇的话。比“爱”这个词更加重要的是“永远”和“愿望”两个词。 他知道,一旦她有了丈夫,那就能像挡箭牌一样化解掉她的滥情,这样,他就可以保持一种更加治然自得的心境观赏她的动人之处。 他们分手后,这一时刻的魔法效应在他俩身上又持续了很久。在这次会面以后的信中,歌德称她Allerliebste,即最亲爱的。但他并没有忘记面临的危险,也就是在这封信中,他说他正准备撰写回忆录《诗与真》,需要她的帮助: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谁也不能将他的青春召回。贝蒂娜曾在她身边生活过相当长时间,请她把老太太对她回忆的往事写出来寄给他! 他难道不知道贝蒂娜本人希望出版一本关于歌德童年轶事的书吗?难道不知道她已经与出版商联系了吗?他当然知道!我可断定他请她帮忙并非出于需要,而是不让她本人出版关于他的只言片语。因为上次会面的魔力使她放松了戒备,又加上担心与阿尔尼姆结婚造成与歌德之间的隔阂,她同意了歌德的要求。他成功地将她收伏,宛如将一枚定时炸弹拆除了引信。 不是为爱情而战,是为不朽而战。 一个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考虑不朽。 凡有死亡之处,定有不朽存在,它是死亡的伴侣; 从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一这几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八一〇年,她去维也纳访问了贝多芬,但没有宣布。突然间,她成为两位最为不朽的德国人的知交,一位漂亮的诗人,一位丑陋的作曲家,她与两人都调情取乐。这双重的不朽令她陶醉。那时候,歌德年事已高(那年头,六十岁的人已被认为是老人),早该寿终正寝;而贝多芬,虽说只有四十,实际却比歌德还早死五年。因此,贝蒂娜站在他俩之间,犹如两方乌黑墓碑间站着一位温柔的天使。歌德满口牙齿几乎一颗不剩,她毫不在意,这是何等的美妙。相反,他愈老就愈有吸引力。因为他愈接近死亡,他就愈接近不朽。唯有那死去的歌德才能紧紧抓住她的手,将她引入名人殿里。他愈接近死亡,她就愈不愿意弃他而去。 她于一八三五年写成此书,出版时书名为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起初,谁也不曾对这些通信的真实性提出疑问,然而,一九二〇年,那些原始信件被发现,而且被公诸于世。 天哪!她为什么没有将它们及时烧毁? 不妨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烧毁那些你所珍惜的文件,实在难以下手;这无异于亲口承认你将不久于人世,你说不定明日就死;于是你日复一日地推延那销毁行动,然而有一天,一切都太晚了。 人通常都考虑不朽,却忘了考虑死亡。 歌德——伟大的中心。这不是那种一味回避极端的似是而非的中心,而是实实在在的、使两个极端巧妙地保持平衡的中心,不过欧洲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歌德在青年时代曾钻研过炼金术,但后来却成为首批现代科学家中的一员。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然而他又是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欧洲人。歌德可谓是一个世界公民,但他几乎一辈子也未离开过他的省份,那小小的魏玛。他的一生属于自然,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在爱情方面,他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个放荡不羁的人。 相对而言,歌德所处的那个历史年代则不同,当时的科技水准已开始给人们提供安逸,但是,对于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对自己使用的各种器具物品的原理则是基本懂行的。歌德知道他的住 房用什么材料盖成,他知道为什么他的油灯能放光,他也懂得他与贝蒂娜看木星所用的望远镜的原理;他本人虽然不会做手术,但是,他却多次亲临手术场面,在他生病时,他能够使用专门术语同医生交谈。整个科技世界都向他开放、为他所理解。这就是歌德所处的欧洲历史中心的伟大时代;今天,谁若是被困在颠颤不已的电梯里,一想到那个伟大的时代,心中定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怅惘。 贝多芬的作品始于歌德的中心位置结束之时。此刻,世界开始失去其透明度,开始变得昏暗,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它向未知飞奔而去;人,被世界抛弃之后,则龟缩进他的自我,耽于怀旧、梦幻、反叛,让自己内心的声音淹没而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音。但是,那发自内心的呼声对歌德却像一种不可忍受的噪声。歌德厌恶噪声,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无法忍受远处花园中的犬吠。据说他不喜欢音乐,这不确切,他不喜欢的是管弦乐队。他喜欢巴赫,因为巴赫仍把音乐看作各种独立音响的透明组合,每一种音响仍清晰可辨。可是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各种乐器的声音融汇成喧闹和哀叹的和声。歌德不能忍受管弦乐队的怒吼,恰如他不能忍受灵魂的高声叹息。贝蒂娜的那些属于年轻一代的朋友看见不食人间烟火的歌德堵住自己的耳朵,并朝他们投以厌恶的目光。为此,他们不能原谅他,他们指责他是灵魂、叛逆性和感情的大敌。 一八一二年(眼镜打碎的黑色日子后又过了十个月),贝多芬在特普利茨温泉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他第一次会见歌德。有一天,他俩一道出去散步。他们正沿着一条大街走着,突然遇到皇后及家人一行。歌德一见,顾不得贝多芬正跟他说些什么,立刻捱到路边,脱帽肃立。贝多芬则相反,他把礼帽紧紧地按在脑门上,两道浓眉一皱,足足又冒出两寸;步幅丝毫不减地继续往前走。这样,宫廷显要们只好停靠一边,并向他打招呼致意。他走过这一行人之后,转过身来等歌德跟上。然后,他直言不讳向歌德谈了对他奴颜卑膝行为的看法。那一通训斥,简直像教训一个拖鼻涕的小学生。 他不喜欢贝多芬,因为他的声名不是建立在音乐之上,而是关于他生平的文学传奇造成的,就他的音乐而言,根本谈不上完美。 人们即使可能提前设计、操纵并照章实施安排一个人身后的不朽,那最终的结果也绝不会符合原先的意图。贝多芬的礼帽已成不朽,这个计划成功了;然而,这顶不朽的礼帽究竟产生什么意义,却不是事先决定的。 不朽即永恒的审判。 你知道吗,木偶剧演出的浮士德是最美的。那里没有演员,由我一个人背诵台词,这比以往任何一天的演出都有意思,所以我高兴极了。我瞥了一眼观众席,突然发现剧场里空无一人。我感到困惑。观众哪儿去了?因为我的《浮士德》太没意思,他们都回家了?还是因为我这个人连被人嘘都不配?茫然之间,我转过身去,突然我惊呆了:人们本来应在台前,这会几却都跑到了后台,一个个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我的目光与他们相对时,他们鼓起掌来。原来,他们对我的《浮士德》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想看的不是我摆弄的这台木偶戏,而是看我本人!不是《浮士德》,而是歌德! 席勒无疑是他最好的朋友。但这“最好的”只是指比别人更要好,而坦白地说,那些人其实并不那么要好。他们是他的同时代人,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甚至没有选择席勒。当他意识到这些人将终身陪伴他时,他的确感到焦虑。但是没办法,他不得不安之若素。但死后难道还得和他们厮守不成? 说到他这副让人不敢相信的稻草人般的打扮,歌德喜不自胜地大笑,仿佛海明威的话是对他的赞美。他凑到他跟前轻轻他说:“我这副装束主要是为了贝蒂娜。她每到一处,都大谈对我的爱,我要让大家看看她爱的是什么。现在她一看见我,就忙不迭逃命。我知道她现在恨得捶胸顿足,因为我丢人现眼:无齿、秃顶,眼睛上还蒙了这副可笑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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