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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以下两方面与格雷厄姆和多德不同。首先，我们认为，在《1964年证券法修正案》获得通过以后的岁月里，信息披露工作做得越来越好，而现在是好上加好，以至于细心的投资者能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进行充分的分析，足以使他们在不再把投资严格局限于别人普遍认为是高质量的股票的同时还能获得适当的收益。
其次，我们的方法不同于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忠告似乎是针对那些对一般市场水平和每股收益等因素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环境做出反应的外部投资者的，而我们的方法则是针对积极投资者和那些希望像积极投资者那样思考问题的外部投资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