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 8.3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一叶渡江

a strong man can save himself, a great man can save another!强者自救,圣人渡人。---《肖申克的救赎》 “历史三峡”与敦刻尔克撤退 丁学良认为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二十世纪至少提供了四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种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试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非洲,拉丁美洲都发生过多起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但是其结果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巴基斯坦大部分时候都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会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只能在极短时间里赶走一个腐败文官体制,不可能使国家在经济上长时间发展。 第二条路是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地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其结果是: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鸡零狗碎,但同时社会受到全面破坏,生命财产,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这方面,中国曾经深受其害。 第三种方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这里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似乎并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新加坡四百多万人,香港700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13亿人口的社会怎么可能像它们那样,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平衡呢? 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度尼西亚经济搞垮了。印度尼西亚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有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能自砍手脚。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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