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访谈录 8.5分
读书笔记 序
咖其蕯的徒弟
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 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现代人类学家强调在地区文化 研究上,研究者必须身临其境(being there)和亲自参与(participation),我的乡居就是一个长期的参与过 程。
我自1946年离开乡间以后,曾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 的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对极端的激进思潮则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 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也承认社会经济状态和每一时代的思 想倾向是交互影响的,但是唯物史观对我而言是过于武断了。
到香港以后,我又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连续性,我也不能接受 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是我继续承认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 的。
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实成就来建立我自己的观点。我必 须暂时放下观点和理论,先虚心读古人的经典,而且必须一部一部地仔细研读。我不能先有观点,然后在古籍中断 章取义来证实我的观点。这样做便成了曲解误说,而不是实事求是了。
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 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我并不妄想在 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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