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8.9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汪杨

p132 换言之,毛的战略的缺点是,在 1966 至 1969 年之间他只进行半场革命。 他未能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而持久的、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来取代他想推翻 的政治制度,或者把他动员的政治资本从破坏性的力量转变成建设性的力 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 20 世纪第二次不成功的中国革命。 1911 年,孙逸仙 (孙中山)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但他未能创建有效的共和制度 以代替被推翻的王朝,中国从而陷入军事统治之下。 60 年代后期,毛成 功地 从党的机构中夺取了政权,但他未能设计出有效的民众机构取代列宁主义的 党一国家机构。政权再次落入中国军人手中。 危害更大的是 1969 年以后实行的政策 , 使课程 政治化 , 减少教育时间, 要求过长的体力劳动,以及根据阶级出身而不是学术上有无造就前途挑选学 生。另一方面,许多文化和教育机构蒙受严重的物质损失。许多图书馆和博 物馆的收藏品遭到损害、破坏或被分散。红卫兵损害或破坏了大量历史古迹、 宗教建筑和文物。而军队一旦被派往大学恢复秩序,他们就征用学校建筑物 为己有。直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这些后果中仍有许多没有得到完全补 救。 文化大革命不像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和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的大多数受 害者在这场运动中幸存下来,并在毛逝世和推翻 “四人帮”以后重新获得政 治地位。但是,中国官僚分子的经历仍是不愉快的。 p136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 作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对这类事件的 免疫。当然,从 80 年代 的获益来看,当然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似乎比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 (没有任何可弥补此损失的成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 “开门”整 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 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 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 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问题是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 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 文化大革命灌输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p150 即使在早期,胡志明和他的同事们就知道中国不赞成北越收 复南越,重建一个统一的越南,更不希望出现一个由 越南控制的共产主义的 ① 印度支那。中国对东南亚的长期政策似乎是 : 可以共产主义化 , 但不能统一。 由于当时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威胁,双方把分歧暂时放在了一边,但北京很清 楚,就中国的利益而言,越南共产党的独立性太大。中国人最了解自立更生 的好处,他们在反对俄国人的运动中就很好地运用过这个方针。他们当然不 愿看到这种斗争手段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因此, 70 年代中越冲突的种子, 在 60 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方对待对方的态度中就已扎下根了。 (外交政策必须要有军事投放能力作为后盾) 邓获得权势的令人注目的特点在于,从一开始,他就避免对他的权力进 行有名无实的肯定。在叶剑英不再当毛死后的权力经纪人后很久,邓仍坚持 ① 在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上位居叶剑英之下。没有迹象表明,邓在任何时候 想过要攫取党的主席、总书记或总理职务。相反,他却迅速地把他预期的接 班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给他们职位和职责,以便使他们能获得经验和尊敬。 这是毛曾提到过但从未付诸实施的一种接班人培养方法。 邓自我克制的主要原因是他决心避免给人以他想扮演毛一样的角色的印 象。的确,为了防止任何人企图继承毛的地位,中共十二大通过的 《党章》 取消了党的主席一职。另外一个预防措施就是期盼已久的对毛的重新评价, 其目的是通过冷静地估价毛的 功与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功与过,使 毛那种神一般的形象非神秘化。中共在对待毛的问题上比苏共对待斯大林问 题显得更有勇气。据报道, 1956 年赫鲁晓夫在作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 有人指责赫鲁晓夫也是个同谋犯,并大声叫喊: “同志,当所有这一切发生 时,你在哪里?”而当毛的过错最终被罗列起来时,邓作为一个受害者,没 有理由害怕发生这样的问题。 将毛描述成一位悲剧性英雄是对中共在 1956 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对斯大林的提法的重 复。事实上, 这一概念是一种突破。迄今为止,苏联和中国都曾像摩尼教徒一样强调善与恶、 黑与白的简单并列,不允 许作模棱两可的区别。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要么全面洗雪自己 的罪名,要么被指控为一名反动分子或 反革命分子,这种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评价模式对 政治和文学都有相当的意义。 P260如果邓的目标是为取消中央军事委员会打下基础,那么他并未取得成 功。这个新的委员会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使军队不再隶 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而隶属于全国人大的一个委员会。但是似乎没有任何 将领准备把它当作军事委员会的替代物加以接受。相反,正当邓和他的同事 们力图全面削减行政开支时,国家却存在着两个相同的军事委员会,——两 者都由邓小平和杨尚昆 (作为常务副主席)领导。 甚至当邓在 1987 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最终决定率所有的老同志从政 治局退下来的时候,他仍不能辞掉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党章规定,军事委 ② 员会主席必须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邓赞同修改党章,以便让他继续留任。 邓让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担任军事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这意味着 中央军事委员会仍将被保留下来,而新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则形同虚设。 (军队脱离了政府系统,从而成为了一个强力因素,这是必须要考虑如何处理的) 1972 年 2 月 28 日发表的 《上海公报》就是这样一份精心拟 ① 定的文件。公报同时发表了各自国家的方针政策。对中国人来说,公报有四 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双方保证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 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第二,共同声明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 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第三,共同反对 “任何大国与另一 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反对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第四,美 国方面关于对台政策的一段长篇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要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 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 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据说基辛格认为邓是个 “讨厌的小个子”;而邓同样、甚至更加蔑视 他的对手。这种互相敌视还表现在邓的助手与其谈判对手交换意见的时候。 蒋介石在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事干涉均无指望的情况下,迫于中共入侵的 威胁,积极加强台湾的防务。首先是改组从大陆撤到台湾的 80 万杂牌军队, 清除共产党的渗透。 1949 年 12 月,他任命受过美国教育的前上海市长吴国 桢接替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让陈集中精力进行军队改组。陈遣散了数万名 超龄和低能的军官,将部队兵员削减了 2/3 。之后,蒋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 并委任受过美国教育、曾指挥美训新 1 军在缅甸和东北作战、又在台湾任编 练司令的孙立人将军为陆军总司令。 在整个 60 年代,蒋介石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自 1938 年以来是党 的首脑,自 1948 年以来是民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掌握着任免 全部高级军政官员的大权,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最高决策人。他以传统的儒家 方式实施统治:家长作风,远离群众,对群众施恩并要求群众对他本人效忠 相报。他个人生活俭朴,也要求下属节制。蒋在 60 年代初已年逾七旬,其继 承人的传闻集中在副总统陈诚和蒋的儿子蒋经国两人身上。蒋经国当时是台 湾安全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此二人在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均不乏大量的支 持者。蒋介石对此事不表态,相反却抓紧权力不放,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拥权 过大。 1965 年陈诚去世,终年 68 岁,从而消除了蒋经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1964 年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出任部长。陈诚死后,普遍认为他正被 培养为蒋介石的继承人。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治理中国众多的人口是一项 “巨大的任务”。按照 传统,皇帝对臣民的生死和思想拥有绝对的权力。实际上,帝王文官制度的 框架只能对法治和经济保持一般的和表面的监督 。 特别是在 18 世纪人口爆炸 之后,它完全依赖地方豪绅对社会进行具体监督。地方豪绅赞成政府要求稳 定的意愿和儒家的意识形态,但帝王统治模式允许广大群众有不同的习俗和 信仰以及经济活动的自由。共产党却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这种平衡关系。 确实实地改变了传统政治工具的作用,节制使用那些曾使传统政治工具起破 坏作用的现代技术。他试图削弱 “帝王”象征的重要作用,本人 不担任党和 国家的正式最高领导职务。他与毛不同,真心实意地扩大他所选定的接班人 的权力。他削弱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并鼓励把社会从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创 的官僚统治束缚中解放出来。(意识形态在今天是否又企图复活?)

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的全部笔记 32篇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