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 8.7分
读书笔记 全书
四平

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就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形象地使用“会话”这个词,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 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 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也许是有益的。即使这些推想有不妥之处,我仍然认为它是明智而中肯的。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首先,我想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但是,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是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得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 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谚语和俗语通常只用于解决孩子之间的矛盾。“东西在手,败一胜九”、“先来先得”、“欲速则不达”,这些语言形式可以用来解决孩子的小危机,但如果在决定“严肃”问题的法庭上使用就会显得荒唐了。如果法官问陪审团是否形成意见,而陪审团回答说“犯错人皆难免,宽恕则属超凡”,甚至说“把现实事交给现世君主,把神的使命交给上帝”,你能想像会是什么情形吗?可能一瞬间法官会觉得很有趣,但如果陪审团不能马上提供一个“严肃”的语言形式,法官就可能会做出一个超长的判决。 我用这些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 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大自然的语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语言。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绝不能随时准备炸掉地球,然后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 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我想再次说明,在这件事上我不是相对论者,我相信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有人相信电视和铅字仍然共存,而共存就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平等,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能存在下去。像那些在有毒的河流中幸免于难的鱼儿以及那个仍在上面划船的人一样,我们的心中仍保留着过去那条清清小河的影子。 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 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当然,语言就是用来挑战、讨论、质疑那些我们眼中表面事物的一种工具。"真""假"这样的表述只能出自语言的范畴。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这是真的吗?"只能表示"这是某时某地的真实再现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就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理由,因为不相信一张真实的照片显然是荒唐的。照片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观点,代表着确定无误的事实。它无心辩驳,所以它就是无可辩驳的。 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我这里想说的是,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种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 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当然,电视具有娱乐性这个事实实在太苍白了,绝对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威胁,也不值得我为此写一本书。电视有时甚至是让人们高兴的一个理由。我们经常说,生活不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能在途中偶尔看见一些花朵,会使旅途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拉普人无疑就是这样想的,每天晚上观看电视的9000万美国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使节目显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而且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在“好……现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其实是播音员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播音员在扮演其角色时要表现出说得过去的严肃性,但同时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义。在电视观众这方面,就像看戏的观众不会因为舞台上的角色说有个杀人犯在附近居民区流窜就慌忙打电话回家一样,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真。 简单地说,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但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 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 大多数没有人,包括传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丝毫不损害意义地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译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许发现送一张安慰卡给失去亲人的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认为卡片能够表达我们当面哽咽着说出的话的相同意思,那就是自欺欺人了。卡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要说的话,而且还改变了赋予这些话意义的语境。同样,如果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也不一样。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 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 我只是想说,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电视是不分等级的课程,它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拒绝观众。换句话说,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在电视教学的所有敌人中,包括连续性和让人困惑的难题,没有哪一个比阐述更可怕。 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增强他们教学内容的视觉刺激,减少学生们必须应对的阐述比重。他们布置的读写任务越来越少,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是万般无奈的):吸引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是娱乐。 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所以,对于任何像我这样著书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想在书的最后提出解决方法的人来说,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需要什么解决方法;其次,也许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解决方法。 有很多次,有人让我到电视上去宣传我写的关于反对电视的书,这也是同样的讽刺。这些就是电视文化的矛盾。(《娱乐至死》) 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其目的,说实在话,就是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 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成年。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包括地图、图表、合同和产权契约,收集并保存了各种有价值的秘密。因此,在文字世界里,做成人意味着有机会了解用非自然符号整理和记录下来的文化秘密。在文字世界里,儿童必须变成成人。但是,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之间就没有必要明确区分,因为不存在什么秘密,文化不需要提供训练就能被人理解。 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的观念,没有羞耻的观念,这些都是中世纪童年不存在的原因所在。 因此,在这个过程的两端,即生产和消费,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 假如没有每个个人本身都是重要的、人类的心灵和生命根本上超越公众这一观念,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个性观念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也会应用在儿童身上。 这本身是一个奇特的讽刺。因为一方面,新兴的书本文化——用英尼斯的话来说——打破了“知识垄断”,它使神学、政治和学术方面的秘密变得能为广大的公众所获得,而这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局限儿童于书本学习,由于他们受制于书本学习者的心理以及校长和家长的监督,印刷向儿童关闭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日常生活这个世界正是中世纪的年轻人非常熟悉的。 正如法国的恐怖统治没有、也不可能摧毁政治民主的思想一样,残酷对待底层阶级的儿童没有、也不可能摧毁童年的概念。 这并不是说童年从此就变得像田园诗般美丽了。如同生活在任何一个阶段,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充满了痛苦和迷茫。但是,到了世纪末,童年进而被看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成为一个超越社会和经济阶级的理想。不可避免地,童年开始被定义为生物学的范畴,而不是文化的产物。 达尔文和莫尔斯之间有一个区别:达尔文为我们提供了体现在语言上的思想。他的思想明晰、可论证、可驳斥。的确,自1860年以来,达尔文的思想在演讲厅、课堂上甚至法庭上已经被公开地辩论过了。但是,莫尔斯为我们提供的是体现在技术上的思想,也就是说,它们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因此从未被论证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莫尔斯的思想史不可辩驳的,因为没人知道电子传播隐含着什么样的思想。就像所有的传播技术一样,人们假定电报是个中性的传播工具,它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因此不存在偏袒哪一方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是,电报开始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由于电报给我们提供了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闻,它也使新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出现,因为信息的数量是随着新闻产生和传播的速度而波动的。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闻意味着处处都是新闻,一切都是新闻,而且没有特别地顺序。电报创造了读者和市场,他们不仅消费新闻。这些知道今天仍是新闻事业的主要商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而它们都跟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密切相关:第一,因为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因为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因为电视不能分离观众。借助其他电子的、非印刷的各种媒介,电视又重新创造出十四五世纪就存在的传播条件。从生物学上来看,我们人人具备观看和解释图像的能力,还有能够听明白跟多数图像的背景相关的语言的能力。正在兴起的新媒介环境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着同样的信息。鉴于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 当“处理完”国防预算问题、能源危机、妇女运动、街头罪案,人们早晚必然要转向乱伦问题、男女乱交、同性恋、施虐和受虐狂问题、各种不治之症以及成人生活的其他秘密。 电影艺术科学院奖、美国小姐竞赛、对各种名流进行“非难”、年度乡村音乐协会奖、电视网络明星之间的争斗、新闻发布会,凡此种种,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电视需要素材,而不是现实的需要。电视并不真实记录这些事件;电视制造事件。 识字文化最大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当识字文化使秘密广为人知的时候,它同时也为获得秘密制造了障碍。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我们可以扩展这个说法,说任何一个群体都是针对不在这个群体里的人的“阴谋”,因为“局外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获得“局内人”所拥有的信息。 儿童是一个不知道成人所知道的某些信息的群体。中世纪时没有童年,因为让成人单独知道某些信息的手段并不存在。在谷登堡的时代,这种手段开发出来了。在电视时代,它又消失了。 如果对各种冲动没有控制,尤其是对意在侵犯和即时满足的冲动的控制,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经常处在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的危险中,包括被暴力、兽欲、本能和自我。 我并不认为羞耻的内容是由社会的信息结构所造成的。羞耻的根源不在于此,它存在于历史的深处,在于一个民族的恐惧,但这远不是本书的范围和目的所能涵盖的。然而,我要宣称,在一个不能保存秘密的社会里,羞耻不能作为社会控制和角色分辨的手段,因而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当然,主张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把死亡、精神病和同性恋当作阴暗和神秘的秘密,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要求承认只能再很局限的情况下讨论这些话题,更没有道理。但是,把这些话题公之于众,完全没有约束,便构成了危险,特别是对儿童的未来造成问题。 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提问,就被给予一大堆的答案。 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知识和隐秘知识之间的区别,以及由于媒体全方位的大暴露而消除了隐秘知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说同性恋是上帝眼里的罪恶,是一回事,尽管我认为那是个危险的想法;说某个东西因放在儿童的眼前就失去了,有完全是另一回事。说人类性行为下流和丑恶是一回事,尽管依我之见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想法;说公开展示剥夺了它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从而改变了性行为以及儿童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又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说向儿童隐瞒成人暴力和道德无能的各种事实是虚伪,那么,这么做仍然是明智的。 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让儿童“消逝”,也可以表述为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 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 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从对提议的知识评判转化为对整个人物形象的直观而情绪化的反映。 电视时代把政治从成人的头脑中全盘夺走。 就像新闻节目改变了政治判断的意义一样,电视广告改变了消费和笃信宗教的意义。 自从图像革命以来,“商业人”已主要被看作是不理性的,不需要用论点或理性的话语来沟通的。但是,电视已经把这样的假定利用到了极致,我们甚至可以控告电视广告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电视广告已经摒弃了商业主义的一个关键假设,即购买者和行销者都是根据自我利益,经过理性考虑之后达成交易。 的确,我相信,断定电视商业广告是一种宗教宣传品,是完全不过分的。 在电视广告寓言里,邪恶的根源是“技术无知”,即对工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益处一无所知。 也许在此折的反复重申的是,电视所鼓励的那种孩子气的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并不是政治家、商业贩子和提供电视内容的电视主管的“过错”。这些人只是根据他们的发现而使用电视这个资源而已,他们的动机不存在比观看者更好或更坏的问题。 电视迫使成人把孩子式即刻满足的需要和对后果漠不关心的接受方式视为正常。 因此,我们可以说,识字的头脑为识字文化剥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识字的头脑创造了新的媒介,而这些媒介又使识字文化所依赖的“传统的技能”变得毫无意义。 电视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有时候电视稍微滞后于现实,有时候超前于现实,有时候则正好反映现实。但是,电视绝不能离社会现实太远,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流行艺术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电视是最民主的社会公共机构。电视节目表现人们所理解的和想要看的,否则就会被取消。多数人已不理解、也不想要传统的、理想化的儿童模式,因为他们的经历或想象力并不支持这样的模式。 如果人们仔细注意电视节目的内容,就会发现一些相当准确的记录,不仅涉及“成人化”的儿童的兴起,而且也涉及“儿童化”的成人的兴起。 儿童的游戏已经成为成人热切关心的事情,它已变得非常职业化,已不再是一个脱离了成人世界的世界。 确实,当语言、服装、趣味、饮食习惯等等越来越趋于相同时,扎根于社会等级观念的礼仪实践和礼仪的意义也相应下降了。 当成人世界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方式向儿童开放时,他们必然效仿成人的犯罪活动。 由于童年消逝了,学校也一定会消逝。 在这100年里,我们重新设计了我们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以及我们怎样做才能分担所有的一切,如今我们已经达到了完全不需要儿童的地步,正如我们已经达到了不需要长辈的地步(尽管我们还不敢承认这个现实)。 童年的概念类似于语言学习,它具有自身的生物基础,但是,除非有社会环境的激发和培养,即社会需要它,它不可能实现。 不消说,到了一定的时候,当所有的教师和行政人员自己都成了电视时代的产物时,无论抵制曾是多么有力,这时候抵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力量,而且抵制的意义将会被遗忘。(《童年的消逝》)

0
《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的全部笔记 613篇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