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8.7分
读书笔记 全书
汪见殊

第二部 我们仨失散了 (三)古驿道上相失

女的说:“她自己说,她得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核病,潜伏了几十年又再发,就很厉害,得用重药。她很坚强。真坚强。只是她一直在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流眼泪。” 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我不敢做梦了。可是我不敢不做梦。
我想到她梦中醒来,看到自己孤零零躺在医院病房里,连梦里的妈妈都没有了。而我的梦是十足无能的,只像个影子。我依偎着她,抚摸着她,她一点不觉得。 我知道梦是富有想像力的。想念得太狠了,就做噩梦。我连夜做噩梦。阿圆渐渐不进饮食。她头顶上吊着一袋紫红色的血,一袋白色的什么蛋白,大夫在她身上打通了什么管子,输送到她身上。刘阿姨不停地用小勺舀着杯里的水,一勺一勺润她的嘴。我心上连连地绽出一只又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 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的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
我睁眼身在客栈。我的心已结成一个疙疙瘩瘩的硬块,居然还能按规律匀匀地跳动。每跳一跳,就牵扯着肚肠一起痛。阿圆已经不在了,我变了梦也无从找到她;我也疲劳得无力变梦了。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圆,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眼前一片昏黑,耳里好像能听到哗哗的水声。一个人在昏黑的乱山里攀登,时间是漫长的。我是否在山石坳处坐过,是否靠着大树背后歇过,我都模糊了。我只记得前一晚下船时,钟书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 他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两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泻出,像瀑布,发出哗哗水声。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这一部分是全书最悲沉的部分吧……用这样的梦的笔法。而之后的回忆里,即使一生坎坷,都因为有“我们仨”,而被轻轻带过,平淡的琐碎与被放大的快乐,是注入笔端的涓涓细流。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一)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散步真是好习惯呀~

牛津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信交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带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这段读来感觉极为美好。 (二)

我联想起三十多年后,一九七二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我晚上把煤炉熄了。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赺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赺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两人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然后把蔬菜放在汤里煮来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
还有活虾。我很内行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我刚剪得一刀,结果虾在我手里抽搐,我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钟书问我怎么了,我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钟书跟我讲道理,说虾不会像我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另一位常客是向达。向达嘀咕在休士牧师家天天吃土豆,顿顿吃土豆。我们请他同吃我家不像样的饭。

(英国的土豆………………) (三)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钟书谆谆教诲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的确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次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了。然后他又做了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了。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好萌,杨绛好能干……) 以上二人在英国的部分倒是全书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杨绛先生在回忆着写这段最快乐时光时,大概也是含着笑的吧。所有的沉重都还没有露出端倪,两个在后世看来极有分量的人物,那时是在国外读书刚开始自己过日子的年轻人,透着一股子新鲜和俏皮劲,生动美好极了。 (四)

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我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
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我没有报得娘恩。

(五)

我表姊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

(六)

钟书喜欢“格物致知”。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圆圆搬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端详,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个女儿的人。
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神逻辑呀!)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八)

圆圆的肠胃可以吃西瓜,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也让她吃了。钟书爱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东西,总说:“Baby,no eat.”她渐渐听懂了,总留心看妈妈的脸色。一次爸爸说了“Baby,no eat.”,她看着妈妈的脸,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 eat!”她那时约六岁。
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一群孩子在荒园里“踢天弄井”,只圆圆斯文。别人爬树,她不敢,站在树下看着。我小时特别淘气,爬树、上屋都很大胆;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钟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她这点也颇有父风。我是最怕鬼的,钟书从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钟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钟韩怕鬼,钟书吓他“鬼来了!”钟韩吓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钟书大乐。他讲给我听还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三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钟书。

圆圆手足的骨骼造型都和钟书的手脚一模一样;圆圆安静,手脚不麻利,像钟书;圆圆胆子大,像钟书;圆圆格物致知,像钟书;两个指头翻书像钟书,翻得快像钟书…… 总是这些描述打动我。她看钟书,就算是调侃,也样样是好的,亲切的,她的圆圆像钟书,也是样样好的……这种深切又温柔的感情,在这些描述中,化成了一体,都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无瑕。 (九)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十)

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十一)

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读书,钟书北来,我曾带他同游。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十余年后重来,这几间房屋,连同松树和那一湾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饲养员呢。我们最佩服这两头大象。

(十二)

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十三)

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

(十四)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保持一双新鲜新奇的眼和”探险“的兴致,最难得呀) (十五)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
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

(十六)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读到此处,想到一周前,杨先生一百零一岁了,感慨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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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的全部笔记 175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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