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8.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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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鹊喜

我的“读人”的另一些内容 剖析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行为轨迹 不管是翻开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在历史长卷的开始部分,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人类社会,最初是一个一个的小群体,它们是由有共同的祖先和彼此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这种按血亲关系集合的社会叫氏族公社。氏族内的首领是成员民主选出最有德性的人来担任。氏族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的首领叫酋长,他没有特权。酋长的任务是给大家指派工作,分配获得的东西。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氏族会议,这是一个民主的集会。氏族内的每一个成员男女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酋长是由氏族会议选举和罢免的。这个时期就是人类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是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的社会,同时也是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社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各个氏族为了各自利益的争斗,出现了强者战胜弱者,弱的氏族需要强的氏族来保护的现象,这样弱的氏族就要放弃一些权利,生活在强氏族的权势下,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于是军队产生,国家产生。初期的国家统治者是由众多氏族选举,认为应该由有能力管理杂务和有勇气保护每个氏族共同利益的人来担当,这些管理者的身影时而出现在劳动场面,时而出现在断案场面,时而出现在保卫部落战斗中。这时把战争中俘虏来的战俘不再杀掉,而是充当自己国家的奴隶,于是奴隶社会产生。随着物质的丰富,统治者的特权逐渐地显露,暴政出现了。国家的统治者不再是选举,而是强者担任。 中国的奴隶社会远远短于西方,因为在中国远古时期出现了许多贤良的君主。他们外表是神态和睦、德行高尚、举止适中、穿着普通,他们治国是生养财务以尽地利、顺时行事以法天下、恩德公正、不偏不倚,他们品德是沉静渊深有智谋、通达而明事理、富有而不骄纵、显贵而不傲慢。象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等就是这样的贤君。中国的行为规范就是在那时产生的,即“五教”。在这“五教”的推广下,中国的百姓行为规矩、性情平和。 中国的贤君有任人唯贤的美德,因此,善于思考的人最初被推出当管理者,这些人通过社会调查,定出既符合大众,又适合管理的行为规范。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善于思考的人出现在管理层,由他们著书立说,给发展、维护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行为打下了理论基础。 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存活期较短,早在公元前就进入封建社会了,比欧洲早了1000年。 欧洲奴隶社会较长,等级分化严重,施暴政的君主平凡出现,奴隶牛马不如、平民饥寒交迫。当时欧洲统治者不像中国的君主那样制定适合社会稳定的行为规范。他们用暴虐的政治压迫广大的人民,自己过着奢侈的生活,于是出现了下层人渴望平等,渴望权利,不甘于过非人日子的景象。造成了频繁的奴隶和平民暴动。在这种混乱的环境里,善于思考的人没有被统治阶级利用,不在管理层,而是滞留在社会中、下层。不同社会层次人的思考,其角度是不同的。管理者(统治者)的思考是:如何使社会稳定?而奴隶和平民的思考是:我们为什么会过这样的生活?由此西方哲学的初始不是行为规范,而是研究“人”的本质,试图从中找到人的平等所在。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摇篮。原本古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成许多独立的小城邦,在与波斯的战斗中,城邦之间加强了团结。波斯战争结束后,雅典成了海上霸主、世界强权,以及希腊的商业、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事物的新的秩序引起重大的经济变化和民主制度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种欲望,即争取权力和那些使人赢得权力的东西,如财富、声望、文化、实力和成功。新生的精神状态自然会鼓舞个人主义的滋长。个人开始摆脱团体的权威,进行自我奋斗,想其所想,自求解脱,而不依赖旧的传统。随着古希腊“三贤”,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出现,使哲学思考更加深入。 西方哲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思维能力,而中国研究的是人类的行为规范,中国的这种理论是能够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特别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方长上千年。当西方爆发资本主义革命时(1640年),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由于最初善于思考者的层次不同,造成在两种文化下人民的素质不同。“西方”是以人的内在本质为出发点,不断发展他们的思维体系。在他们的思维体系里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人”的需求,即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普遍具有的,而不是个别独享的,故此,“人”在自然中是平等的。“人”在人类社会中,地位和贫富的差异,不是由于 “人”的本质不同,是在于每一个人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的背景不同而造成的。 人的思维中都有“我”的概念存在,并且在处理事务时占主要地位。人的肉体是审视外界的,每一个人的感觉器官,如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无时无刻都在向外窥探,而人的精神世界是在“我”的海洋里,如:我不喜欢、我不愿意、我不认为等等,与别人遇到摩擦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的利益,而不是别人的利益,这是人类的本能,人人都会这样,只不过根据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品格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和生长环境不同,使得处理的方法不同而已。 人要不断地内省,才能有合乎情理的行为。 外界的广袤、繁杂和五彩缤纷,使人很容易忘却了自己的位置、能力和自身的本性,并且自身内部的“我”的概念又那么自然,以至于不容易让人察觉它的存在,对外界的感受成了人的主要思想内容,因此,人往往会陷入自尊自大,或受人摆布的漩涡中,比如:人在观察别人的缺点时,对他的厌恶就同步产生了,但殊不知别人身上的缺点,你身上也存在?象邪恶的激情、嫉妒、愤怒、憎恨、报复、肉欲和财欲等等,每人身上都有之,只不过有人反应强烈,有人只在萌芽中,有人表现的淋漓尽致,有人只在头脑中想想。可是当人反观自己时,总是用漠视、原谅的心态看待自己,还有的人,当意识到自己也存在所厌恶的缺点时,就不可原谅自己,而采取极端行为或忧虑成病。我们应该认识到有些所谓“缺点”,其实是人的天性使然,如何正确引导、处理它们才是重要的。只有释放自己才能接纳别人。 由于中国人对“人”的本质不了解,没意识到每人头脑中都有“我”的概念存在,所以不知、不作、不愿意自我反省,总是在审视别人,给别人定规矩、审查别人的行为,不知自己与外界的关系,所以中国人的烦恼比西方人多,因为别人的行为和意见,绝对是与自己习惯不符的,如果不认识,或不知道怎样与别人和谐相处,那势必会产生烦恼。 中国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规矩制约着人民几千年,人民在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又不知为什么要那样做的情况下,行为是盲目的,生活与精神是受摆布的。当统治者是一个贤君,或统治者周围有贤臣,就会推广“儒家”贤良的一面,如仁德、忠义等;当统治者是一个昏君,或统治者周围有奸臣,就会引用 “儒家”专横的理论,以适合其统治,如愚民、宿命论等,或对孔子的理论作适合统治的解释,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对这条孔子语录有三种解释,一、“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适合统治阶级的解释;二、“百姓认可,就让他们照着去做;百姓不认可,就给他们说明道理。”这是倡行朴素民主政治;三、“老百姓,可以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却不容易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缓和政治。这三种说法真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真是随着管理者的心,满足统治者的欲啊。长此以往平民百姓对“自我”的不知,对“规矩” 意义的不知,就会产生迷信的思想和做法,如对明君、贤人出现的渴望,对行善的盲目追求等等,都使中国人陷入精神被统治者奴役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例如:对某朝代的愚忠,直至遭昏君的迫害;贞节牌坊的建立,直至把人害死等等。 西方人研究了“人”,对“人”的解读比较深。从什么是人类?初期问题的提出,到宇宙和人在自然中的关系?人类思想是怎么被装备起来的呢?感觉是什么?感觉又是如何引起的?人类怎么会怀疑或有欲望?什么是人生的目的和目标?什么是有理性人类努力争取的目的,即至善?精神上的原因怎能产生肉体上的影响?或肉体上的原因怎能产生精神上的影响?什么是国家和人类制度的意义和目的?等深度问题的提出,经过了历代西方哲学家的逐步解答,一个理性的思维大夏搭建起来。 中国与西方人整体素质的异同 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受“孔”“孟”“老”“佛”的行为约束,言谈举止上比较规矩,但因为不知道“人”的内在属性,就会盲目随从,出现愚忠愚孝。 比如:在《论语》中有一条“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而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愚孝、愚慈。在《论语》的一条中述道“事君,能致其身;……”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都是要求不管君王如何,臣子都要效忠君王。在这种思想的灌输下,久而久之社会中就会出现统治层的欲望越来越膨胀,被统治者越来越贫穷、父母的家长作风越来越猖獗,晚辈的身心受到压制,以至于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历史上掌权者和有钱人,经常利用文人对圣人的教导进行曲解和对圣人的论文断章取义,试图为自己的霸道行为找到理论支持,其最终目的就是想让被统治者认为所有一切都是“命”造成的和让孩子更加为父母所用。 其实“孔”“孟”“老”“佛”的理论是全方位的,他们对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做出了规范。 如对君王治理国家方面的教诲有: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拥护你。孔子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在这里孔子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他认为,刑罚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守规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孔子说:“自身正了,即使不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会去干,自身不正,即使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 对官员的要求是: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第二》)孔子认为,身居官位者,应当谨言慎行,说有把握的话,做有把握的事,这样可以减少失误,减少后悔,这是对国家对个人负责任的态度。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 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第二》)这就是说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起来,把邪恶不正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会服从了;把邪恶不正的人提拔起来,把正直无私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不会服从统治了。 从中也能看出孔子对官员的要求是:正直无私。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正人先正己。”孔子把“正身”看作是从政为官的重要方面。 五教中的“父义,母慈,……”就是对父母提出的要求,扩展来说就是做父亲的要仁义,做母亲的要慈祥,这样才能教育出正直的、善良的后代。 从这可看出古哲人们不光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和子女提出行为规范,而且对社会地位高贵的人和父母也提出了要求。但当时教育匮乏,认字是有钱人的事,所以大多数的贫穷百姓,根本没有全面地看过古圣人的书籍,他们只是道听途说他们的教诲,对这个知识体系的全貌根本不知晓,这就给统治者创造了在“圣人”的博大知识群体中寻找适合自己理论的机会,好使自己家族的统治长久传承下去,这就是所谓的“愚民”政策的“好处”? 西方人的思维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贤的引导下,深究了人认识自己的本能和人类认识外界的能力,并且沿着这三贤的思路,西方的哲学家们探讨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他们认为平等、互助、友爱是人与人的良好关系;博爱、责任、守法是人与社会的至善表现;探索、利用、执行真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接触。 两种理论在不同领域,其各个部分受重视程度是不同的。政治领域从中截取适合维护国家利益的理论;科学领域从中获取有助于研究自然规律的理论(西方哲学有这功能);伦理道德从中赢取能够规范人们行为的理论。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西方的统治阶级其实质都是对内维护统治地位,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只是处理方式上有不同而已。不过,西方政治更具有进攻性、侵略性,因为他们的理论里带有“自由”的基调,如果不加以纠正,就会引发对外战争,在这一点上似乎中国的理论体系来得温和、稳定一些。但从科学和伦理道德角度来观察,西方哲学优于中国“儒家”学说,因为西方哲学从人的认知能力、思维和概念等方面全方位、深刻地剖析了“人”的本质,这就使人们在认识外界上少出谬误,在自身行为上不盲从。 中国人和西方人从表面上看都有规矩可循,但在实质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古圣人所论诉的行为规范,是不带惩罚的、是对不同阶层人的、是管理者制定的道德要求。西方思想家笔下的法律,是带惩罚的、是对所有人的、是大众制定的行为约定。 人的思维是自由的,人的行为是要有约束的。因为自然是有规律的,事情是有因果的。世上没有那种力量能够干涉你的想法,但你想要把你所思考的东西,付之以行动,那就要受到规律、因果的限制。当一个人遵循理性,即:服从自然的、永恒的规律而行动,这时他是自由的。故此,个人利益是要在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因果关系,同时既能满足自己利益,又能满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 人的至善是全面和习惯地行使那种使人成为人的职能,即:行为理性。健全美好的灵魂本身就是善。人的至善,是在人类的社会中实现的。在这大同的社会里,道德是区别公民的唯一的尺度、唯一的标准。 中国古人的道德规范,具体,但缺乏理论,西方的哲学理论,对思维剖析深刻,但对行为要求不具体。如果我们能吸取各自的营养,就能做一个理性的、不易冲动的和行为有规矩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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