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 8.3分
读书笔记 第二十四章 科学与巫术
宇宙真理猪大肠

以下摘自本书 第二十四章 科学与巫术(我认为本章主要表达了卡尔·萨根对赛先生与德先生关系的看法,所以略去了关于基督教迫害女巫史的内容) (页码为电子书页码)

第二十四章 科学与巫术 哪里有怀疑,哪里就有自由。 拉丁谚语 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题目为“未来世界”,这个展览使我这个来自最封闭的布鲁克林市的小观众目瞪口呆。仅从这个主题上看,它在向我们说明我们会拥有一个未来的世界,即使是最不经意的一瞥也足以证明它将比1939年的世界更加美好。尽管我没有注意到那些细微的异常情况,但是许多人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不幸的战争开始前夕仍渴望着能消除对战争的恐惧和疑虑。我知道至少我将在未来的世界中成长。博览会所展示的明亮而光辉的“未来”令人向往、充满希望。而被称做科学的东西显然是实现美好未来的手段。 但是如果博览会的活动稍稍有所不同,那么,它给我的教益可能就会大得多。光彩的场景后面是残酷的争斗。大出风头的是博览会主席和主要发言人格罗弗·惠伦,他曾是公司董事,后来在前所未有的警察残暴统治时期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还是公共关系的改革派。正是他希望博览会大厦主要用于商业性、工业性,特别是消费品的展览,也正是他使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坚定不移地认为应该建造奢侈的国家级的豪华建筑(后来他还抱怨他经常不得不敬法西斯式的礼)。据一位设计师说,展览会的层次只适应12岁儿童的智力。 然而,正如美国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库兹尼克所描述的那样,包括哈罗德·尤里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群杰出的科学家认为,将科学介绍给公众是为了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为了出售一点科学小成品。传播科学的重点在于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不仅是介绍科学的成果。他们坚信广大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抵制迷信,防止执拗偏狭思维方式的有效手段。正如科普专家沃森·戴维斯所言:“科学之路即民主之路。”另一位科学家甚至认为,公众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将会起到“最终战胜愚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但也很难实现的目标。 事情很明显,尽管科学家不断地提出抗议和要求按严格的科学原则办科学博览会,但是,博览会的展品中基本上没有真正的科学内容。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细微的科学思想渗透到我的脑海之中,对我童年时期的思想进步具有帮助作用。公司和消费者仍是博览会关心的重点,而且基本上没有涉及到科学思维方式的展览内容,也没有起到保障自由社会发展的作用。 半个世纪后,恰值苏联解体前夕,安·德鲁彦和我在莫斯科城外一个叫做佩里德尔基诺的小村庄里参加一次宴会。这个 小村庄是供铲党官员、退休将军及一些受宠知识分子的消夏之地。这里充满着对新自由——特别是表达自己思想,即使是政府不喜欢听的思想的权利——的渴望的气氛。蕴藏在公众中的日益增长的期望正在迅速发展。 但是,尽管苏联已经开始提倡开言路(glasnost),但是在人们中间还是广泛存在着许多疑惑。当权者真的允许自由开展对他们的批评吗?言论、集会、新闻、宗教信仰的自由真的会被允许吗?从未体验过自由的人能够承受这种压力吗? 在宴会中,有些苏联公民表达了他们不畏艰辛奋斗了几十年的对自由的向往之情,而这种自由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确实受到美国民主实验的鼓舞。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所做的实验告诉人们,任何一个民族,甚至是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的民族,只要这些自由受到理性的保护,那么,这个民族就必定能够生存和繁荣。他们的话题甚至谈到自由会使一个国家获得越来越多的繁荣昌盛的机会,尤其在高技术和飞速发展的年代中,自由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总是同起同落。科学和民主的开放性、它们要实现的目标,都要经过实验进行判断,而实验则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宴会上人们频繁祝酒,就像在苏联这种国家人们吃饭时的习惯一样。给我留下了最深印象的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苏联小说家。他站起身来,举起酒杯,凝视着我们说:“这杯酒献给美国人。他们享受到一点自由。”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而且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由。” 果真如此吗? 《人权法案》墨迹未干之时,政治家们就找到了推翻它的途径——利用恐惧和爱国热情。1798年,在朝的联邦党知道,种族和文化偏见是容易激发的民族情绪。联邦党利用法国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法国和爱尔兰移民天生就不适合成为美国人的忧虑,通过了一套法案,即众所周知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 一个法律将公民居留权增加了5-14年(法国和爱尔兰血统公民通常投票支持其反对派,即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客籍法》赋予约翰·亚当斯总统可以驱逐任何他认为可疑的外国人的权力。一个国会议员说:“令总统不安的是新犯罪。”杰斐逊认为,制订《客籍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驱逐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C·F·沃尔尼、著名的化学家族的权威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尼莫尔、氧的发现者、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烈以及天才的先知先觉者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这样的科学家的。在杰斐逊看来,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人才。 《镇压叛乱法》将出版对政府所进行的“错误的或恶意的”批评的文字或者鼓动反对该法中的任何条款都视为非法。20多人被捕,10多人被判有罪,更多的人受到搜查或者受到必须保持沉默的威胁。杰斐逊说:这个法令试图“通过确定所有对于联邦党官员和政策的批评都为犯罪,来打击所有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杰斐逊刚刚当选总统后,即1801年刚开始总统任期的第一个星期,就对《镇压叛乱法》的所有受害者实行大赦。他说,因为该法违反美国的自由精神,这好比国会命令我们所有人都俯下身五拜祭一头金牛。1802年,《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的内容被从各种书籍中删除。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使法国人变得疯狂的情绪和“疯狂的爱尔兰人”对我们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好像我们愿意放弃最为宝贵的自由,彼情彼景,不堪回首。赞赏法国和爱兰尔的文化成就,主张赋予他们同等的权利,在实践中就会被保守人士诋毁为温良恭俭让——不现实的政治改良,但正是这种主张在管理社会中总是有效的。后来似乎出现了偏差。到出现偏差时,我们就必定被卷入新的一股狂热之中。 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谋求权力的人总是在寻找社会弱点,唯恐不能实现权力的梦想。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种族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皮肤中色素含量不同,哲学或宗教信仰不同,也可能是吸毒、暴力犯罪、经济危机、学校祷告或者“亵渎”(书面语,意指侮辱神圣的东西)国旗。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快速的解决方法就是从《人权法案》中减掉一些有关自由的内容。确实如此,1942年,日裔美国人受《人权法案》保护,但是我们却随随便便地就将他们抓起来,毕竟这是战争时期嘛。宪法中也确实有禁止无证据搜查和拘禁的条款,但是我们正在打击贩毒吸毒的战斗,而且,暴力犯罪已经超出控制范围。言论自由也是不假,但是我们不想让外国作家在美国大肆传播外国的意识形态,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每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借口,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更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压制各种不同的观点——尽管经验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多么危险。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无法评价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别人迫害的措施。我在谈论外星人绑架地球人问题时曾谈过欧洲搜捕女巫的狂热行为。我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我重谈这个问题的政治背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问题管窥人类的自我认识能力。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15世纪到17世纪搜捕女巫时,那些宗教和政权机构所提供的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证据和审判的公正性,我们就可以看出,18世纪的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中许多新鲜而独特的特点就清晰可见了:陪审团的判决、反自陷法网禁令、反对酷刑和非正常惩罚禁令、言论和出版自由、审讯正当程序、权力制衡以及教会与国家分立。 ... ... 对巫术的迫害狂热是可耻的。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怎么会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弱点如此无知而愚昧?这种现象怎么会发生在当时地球上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它为什么会受到保守党人、君主主义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坚决支持?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受到自由主义者、公谊会会员和启蒙思想的追随者的反对?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而别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动机是善良的,而别人的动机则是邪恶的;宇宙之王只对我们说话,而不理会其他不同信仰的信徒;对传统信念提出挑战或提出一些探索性的问题是邪恶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和服从;这样的话,对巫师的迫害狂热就会以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继续下去,直至最后一个人。请注意一下弗里德里希·冯·希培提出的第一个观点以及提高公众对于迷信和怀疑论的理解的意义可能有助于我们在整个因果关系中迅速地找到答案。如果我们不知道事情在最后一环上的发展情况,那么,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认识它的本来面貌了。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说:“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实行监督是政府的绝对权利。”在乔治·奥维尔的小说《1984》中,“老大哥”国家雇佣了大量的官僚人员,专门从事篡改历史记录以迎合当权者的利益。《1984》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引人注目的政治虚构小说,它是根据斯大林主义苏维埃联盟的真实事实写成的。在这个国家,篡改历史已经形成了制度。斯大林当权不久,他的对手列昂·托洛斯基——一个在1905和1917年革命中的伟大人物——的肖像就开始消失了。 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确信这就是他们的历史。而老一辈的人却开始感觉到他们想起了某些事情,这是一种政治错误记忆综合症。奥维尔把他们的真实记忆与领导人希望他们相信的事情之间取得一致的思维方式描述为“双重思维”。那些不肯顺从的人,那些还能记得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次要作用,而托洛斯基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都被指责为叛徒、无法改造的资产阶级或“托洛斯基分子”或“托洛斯基法西斯”,他们被逮捕入狱、遭受酷刑、被迫当众承认他们的叛国罪行,然后被处决。如果你绝对控制了媒体和警察,如果你拥有一代人的时间去实现你的目标,要改写千百万人的记忆是可能的。几乎在任何时候,这种方法都是用来满足掌权者加强控制,满足国家领导人的自我陶醉、妄自尊大、偏执多疑的需求的。它使改正错误的机制完全变成人为的控制过程。其作用是使公众忘记他们所犯的重大政治错误,这样就能够保证他们最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真实静物、活动图片和录音带进行全盘伪造,从技术上讲毫无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批判的思维能力在日渐下降,重新编造新的社会记忆似乎是可能的,甚至用不着秘密警察的过多关注。我这里所设想的并不是指由国家指定的精神病医生在特殊治疗室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置人事先设计好的记忆。我所说的是,对新闻报道、历史书籍具有强大控制权力的少数人,他们对舆论的控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心中的各种形象,甚至对公众的整体态度产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在1990-1991年间的现实事件中得到了微弱的证实。就在那段时间内,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有了一个突然的转变,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近同盟——能够生产好商品、拥有高技术、武器精良,甚至拥有卫星智能数据——变成了一个危害世界的、对邻国财富垂涎欲滴的魔鬼。我本人不是侯赛因先生的崇拜者,但是他如此迅速地就从一个美国人几乎没有怎么听说过的人变成了邪恶的化身,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奇。这些天以来,令人愤怒的政府机构正忙于其它事情。我们对于那些策动和控制公众舆论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有责任心的人之手这一点是否有信心呢? 另一个现实的例子是毒品之“战”。政府和受到慷慨资助的市民团体有计划地歪曲,甚至还捏造出毒品有害的副作用的科学证据(特别是大麻),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公共官员获准将这个话题让公众进行公开讨论。 但是想把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永远封锁是十分困难的。新的资料库不断地被公开。具有新思想的、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少的一代历史学家成长起来了。80年代后期和在此以前,安·德鲁彦和我还定期地非法携带一些托洛斯基的书——《俄国革命史》到苏联,这样我们的同事就能知道一些他们自己的政治起源的真相。在托络斯基遇害(斯大林的刺客用锤子砸碎了托洛斯基的头)50周年纪念日时,《消息报》就能称赞托洛斯基是“伟大的、无可指责的”革命家。一个德国供铲党的刊物更将他描述为: 他为我们热爱人类文明的人而战,对这些热爱人类文明的人来说,文明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谋杀他的刽子手……试图杀害他,扼杀我们的文明……。他的头脑中有着最具价值的思想,他具有最为清晰的头脑,这些用锤子是永远也打不碎的。 现在正在出现一种向公众灌输仅由少数人确定的看法、历史事件和舆论的倾向,包括由少数有实力的具有同样动机的公司和个人控制主要电视网络和报纸的趋势。在很多城市中,有竞争力的报纸已经消失,独立力量的争论被政治运动中的倒退所取代,权力分离的原则被逐渐削弱。据美国媒体专家本·巴格狄金进行的调查显示,不超过24家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商业性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电影”。有线电视频道、廉价长途电话、传真机、便宜的电脑布告牌和计算机网络的猛增、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利用电脑自己出版作品,以及现存的传统自由主义艺术大学课程却展现出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 很难确定其发展方向。 怀疑主义者所从事的事业是危险的事业。怀疑主义对现有制度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教育包括高中学生在内的所有人要具备怀疑的思维方式,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仅仅用怀疑的思维方式来思考UFO、阿斯匹林的商业广告和年龄达3.5万岁的可与上帝交谈的大师了。也许他们将开始问一些有关经济、社会、政治或宗教制度的令人感到尴尬的问题。也许他们将对那些当权者的观点提出挑战。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最近,在世界各地流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盲目排外意识和民族主义。政府对于他们不喜欢的观点进行压制的做法仍广泛存在。错误的或误导性的历史事件被强行灌输给广大公众。对于维护这种观点的人来说,科学是一个专门捣乱的东西。它主张追求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种族和文化偏见的真理。科学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不受国界的限制。若把同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放在一个屋子里,即使他们在语言上并不相通,他们也会找到交流的方法。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跨国界的语言。科学家本能地就有四海皆一家的理想,他们不可能通过研究将人类大家庭划分为许多小的、敌对的团体。俄国剧作家安东·契诃夫说:“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科学,就像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乘法表一样。”(其它很多东西也是如此,比如虽然民族主义的宗教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却并不存在一种类似国家宗教的东西。) 科学家在社会批评家(或者用不太宽容的说法,叫做“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数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策和神话提出挑战。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美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特这些勇敢者的名字很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他们是始终一贯地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特别是在由于核武器的发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后,科学家们被描绘成道德白痴。当你考虑到所有那些有时要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说出反对自己国家错误使用科学技术的言论的人们,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比如,化学家莱纳斯·鲍林(1901-1994)在1963年签署《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的工作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该条约阻止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在地面进行核武器爆炸试验。他将反核试验运动逐步推向深入,直至演变成谴责对道德的残暴践踏的运动。由于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他提供的科学数据使人们感到更为可信。他由于对核试验的阻拦,使得美国新闻界在有关他的报道中有意地进行了贬低。50年代,美国国务院取消了他的护照,因为他没有全力反对供铲主义。由于他在量子力学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共振态以及所谓杂化轨道等,他说明了化学键与原子结合人分子的化学键的本质,这些思想已经成为现代化学的基石。但是,在苏联,鲍林在结构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被指责为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相违背,并宣布苏联化学家禁止研究他的理论。 鲍林并没有被这些来自东方或西方的批评所吓倒——实际上,对他的批评一直没有减弱——他继续进行麻醉剂作用的不懈研究,他证明了镰形红细胞贫血症的病因(DNA中唯一核苷酸被其它核酸所取代),并且说明了如何通过对各种有机体的DNA的比较来了解生命进化的历史。他竭尽全力研究DNA结构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沃森和克里克有意地加快研究步伐,在鲍林获得最终结果之前取得成功。他对维生素C的评价至今仍然有效、爱因斯坦在评价他时说:“那个人是个真正的天才。” 与此同时,他继续为和平与友好而努力工作。当安和我问鲍林他为什么如此热心社会问题的时,他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回答:“我做这些事的目的是出于我对妻子的尊重。”也就是海伦·艾娃·鲍林。他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这次是和平奖,表彰他在禁止核试验方面所做的贡献。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两次独立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有人将鲍林看做是爱惹是生非的人。那些不喜欢社会变化的人可能很容易接受对科学所持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技术是安全的,容易受企业和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但是,纯科学,为科学本身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对科学不加任何限制,任由科学随意发展,用科学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纯科学的某些领域是未来技术得以开发的唯一途径,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对科学的这种态度应该被看做是危险的。社会利用工资、社会压力和名誉与报酬的分配等手段,竭力将科学家驱赶到比较安全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介于收获很小的长期技术进步和过多的短期社会批评之间。 很多科学家不像鲍林那样,将他们的研究工作看成狭义的科学。他们认为,参与政治或参与社会批评不是脱离科学生活,而是科学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执行曼哈顿计划时,二战中美国成功地赶在纳粹之前研制出了核武器。一些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开始有了保留意见,当这些武器的巨大威力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时候,对这种武器的保留意见也就越来越多。有些科学家,如,利奥·西拉特、詹姆斯·弗兰克、哈罗德·尤里和罗伯特·R·威尔逊等,竭力引起政治领导人和公众(特别是在粉碎纳粹之后)对即将出现的军备竞赛的危险的注意。他们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这种军备竞赛将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其他人认为,政策问题不是他们应该管的事情。恩里克·费米说:“我是为了作出一些发现才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与我无关。”但是尽管如此,费米还是被爱德华·泰勒所鼓吹的热核武器的危险所震惊,他与其它科学家联合签署了一份著名的文件,敦促美国不要制造核武器,他将这种武器说成是“罪恶的”东西。 在前一章我已讲过泰勒总是为热核武器辩护,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杰里米·斯通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他: 爱德华·泰勒……起初是由于个人才智的原因,后来则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而坚持要制造氢弹的主张。他使用夸大其辞,甚至诽谤的手法,成功地操纵着政策制定过程达50年之久,斥责所有形式的军备控制措施,并且促进各种加强军备竞赛的计划。苏联听说了他的氢弹制造计划后,也制造了自己的氢弹。由这个特别人物的不寻常的个性和氢弹的巨大威力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这个世界将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这种毁灭的命运要么降临到人类,要么推迟降临,或许能置于更好的政治控制之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比爱德华·泰勒更能使整个人类承担风险,泰勒在整个军备竞赛过程中的行为是应受到谴责的。 爱德华·泰勒对于氢弹的执着可能使他比我们人类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做出更多危害这个星球的事情…… 与泰勒相比,西方原子科学的领头人经常在政治困境中受人左右。在这方面,他们的领导能力应该由他们的专业技能而不是由政治技巧所决定。 我在此并不是想指责某位科学家屈服于人类的某些激情,而是想重申这种新的责任:握有权力的人必须与科学团体的道德关注和关心程度相辅相成,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对公众进行的科学与民主重要性的教育基础之上。 科学使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成为现实,这就要求科学共同体对道德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还要把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最广泛地贯注到公共教育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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