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中国 7.7分
读书笔记 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下)
三斗米

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下) 胡大年 《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 除了促成天文学全国会议的恢复,上海的批判运动还带来了另一个意外结果:《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与北京及其它地方产出的批判文章相比,“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文章对爱因斯坦的论著有更多的引述,而这些爱因斯坦论著又是大多数中国读者前所未知的。“上海理科批判组”的优势来自于没收的两份许良英的手稿:一部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和一部译著《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131〕。商务印书馆在1964年底搁置了出版爱因斯坦哲学论著的计划之后(见第四章),于1965年初将译稿退还给许良英。此后,许良英继续润饰译文,并与合译者李宝恒于1965年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132〕。可能正是由于这篇合作的文章,李宝恒在1966年文革一开始时便遭到了批判。红卫兵从李宝恒在上海的家中查抄了他与许良英合译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及许良英所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手稿。由于自1966年就与李宝恒失去了联系,许良英一直到1969年底才听说这两部手稿的下落〔133〕。 1969年11月底,一位来自北京的物理学家来到浙江临海许良英所在的小村庄,代表“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向许良英“借阅”他所翻译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下简称《爱选》)的草稿及有关资料,以便与把持着《爱选》成稿的“上海理科批判组”竞争。许良英从这位北京来的代表那里得知,“上海理科批判组”正在使用他的译稿〔134〕。于是许良英便于1970年1月30日写信给上海的批判组,表示希望加入批判工作,并请他们先将他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手稿还给他,“准备彻底加以改写”〔135〕。但许良英始终未收到该信的回音。又过了一年多以后,1971年10月,许良英得知商务印书馆已恢复出版业务,便写信给商务,看看他们是否能恢复从前的《爱选》出版计划〔136〕。10月27日,商务印书馆给许良英回信,要他立刻将《爱选》的成稿寄去,以便决定是否出版〔137〕。许良英于是开始努力向“上海理科批判组”索回他的译稿成稿。 许良英先给身在上海的李宝恒写信,“要他负责交涉取回《爱选》稿”。但李宝恒后来回信告诉许良英,说他做不到,因为译稿已被上海当局“正式借用”,还打了“借条”。当局告诉许良英和李宝恒,“这些稿子,现在要用,用毕,一定把原稿全部还给你(们)”〔138〕。但是,许、李二人并未被告知归还这些译稿的具体日期。许良英立刻写信给留下借条的沈铭贤,“要求在一个月内寄还全部原稿”。在信中,许良英还希望借用者对他的“这些未发表过的劳动果实给以最起码的尊重。”但两个月后,许良英仍未收到其手稿,进一步的询问也石沉大海〔139〕。一位在上海的朋友建议许良英与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朱永嘉联系,因为“上海理科批判组”隶属于该写作组〔140〕。许良英于1972年2月28日给朱永嘉发了一封挂号信,告诉他自己将于3月底去北京,要求他们在此以前归还他的两部手稿。3月27日,许良英终于收到了《爱选》的成稿原稿。但另一部手稿,长达17万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却被告知已经“下落不明”。〔141〕 当许良英拿回《爱选》的译稿时,李宝恒告诉他,“上海理科批判组”已经让他和复旦大学的几位物理学教授对译稿进行了校对,“准备作为内部资料少量印一些”。既然只是“作为内部资料”,而且是“非正式地少量印一些”,许良英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5个月后他才意识到,这些“内部资料”几乎毁掉了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142〕。许良英于3月29日将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并在一星期后即得到正式答复。商务印书馆“认为此稿重要,决定尽速出版”〔143〕。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许良英留在北京校订、润饰译稿。他还从国外最近的出版物中发现了许多新发表的爱因斯坦著作。从这些新材料中,许又挑选了18篇文章,添入译稿。6月,许良英回到浙江,继续校订译稿。7月,李宝恒也加入了对译稿进行修订和增补的工作,准备加译9篇从俄语文献中新发现的相关文章。许、李二人计划于10月上旬正式向商务印书馆交稿。〔144〕 就在许良英和李宝恒快要完成增补和修订工作之时,一则新书预告却使他们大吃一惊。9月份,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许良英,“上海理科批判组”(以“复旦大学编译组”的名义)将于10月份出版一本名为《爱因斯坦言论集》的新书。许良英将该书的预告内容与自己的译稿进行比较,发现它实质上就是自己于1965年完成的译稿的翻版〔145〕。决心捍卫自己呕心沥血多年的劳动成果,许良英于10月3日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146〕。10月12日,许良英又来到上海,亲自与上海当局的有关人员据理力争,以讨回公道。许良英的很多朋友都警告他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徐景贤和朱永嘉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147〕。尽管如此,许良英还是继续申诉。当时,他的处境十分艰险,但却从未放弃。朱永嘉对许良英的执著和勇气感到吃惊,不得不派人与他谈判〔148〕。为了诱使许良英放弃他的要求,朱永嘉提出给他安排工作,在书上加署他的名字,并付予其文革期间罕见的稿酬。对任何处于许良英当时的境地的人(一个摘了帽的“反动右派”,被开除公职,并已被迫在乡下劳动了14年多)来说,朱永嘉所开的条件都是非常诱人的。但许良英却不为所动,坚持自己及其合作者对译稿所应有的权利。朱永嘉被许良英的固执要求所激怒,据说他曾暴怒地咆哮道:“我们出我们的书,与许良英无关”〔149〕。 在上海遭受的挫折,并未阻止许良英的继续努力,他决定向中央领导申诉。在从上海回家的途中,他在杭州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托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转交。竺可桢是许良英的母校—浙江大学的老校长。在听说竺可桢将此信转交给国务院后,朱永嘉大为惊慌,连忙答应放弃原来的出版计划。1973年3月,朱永嘉从上海人民出版社派了两个人到北京,与商务印书馆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商务将按原计划出书,而上海人民出版社则只可印刷少量的《爱因斯坦言论集》内部发行。〔150〕 1973年夏,译者和商务印书馆决定将一卷本的《爱因斯坦哲学论著选》扩充成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不仅要收录爱因斯坦的哲学论著,还将包括他关于科学、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章与言论〔151〕。这样,原定的书名“爱因斯坦哲学论著选”显然已不适用于扩充后的三卷本文集。而在确定新书名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场虽不大但却令人深思的争论。许良英提出用《爱因斯坦选集》作为新书名。有关各方都同意他的提议,唯独国家科委的一位干部不同意。此人的意见是,“选集”一词只专用于革命导师,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爱因斯坦是一位资产阶级科学家,当然不配用这个词。最终,根据于光远的建议,书名改成了《爱因斯坦文集》〔152〕。基于类似的理由,爱因斯坦文集的封面不能用红色,书名不可烫金〔153〕。1974年,“四人帮”又发起一场名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其间已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的许多西方著作都被取消了。但是这一次,《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此前商务已经与上海当局达成协议,并上报给国家出版局备案〔154〕。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文革正式结束。同年12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首次付印就印了25000本,但仅限于内部发行。7个月之后,商务印书馆决定重印文集第一卷,并改为公开发行〔155〕。周培源受邀为该卷作序,他让许良英帮他起草该序言〔156〕。在草稿中,许良英赞颂爱因斯坦为“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这一说法导致许良英和商务印书馆负责学术著作出版的编辑发生争执。该编辑反对称爱因斯坦为“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因为,他辩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许良英则反诘道:“(难道)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都不思想了?!”〔157〕最终双方都告到周培源那里。在听了双方的意见后,周培源沉着而又不无幽默地说: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158〕 这样,周培源不仅机智地化解了反对意见,而且还给予了爱因斯坦更高的历史地位。重印的第一卷于1978年3月问世,其序言于3月14日全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以纪念爱因斯坦诞辰99周年〔159〕。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不仅在学术界大受欢迎,而且引起了政治领袖们的注意。例如,胡耀邦(1915-1989)在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就通读了该书。1977年,胡耀邦积极组织“思想解放运动”,反对从文革中继承下来的极左政策。其间他曾向共青团的干部推荐《爱因斯坦文集》,说书中的内容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翌年,胡又在中组部干部会上,“要求大家学习《爱因斯坦文集》。”〔160〕。1979年10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出版,其内容为“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言论”〔161〕。这一卷在中国的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中特别受欢迎。根据1980年代中期进行的一项报纸调查,第三卷是大学生最喜爱的图书之一〔162〕。 《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讨论” 《物理》杂志创办于1972年6月。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扩展到文化教育领域,并采取特定的措施,挽救正陷于危险的倒退之中的中国科学。周恩来特别关心基础科学的研究,因为在文革初期,这些研究几乎被全部取消〔163〕。在1972年,《物理》是中国唯一的物理专业杂志,也是当时国内仅存的两种自然科学杂志之一〔164〕。《物理》杂志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反映我国物理学研究和应用的综合性科技刊物”。其内容,首先要包括“在物理学研究工作中,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科学实验的收获和体会”;其次才是“具有创造性的物理研究论文(包括实验技术、研究简报)及评述性文章”,以及其他与物理学有关的专栏文章、讨论和简讯等〔165〕。该杂志的编辑们强调,他们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这也是经常用来走私非正统观点的一个借口。1972年底,方励之所发表的关于大爆炸宇宙学的论文,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响应毛主席依靠群众办报的指示,编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科技工作者”来“支持和帮助”办好《物理》〔166〕。《物理》杂志的这些办刊指导方针,预示了它在此后数年内的发展。 虽然在计划的刊登内容中,有关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被排在第一位,但在1972至1973年期间,《物理》杂志并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刊登的文章都与科学或技术问题有关。不过,从1974年第1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政治社论和所谓的有关物理问题的哲学讨论也掺加于《物理》杂志中。这一变化与当时全国整个的政治气氛的改变是一致的:周恩来的反对极左思潮的斗争已被毛泽东制止了,激进派于1973年后期借“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了反击。在《物理》新增的“哲学和物理学”栏目里,曾于1965年批判爱因斯坦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哲学家柳树滋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他学习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感想。他将该书吹嘘成“指导现代物理学和各门自然科学发展的灿烂明灯”,并敦促中国物理学家“认真”学习,以便在推进现代物理学的过程中“更好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167〕 列宁于1908年发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反驳一群所谓的“马赫主义者”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二十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所作的批判〔168〕。列宁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就是所谓的“物理学”唯心主义,这是当时物理学家的一个特定学派的唯心主义,列宁认为它与马赫主义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马赫主义得名于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列宁称彭加勒(庞加莱)、杜恒和毕尔生是这一学派其他的物理学家代表〔169〕。列宁的结论是,这“少数新物理学家,在……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170〕。 在他的感想中,柳树滋强调,尽管自然科学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列宁在那一时期所作出的所有分析和论断并没有过时。”〔171〕他还进一步宣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科学家“从相对论中‘导出’所谓‘宇宙有限’的结论,妄图在茫茫宇宙的外面为上帝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而且他们努力“从相对论质能关系式复活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他告诫中国的物理学家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革命的科学工作者,决不应当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这一切反动谬论都不能漠然视之,不论它们在什么地方出现,假借什么名义,披上什么伪装,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柳树滋最后得出结论说,“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172〕。 柳树滋的文章引发了《物理》杂志上一系列对现代物理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经常是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教导为基础的。例如,在接下来的一期《物理》中刊登的一篇书评,就称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一书是“当代‘物理学的’唯心论的一个标本”〔173〕。不过,在此后的5年里,《物理》上的批判和争论还是集中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引发这些争论的,则是一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空间与时间》〔174〕。 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秦元勋(1923-),于1947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应用数学领域的专家,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做出了贡献。但他也是积极参与1968-1970年间北京相对论批判运动的唯一一位资深的中国科学家〔175〕。尽管北京的批判运动在1970年底就结束了,但秦元勋显然仍在继续完善其批判思想,即使在他被下放到河南上蔡县的农村之后也是如此〔176〕。 秦元勋的小册子的核心内容,是介绍他自己的新理论。他自称,这一理论将使一般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狭义相对论的时空本质”,并且抛弃了“有争议的‘光速不变’的爱因斯坦假设。”〔177〕。虽然秦元勋认为他的理论是在批判爱因斯坦时空理论方面的一个突破,但他的小册子很快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在《物理》上引发了争论〔178〕。 大多数物理学家在评论秦元勋的理论时都持批评态度。1974年8月,一位署名甄敏的作者批评了秦元勋的小册子在基本物理概念和逻辑结构方面存在的严重错误〔179〕。12月,一些天体物理学家指出,秦元勋只是重复了某些西方物理学家自1910年以来做过的工作,他“不仅没有击中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中的唯心论及实证论,反而把一些好的东西也丢掉了,宣扬了错误的东西”〔180〕。但这些批评并没有阻止秦元勋继续宣扬他的理论。 从1975年开始,《物理》开设了一个新栏目“物理学争鸣”,以“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些物理学问题的讨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181〕。在该栏目中争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相对论。为此,编辑发表了秦元勋的一篇论文,并附3篇评论。秦元勋的文章对他先前发表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182〕除了他以前的一些论断,秦元勋还断言他的理论可以将爱因斯坦理论作为一种近似包含在内,而且能够处理可能的超光速现象、光子的静止质量及光速可变等问题〔183〕。在随后的三位评论中,没有一篇完全赞同秦元勋的观点。第一位评论者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物理学家谢继深,他同意秦元勋关于相对论需要加以修正的意见,并称,“秦元勋同志不满足于相对论已取得的成果,敢于动它,力图突破它,这种精神应予肯定。”但是,谢认为秦元勋过于强调逻辑而忽视了实验,秦文的“物理思想不够清楚,前提假设不明确。”〔184〕。北京师范大学的喀兴林和杨展如合作撰写了第二篇评述,该文质疑秦元勋“根本不涉及光的传播”,“不再和光学、电磁学直接联系”去探讨时空性质的作法。喀和杨指出,秦的理论不仅“物理意义是很不明确的,令人费解的,数学上也是很牵强的”〔185〕。第三篇评论文章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朱重远。〔186〕朱文一方面指出应对“渗进”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系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针锋相对地对秦元勋的主张进行了尖锐的反驳〔187〕。 秦元勋1975年的文章开启了《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问题讨论”系列。在8个系列中,该杂志一共发表了25篇相关的文章。其中专业科学工作者包括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撰写了15篇(占60%),其余则由业余科学爱好者们,如中学教师、工人和下乡知青(通常是插队到农村的中学毕业生)等所作。秦元勋写了2篇文章,其它文章中有18篇(占78%)评论了秦元勋的理论,但支持他的只有2篇(占11%)。两位支持者都是中学教师〔188〕。评论者中没有一位专业科学工作者同意秦元勋的理论。不过,反对秦元勋并不一定意味着支持爱因斯坦。事实上,在16篇批判秦的文章中有7篇(占44%)也攻击了相对论。在所有25篇文章中,只有9篇(占36%)试图捍卫相对论的主要内容和结论,然而即使是这些文章的作者,通常也只是有条件地阐述了他们的支持性论点,并且仍然批判了所谓的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诠释。 “相对论问题讨论”系列始于1975年初,直到1977年夏才结束。最后一组争论文章发表于1977年6月,此时距“四人帮”被捕都已经8个月了。这显示,这场争论并非为激进派的领导人所直接控制,辩论的参与者们似乎也主要不是出于政治动机。推动这一系列“讨论”的真正驱动力是“辩证唯物论”——即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的指导”。该争论的发展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科学界的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从1977年下半年起,事情就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和发展了。在中国主流专业科学杂志上发表任何挑战相对论的文章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如果不是全然不可能的话〔189〕。1977年12月,《物理》发表了范岱年的文章,谴责陈伯达和姚文元领导的反相对论运动。尽管范文谴责批判运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科学”的罪行,它仍然认同1969-1970年间青年物理学家们批判爱因斯坦的主动行动,并且也未提及《物理》上的争论。实际上,范文坚持了对相对论进行哲学批判的合法性: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确实包含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确实也歪曲利用爱因斯坦的学说,作出了荒谬的哲学结论。这些都是应该加以批判的。〔190〕该文清楚地反映了,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条当时对于中国物理学家思想的束缚之深,其彻底之转变还需假以时日。不过重要的是,范文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它清楚地显示,从政治、科学甚至哲学上对爱因斯坦及其理论的又一次全面反思已经开始了。 注释: 1.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I: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vol. 1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HO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7-110. 该卷有中译本,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同上,111。 3.1920年魏兰德恶毒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时,魏玛德国国内的气氛也与此相似。见Albert Folsing, Albert Einstein: A Biography, trans. Ewald Osers (New York; Viking, 1997), 460. 4.笔者感谢屈儆诚博士提供了这位中学教师的姓名(屈儆诚的电子邮件,2000年9月8日)。该信息此前未曾公开发表过。 5.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见许良英,方励之编.爱因斯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212-251。屈、许二人的文章是第一篇详细考察这场批判运动的文章。此文原为屈儆诚在许良英的指导下,于1983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完成的硕士论文。该文的删节版曾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6(6),1984和7(1),1985,论文的全文则收录于以上所引的《爱因斯坦研究》中。两种版本都略去了所引用的材料来源及批判运动参与者的姓名,正如屈、许二人所注明的那样,这是因为,大多数资料都属于“内部材料”,根据中国官方规定,不可公开。因此,许多相关的原始史料现在还不得而知。此外,批判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都在文革结束前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甚至转而为相对论辩护;其中有许多人现在仍活跃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甚至身居要职。为此,有些人的姓名不便披露。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也不得不将屈儆诚的论文,作为本项研究所依赖的原始史料之一。请注意:虽然《爱因斯坦研究》一书已于1989年印出,但并未发行,故一般读者至今无法得到该书。 6.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15。 7.同上。 8.笔者于2000年9月7日对许良英教授的采访。 9.同上,以及笔者对张操教授的采访。张操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大学物理学教师,曾参与了批判运动,但未能成为该学习班的正式成员。在当时,能成为该学习班的一员是一种荣誉,因而也很难得。 10.笔者于2000年9月7日对许良英教授的采访。根据笔者对张操教授的采访,当时实际上在北京成立了两个小组,彼此相互竞争:其中一个主要由中国科学院的年轻物理学家组成,另一个则由在京高校的青年教师及其他人物如周友华等组成。前一组在中科院物理所聚会,后一组则在北京航空学院集中活动。孔令华是后一组的负责人。根据这一描述,北京的批判运动的组织结构与屈、许二人的论文所述有所冲突,但对笔者在本章中的主要论点似乎并无影响。关于北京批判运动的详细组织结构及其演变,还需做进一步地调查研究。 11.孔淑静、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海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序一:3-4;35-41,56,74-75,244。 12.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15. 13.同上。 14.同上,216。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216-217。 18.有关光速不变原理实验证据的讨论,见 W. Pauli, Theory of Relativity, trans. G. Fiel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58), 5-9; and J. G. Fox, “Evidence Against Emission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33, no.1 (1965):1-17. 感谢 M.J. Klein 教授向笔者指出这些资料。 19.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17。 20.同上。 21.由于急需更多与爱因斯坦及其研究有关的中文材料,中科院批判小组曾于1969年末派人到浙江去找许良英。 22.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17。 23.同上,217-218。 24.同上,218。 25.有关珍宝岛事件的详细讨论分析,见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254-265. 26.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18。 27.同上。竺可桢.竺可桢日记,1966-1974.5.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303。竺可桢至迟于1969年9月7日即开始学习和思考有关相对论的问题,以准备中科院后来于10月23日召开的相对论讨论会。他在此期间的学习相对论的详细情况,见《竺可桢日记》,5:297-303。 28.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18-219. 29.毛泽东过去曾受益于陈伯达的协助,并因此对陈相当赏识。详细讨论,参见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Quoted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316 n38.) 30.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282。 31.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16. 根据陈伯达传记作者叶永烈的说法,陈伯达早在1967年1月就已成了中共党内的第4号人物(见叶永烈.陈伯达传.377)。 32.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19-220。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 Stanislavski,1863-1938)是俄国演员、导演和制片人,还是始于1898年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建人。他最为知名的成就,是创建了一个表演体系或理论,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 33.张春桥和姚文元是来自上海的更年轻的党内宣传家,于文革早期迅速得势。二人都是“四人帮”的成员。“四人帮”的另外2人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王洪文。 34.陈伯达与江青密谋,于1967年初,搞垮了陶铸。见叶永烈.陈伯达传.376-377。 35.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争的详情,见叶永烈.陈伯达传.492-499。叶永烈的描述与其它资料中的记载是一致的(见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196 n.136, 316.) 36.叶永烈.陈伯达传.498-499。 37.陈伯达无视毛泽东的一再警告,不顾一切地支持林彪,即是出色的例证。 38.孔淑静.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海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序一:3。柳树滋在该序言中称,毛泽东和孔令华的谈话发生在1972年前后,并说,“当陈伯达知道主席这次谈话后,曾以此作为在科技领域中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理由”。这一说法在时间上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陈伯达在1970年8月就已下台。不过,柳所回忆的发生在毛、孔和他本人之间的谈话,应该确有其事,内容大概也是准确的,只是事情发生的时间,须要再提前2-3年。 39.感谢董光璧教授告知笔者他对此问题的灼见。 40.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2。 41.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31。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56。 42.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57。 43.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17。 44.刘西尧(1916-),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肄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授少将军衔。1966年8月起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1970年,刘西尧担任中国科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见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词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415。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528。) 45.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30-31。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 220。林家治.吴有训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161-162。会议日期引自屈、许的论文。 46.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0。相对论批判北京讨论会,记录本之一和之二(由两位不同的记录员同时记录).1969年10月23日.未发表(以下称为“北京讨论会记录”)。该记录现存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47.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0。林家治.吴有训传.162。吴有训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于1926年在康普顿(A. H. Compton)指导下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康普顿曾对杨振宁说,吴有训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之一”。王淦昌.深切怀念吴有训老师.见:郭奕玲,唐孝威,吴惕生编.吴有训论文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xxvi。周培源是物理学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见本书第3章对他的背景介绍。钱学森于1936年从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所有这些科学家生平资料都见于《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 48.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31。 49.胡济民等编.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220。王淦昌于1933年在迈特纳(Lise Meitner)指导下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50.与人们普遍认为的(例如林家治.吴有训传.162页所描述的)相反,刘西尧似乎并未参加1969年10月23日举行的这次会议。 51.北京讨论会记录。近期有关何祚庥的一项研究,见 H. Lyman Miller, “Xu Liangying and He Zuoxiu: Divergent responses to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the post Mao period,”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HSPS) 30, no. Part 1 (1999): 89-144. 52.北京讨论会记录。 53.同上。 54.同上。根据当时可以得到的实验观测数据,爱因斯坦于1917年提出了一个静态有限的宇宙模型,但后来放弃了。到1930年,爱丁顿已意识到研究动态或膨胀宇宙模型的必要性。(Helge Kragh, Cosmology and Controvers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wo Theories of the Univers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7,21.) 55.北京讨论会记录。 56.同上。 57.北京讨论会记录。 58.北京讨论会记录。 59.同上。 60.同上。两本记录中关于郝梦策发言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笔者在保持原义的前提条件下,根据两本记录的内容做了综合与少量编辑工作。 61.北京讨论会记录;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146。正如《讨论会记录》中所反映的那样,许多受人尊敬的著名科学家当时并未挺身而出,公开地站出来反对相对论批判运动,有的甚至还随声附和,这可能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感到失望。但是,应当指出,由于我们从未亲历他们所处的险境,因而也就很难想象他们当时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应当理解,在当时那种人人自危的恶劣政治气氛中,他们多数只能尽力而为,以各种婉转的方式,进行间接或消极的抵制。这些科学家们,甚至包括大多数爱因斯坦的批判者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应当受到主要谴责的,是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思想。 62.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31。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0。 63.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1。 64.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31。 65.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1。 66.“Report on Criticizing the Bourgeoisie Reactionary View in National Scientific Theory from the CAS,” CAS Archives, Party Committee, no.18, 1968. Cited in Shuping Y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Science in Context 3, no.2 (1989): 465 n58.另见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1。 67.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31。 68.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2。 69.同上。 70.同上,222-223。 71.同上,222。 72.同上,223-224。 73.笔者对“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一位前成员的采访。 74.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4。 75.同上,227-228。 76.同上,230-231。 77.同上,225。 78.同上。关于“上海理科批判组”的组成人员,见 James W. 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A Physicist and the State in China;” HSPS 30, part 1 (1999): 73. 79.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5。80.同上。周同庆是光学专家,师从K.T.康普顿,于1932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周同庆于1933年回国后,在一些著名大学任教。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念祖等编.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589) 81.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5。 82.同上。 83.同上。 84.同上,225-226。 85.同上,227-228。在这期间,“上海理科批判组”继续修改他们的批判文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8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 (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605,1610。 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 (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061-1065。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40. 88.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1633。 89.Chen Ning Ya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77. 90.C. K Jen, Recollections of a Chinese Physicist (Los Alamos, New Mexico, USA: Signition, Inc., 1990), 170-174. 91.Yang, Selected Papers, 77.另见周培源传略,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32。周恩来的指示,见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73。 9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473,534,n.367。萨拉姆作为巴基斯坦总统的科学顾问访华,他于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93.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9。 94.同上,228。此时,周培源的反对意见应当是针对陈伯达,而非“四人帮”。 95.有关后林彪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的讨论,参见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Chapter 4, 特别是336-34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 (下).1645-16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 (下).1065-1069。 96.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27-228。 97.同上,229-230。 98.同上,230。这4篇文章用“上海理科批判组”的笔名“李柯”(“理科”的谐音)发表: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3期,1973年10月.1-14;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1974年3月.1-20;评爱因斯坦的物质观.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期,1974年9月.1-15;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自然辩证法杂志.第3期,1974年.55-74。 99.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 (下),1074-1076。 100.李柯.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9-12。 101.同上,14。 102.同上。 103.李柯.评爱因斯坦的物质观,1。李柯.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55。 104.李柯.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55。 105.李柯.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2。 106.除了爱因斯坦的著作,这4篇文章中引用得最多的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07.李柯.评爱因斯坦的物质观,6。李柯.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17。一个典型的唯能论的支持者是奥斯瓦尔德(Wilhelm Ostwald, 1852-1922),他“主张应以唯能论替代动力学和原子论,成为一切物理学的基础。他声称,自然界唯一真正的本质是能量,而不是物质。”(W. F. Bynum, E. J. Browne, and Roy Porter, eds.,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984 reprint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3.)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唯能论者奥斯瓦尔德进行了批判。 108.李柯.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58-60。 109.李柯.评爱因斯坦的物质观,2。 110.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32。 111.方励之.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物理,1(3),1972年12月,163。 112.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66, n.83. 113.同上,66-67。方励之在上大学时入党,四年级时又被选送到一个新成立的高度机密的核物理部门接受特别训练。 114.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68-69, 70. 115.方励之.方励之回忆录(未发表)。Fang, Lizhi, Memoirs of Fang Lizhi (unpub., 1991), 163. 引自 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1. 116.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1. 117.同上,72,73。 118.有关苏联的抨击,同上,73-74。有关日丹诺夫1948年讲话的介绍,见许良英.争论从何而来?分歧何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5,1987,62。有关中国的宇宙学论文,见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4, n.123. 119.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5. 方励之教授给笔者的电子邮件,2006年4月21日。 120.Helge Kragh, Cosmology and Controvers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wo Theories of the Univers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376. 121.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32。 122.方文中共引用了11种参考文献,全部为英文资料,其中8种(73%)是1970年以后发表的。见:方励之.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物理,1(3),1972年12月,166。 123.笔者曾询问方励之教授,“在撰写1972年的那篇论文时,是否曾顾虑或意识到它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后果?”方教授告知,“没有什么(顾虑),因为科大的(政治)气氛,要比北京和上海好得多。”(2006年4月21日方教授给笔者的电子邮件) 124.方励之在撰写其论文时就曾与邹振隆,陆启铿,刘煜奋和郭汉英进行过讨论。见:方励之.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物理,1(3),1972年12月,166。 125.郝柏林.20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北京观察》2002年第9期.亦见网址:http://http://www.casad.ac.cn/2005-3/2005323240410.htm. 126.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3,75. 127.有关邓小平于1973年重新上台、以及他在1976年第二次失势的情况,参见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347-358. 128.方励之等.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No.4 (1975):53-69。引自 Williams, “Fang Lizhi’s Big Bang,” 75. 129.James H. Williams, ed., 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 19, no.4 (Summer 1988), 95. 130.同上,10,n.3 。关于美国“引力研究基金会”的情况以及历年来获奖人的名单,见网页http://http://www.theinternetfoundation.org/grf/default.htm 131.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未发表的手稿,1972。 132.同上。有关许良英1965年的哲学文章的详情和真正作者,见本书第4章。 133.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 134.同上。 135.同上。许良英当时希望加入批判队伍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他想拿回他的手稿;第二,他想知道“上海理科批判组”到底想干什么,并且想对批判的方向有所影响;第三,他当时仍对爱因斯坦的政治和哲学思想持批评态度,这一点在他1965年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笔者于2000年7月29日对许良英的电话采访。) 136.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1970年9月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会议的闭幕式上正式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仅仅11天之后,周恩来总理就指示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机构恢复出版工作,为年轻人多出一些书。见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467。有关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受批判的情况,见叶永烈.陈伯达传,543。 137.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 138.同上。 139.同上。 140.胡国华.绿色的文集,瞭望周刊,37,1984,45。 141.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 142.同上。 143.同上。 144.同上。 145.同上。胡国华.绿色的文集,45。 146.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根据许良英在这份文件中的记录,他于10月3日写了这封信,并于10月12日前往上海。 147.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胡国华.绿色的文集,45-46。 148.胡国华.绿色的文集,46。 149.同上。 150.许良英教授于2000年3月18日给笔者的信。另见胡国华.绿色的文集,46。 151.胡国华.绿色的文集,46。另见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144。 152.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144。 153.胡国华.绿色的文集,46。 154.许良英教授2000年3月18日给笔者的信。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235。见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ref. 135): 343-347. 155.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146。 156.同上,147。 157.同上,147-148。 158.同上,148。 159.同上,148。 160.许良英.耀邦与知识分子心连心。刊载于张黎群等编.怀念耀邦。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三集,279-280。Xu Liangying, “Einstein”s Ideas 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ir influence on China” (1995年2月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胡耀邦是一位改革派领导人,于1980年代初担任党的总书记,但1987年1月被免职,并于1989年4月15日因病意外地去世。 161.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共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三卷。 Xu, “Einstein“s Ideas,” 4. 162.Xu, “Einstein”s Ideas,” 4. 163.有关周恩来对中国科学的担忧,见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1633。他在1972年为恢复科研工作所作的努力,见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CHOC, 15: Chap 4, 特别是第336-342页。 164.1966年夏天之后,除了《中国科学》之外,中国所有的科学期刊都停刊了。这一情形直到《物理》杂志创刊后才有所好转。关于中国科学期刊的出版情况,可参见于鸣镝主编.全中国中文期刊标准著录手册。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 165.前言.物理,1(1),1972。 166.同上。 167.柳树滋.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物理,3(1),1974,3。柳树滋是毛泽东之婿孔令华的高中同学兼密友。见孔淑静.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前言。 168.V. I. 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Critical Comments on a Reactionary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13. 169.同上,313-314,370。 170.同上,370-371。 171.柳树滋.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4。 172.同上,5。 173.代山.当代“物理学的”唯心论的一个标本——试评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物理,3(2),1974,87-90,99。 174.秦元勋.空间与时间。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此书第一次印刷的印数为4.9万本。175.据与许良英的访谈:秦元勋是当时的批判者中唯一的一位副研究员(副教授),其他参加者的职称均在副教授以下。 176.秦元勋在河南上蔡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秦元勋.空间与时间,vi。 177.秦元勋.空间与时间.v-vi和封底的“内容简介”。秦元勋这本书是写给“只学过一些牛顿力学、初等数学的读者”看的。 178.甄敏.简评《空间与时间》一书。物理,3(4),1974.249。 179.甄敏.简评《空间与时间》一书,252。甄敏似乎是一位或一组物理学家的笔名,“甄敏”可能取自“争鸣”之谐音。在文革期间,以笔名发表文章是很流行的做法。 18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相对论天体物理组.评时空对称原理及其它。物理,3(6),1974,373-374。 181.秦元勋.等速条件下的空时对称理论。物理,4(1),1975.57(编者按)。 182.秦元勋的文章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挑战爱因斯坦理论的论文。见宋正海等编.相对论再思考。北京:地震出版社,2002,前言,1。 183.秦元勋.等速条件下的空时对称理论,62。 184.谢继深.相对论要不要动?怎样动?物理,4(1),1975,63。 185.喀兴林,杨展如.不能离开物质去讨论时空性质。物理,4(1),1975,63。 186.2003年8月24日对张操教授的采访。作为一个非正式成员,张参与了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批判运动,并一直对相对论持批评态度。朱重远于196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1967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理论物理室研究生毕业。 http://http://www.itp.ac.cn/en/JiGouSheZhi/show_user.php?login=ZhuZhongYuan,2003年12月24日查阅。 187.朱重远.这样的“体系”好吗?—与秦元勋同志商榷。物理,4(1),1975,64 188.黄政新.评爱因斯坦的“光速极限论”。物理,4(5),1975,314-317。舒昌清.不能把相对论绝对化。物理,5(2),1976,127-128。黄政新是下放到福建省的知青。 189.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的一些“相对论异见者”一直在抱怨中国理论物理学界:“有关相对论的学术讨论环境还不宽松,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常被忽视,论文难以发表”。因此,他们从1990年代开始自行举办讨论会和会议,并于2002年出版了第一本自己的论文集。见宋正海等编.相对论再思考.前言。 190.范岱年.“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一个罪证——批判他们对爱因斯坦的所谓“批判”。物理,6(6),11977.322。 本文原载: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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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全部笔记 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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