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8.9分
读书笔记 结语 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
不知
统一思想之外,毛泽东与其同僚还追求社会大同,以期绝对平等。毛泽东无法接受特权精英群体,该群体由学者、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受到实力雄厚的官僚集团的保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联大校友及其他学界权威都被揪出来批斗。批斗正中靶心,因为这种社会平等与联大师生所广泛共享的理念截然相反。由于身处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这群知识分子并不接受“世界大同、人人平等”这种教条,更别提“贫农和工人的道德优越性”这种意识形态了。即使是在大学校园里,梅贻琦也堪称楷模,他虚怀若谷、朴实无华、亲切平易。在他眼里,教授是高级物种,资深教授更是寡头集团。 在中国历史上,饱学之士与目不识丁者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孟子所谓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并没有消失。抗战时期艰苦的条件可能模糊了各阶层的界限,上层精英跟平民大众一样,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患难与共并不意味着志趣相投。虽然吃着平民百姓的苦味米饭,知识分子却喜欢单独开小灶。到了20世纪,这种现象比过去更加严重,学富五车往往意味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般而言,受过现代教育,经历都市社会生活,其结果就是莘莘学子与普通百姓更加格格不入。

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的矛盾,季老的《牛棚杂忆》中也写到,在旧社会,教授与工人地位悬殊,经济收入差距也极大(本书75页也提到抗战前教授在北平和天津属于上流阶层,“他们的月薪通常有三百多块钱,而看门的只有八元,女仆只有三元”),有一些教授(可以以上述梅贻琦为例)自命不凡,颇有些”教授架子“,对工人不够尊重(季老仁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人心中难免蕴藏着那么一点怨气,在那时候他们只能忍气吞声,解放后,情况变了,到了”十年浩劫“,对某一些工人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那一股怨气,在某一些人鼓励煽动下,一股脑儿爆发出来了。 然而季老的话还算是相当仁慈的,这种矛盾并不是主要原因,有多少取得很大成就的知识分子是来自贫困的工农家庭,这至少说明工农阶级对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内心的向往,虽然这种向往本身就像某些人说的是“不平等”的。知识分子受害的主要原因是“某一些人的鼓励煽动”和统治阶级的教条主义与偏激的意识形态。 而说到工人的那股“怨气”,事到如今早已不同了,也许正在等待着“鼓励煽动”他的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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