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上下) 8.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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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 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 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希腊哲学家们却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在中国哲学里,情况则刚刚相反。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就因为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 任何民族或任何时代的哲学,总是有一部分只相对于那个民族或那个时代的经济条件具有价值。但是总有另一部分比这种价值更大一些。不相对的那一部分具有长远的价值。我很费踌躇,要不要说它是绝对真理,因为要确定什么是绝对真理,这个任务太大,任何人也不能担当,还是留给上帝独自担当吧,如果真有一个上帝的话。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 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 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 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 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浑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源出于依附贵族"家"的专家,他们本身都是上层阶级的分子。到了后来,儒仍然大都出身于上层或中层阶级;而侠则不然,更多的是出身于下层阶级。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所以从平民的观点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墨子和墨家,正是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及其辩护者孔子和儒家。这种批判,加上对他们本阶级的职业道德的发挥和辩护,就构成墨家哲学的核心。 儒家、墨家这些好像是矛盾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矛盾。照儒家所说,行祭礼的原因不再是因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当然相信鬼神存在无疑是祭礼的最初原因。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个学说后来被荀子及其学派详细地发挥了,本书第十三章将要讲到。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   同样在墨家的观点中也没有实际的矛盾。因为墨子要证明鬼神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所以他把天下大乱归咎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并且接着问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所以他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爱则受赏,不实行兼爱则受罚。在人心之中有这样的一种信仰也许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节用"、"节葬"也是有用的,因此墨子也需要它。从墨子的极端功利主义观点看来,需要这两种东西是毫不矛盾的,因为两者都是有用的。 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受到社会惩罚,显然不是全生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获得美名,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 可是即使如此,也还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不论自然界、社会界、事物的变化中总是有些没有预料到的因素。尽管小心翼翼。仍然有受害的可能。老子这才把话说穿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这种大彻大悟之言,《庄子》有许多地方加以发挥,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它的意思也就是,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可是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那么这一切方法没有哪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他不受伤害。不过,从更高的观点看事物,也就意味着取消自我。我们可以说,先秦道家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 要达到仁,最好的方法是行忠恕。通过行忠恕,他的自我、自私,都逐步减少了。一旦减无可减,他就感觉到再也没有人与我的分别,再也没有人与天的分别。这就是说,他已经同天,即与宇宙同一,成为一个整体。由此就认识到"万物皆备于我"。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了孟子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成分。 一个人种庄稼,一方面当然要培育它,但是另一方面千万不可"助长"。养浩然之气正像种庄稼,当然要做些事,那就是行仁义。虽然孟子在这里只说到义,没有说到仁,实际上并无不同,因为仁是内部内容,其外部表现就是义。一个人若是经常行义,浩然之气就会自然而然从他的内心出现。 由此可见,辩者本来是讼师,邓析显然是最早的讼师之一。不过他仅只是开始对于名进行分析的人,对于哲学本身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贡献。所以真正创建名家的人是晚一些的惠施、公孙龙。 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这种区别,在着手从名实关系中分析名的时候,就变得明显了。我们来看一句简单的话:"这是桌子",其中的"这"指具体的实物,它是可变的,有生有灭的。可是"桌子"在这句话里指一个抽象范畴,即名称,它是不变的,永远是它那个样子。"名"是绝对的,"实"是相对的。例如"美"是绝对美的名,而"美的事物"只能是相对美。惠施强调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这个事实,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这个事实。 我们不可能通过实际经验来决定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最小的实际事物。但是我们能够独立于经验,即离开经验,说:它外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大的("至大无外");它内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小的("至小无内")。"至大"与"至小"。像这样下定义,就都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像这样再分析"大一"、"小一"这些名,惠施就得到了什么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从这个概念的观点看、他看出实际的具体事物的性质、差别都是相对的、可变的。 人们丧失了原有的"德",是因为他们欲望太多,知识太多。人们要满足欲望,是为了寻求快乐。但是他们力求满足的欲望太多,就得到相反的结果。 老子又同样强调弃智。知识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它也使人能够对于欲望的对象知道得多些,以此作为手段去取得这些对象。它既是欲望的主人,又是欲望的奴仆。随着知识的增加,人们就不再安于知足、知止的地位了。所以《老子》中说:"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 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它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积是同等地幸福。 可是道家思想还有另一个方向,它强调万物自然本性的相对性,以及人与宇宙的同一。要达到这种同一,人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和理解。由这种同一所得到的幸福才是真正的绝对幸福,《庄子》的《逍遥游》里讲明了这种幸福。 颜回就这样用弃知的方法得到了"内圣"之道。弃知的结果是没有知识。但是"无知"与"不知"不同。"无知"状态是原始的无知状态。而"不知"状态则是先经过有知的阶段之后才达到的。前者是自然的产物,后者是精神的创造。 道家与法家代表中国思想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邪恶的。道家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法家主张绝对的社会控制。可是在无为的观念上,两个极端却遇合了。这就是说,它们在这里有某些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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