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权力 8.7分
读书笔记 古代自由史
长大了的我

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检验办法就是其少数受到保护的程度。      自由是古老的,而专制是新生的。      直到那时为止,对付政治动荡惟一的已知手段是权力集中。梭伦却用分权来对付这一问题。他认为民众能发挥多大影响,他便让他们发挥多大影响,俾使国家得以避免独断专行的统治。他说,民主的本质在于服从法律而不服从任何主子。梭伦承认这样一条原则:政治形式并非终极或神圣不可侵犯,而必须与现实相适应;他妥善地修改了宪法,没有造成任何中断和混乱,以至于他去世若干世纪之后,雅典演说家仍把雅典的整个法制归于他的名下。梭伦的根本原则决定着法制的发展方向,即政权应与服务公众相一致。在希波战争中,平民的贡献超过了贵族,因为将亚洲人赶出爱琴海的,是由穷人组成的海军。那个以其勇敢拯救了国家、维护了欧洲文明的阶层,获得了扩大影响和特权的资格。曾为富人所垄断的国家官职对穷人敞开,为了确保他们得其应得,除了最高指挥权外,一切官职的分配全由抽签决定。      从实践的角度看,人民是善恶知识的基础。因此人民也是权力的基础。这就是伯里克利的政治哲学中包含的结论。      政制的目的不在于确定任何势力的优势地位,而在于防止这种地位,在于平等地保障劳动的独立和财产的安全,在于使富人免受妒嫉和穷人免受压迫——这种思想标志着希腊的政治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他们的经验教训永世长存,它告诫人们,全体人民的统治,即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阶层的统治,有着和纯粹的君主制一样邪恶的本性,因而基于近乎相同的理由,需要自我制约的保障制度,并且应当实行永久的法治,以防止舆论专横的革命。      流行的自由观是有缺陷的,为实现它们而做出的努力也十分离谱。古人更明白如何行使权力,而不是如何行使自由。他们在国家身上集中了那么多特权,使人们无从否定它的管辖或约束它的活动。我不妨借用一个有时代错置之嫌的生动说法:古典时代的国家,其邪恶之处在于它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政治诸方面,只有一个立法者和一个权威。国家在教育、实用科学、帮助穷人和绝望者、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等方面几乎无所作为,然而它却要求行使它的所有权能和决定它的所有义务。个人、家庭、团体和属地是如此卑俗,以至于统治权力可以把它们用于自己的目的。共同体支配着公民,一如主子支配着奴隶。最神圣的义务让位于公共利益。旅客的存在是为了航船。由于忽视私人利益,忽视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进步,希腊和罗马都丧失了维系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随着家庭的衰落和人口的减少而颓败了。它们传给后人的,并不是它们的制度,而是它们的思想。它们的思想,特别是有关统治艺术的思想,使它们——       虽死犹生,权杖在手       仍从墓穴中支配着人心       的确,侵害着今日政治社会的种种谬误——共产主义、功利主义、对专制与权威、不法与自由的混淆——几乎都可以溯源到它们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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