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的科学 8.8分
读书笔记 第60页
Kalpa
斯密对“同情”一词的使用是使用日常语言实现理论目的的优势和危险的一个最佳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多少都能理解日常语言,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达到斯密所赋予它们的那种技术上的曲折含义。正如奥古斯丁之于时间难题。
同情的对象即他人的激情,与同情的原因即产生原始激情的整个情境之间的区别。这再一次表明了,原始的激情仅是整个过程的偶然性部分。基于某些理由,这些原因可能并没有产生原始的激情,但是,它仍可能在旁观者哪里产生一种同情性的激情。因此,旁观者有可能能够根据他对情境的审度,说出那种原始的激情应该是什么样的。斯密通过一些著名的与道德无关的例子来说明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会对一个白痴作为白痴的痛苦而感到同情,尽管他可能过得十分快乐(T);一个母亲对她生病的孩子的未来会感到同情,尽管这个孩子对其未来的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最极端的例子是我们对死者的同情,尽管对于他们来说,感觉到任何激情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TMS)。
休谟的理论使行动和它们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前瞻性的(forward-looking),相应的,我们从这种视角出发来判断它们。动机和行动被看作是故意或者非故意地针对着某种结果,而道德判断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由对这些行动和动机的优点的估计而构成。与此相反,在斯密那里,行动和它们的动机是回顾性的(backward-looking),它们是对一种情境的反应。而我们是从这种视角出发,来判断它们对于一种情境来说是相宜的还是不相宜的。这种改变不仅仅给道德理论的内容产生了影响,同样给道德理论的认识论地位,或者毋宁说,给道德判断的认识论地位产生了影响。
对于斯密,正如对于休谟,同情的行动必定要被旁观者对其自身的意识所伴随着。正如我们看到的,所有同情的背后推动力都是一种想要联系或者比较我们自己的反应与他人的反应的愿望。对人们的所有评价恰恰是产生于人们之间的这种“张力”,而同情的行动是其中必要的第一步。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Landscape With The Fall of Ic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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