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道教 7.7分
读书笔记 第147页
紅藥

中国的语言,部分由于它具有异常理性的结构,所以它无法为诗与系统性的思维服务,也无法促进演说术的发展;而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及俄文等诸语言的结构,各以适合自己的语言的方式发展出雄辩术来。文字符号(Schriftzeichen)的数量,较之必然受到限制的语词音节(Wortsilbe)的数量,显然要丰富得多。因此所有的幻想与热情就自然远离贫乏且公式化和理智化的口语,而转向寂静优美的书面语言。通常的诗歌语言(Dichtungsspache)归根到底是从属文字的。具有艺术价值并与士绅能接受书写的艺术新产品。口语是属于庶民的事情。这点正好与希腊文化形成极鲜明的对照。希腊人认为谈话就是一切,所有的感受与直观都得转译为对话这种合适的形式。在中国,文学文化的最精巧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既聋且哑地交织在如丝缎般的光华中,其价值远高于戏曲,戏曲只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才开始繁荣。 在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中,孟子系统地使用了对话的形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很容易把他视为唯一完全达到“明晰性”的儒教代表人物。 …… 此外,叙事文献中尚有古时战争国王对军队的讲话,简洁雄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 演说之无法发展,是由于社会与政治上的因素。一方面,中国的语言尽管有其逻辑的特征,但中国的思维还是一直停滞于相当具体形象(直观)的状态。逻辑、定义、与推理的力量,尚未为中国人接受。另一方面,这种纯粹的文字教育使得思想与表情(即表达动作)相分离,其分离的程度,较之任何其他具有文献性质的教育,来得更大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也就是现在的小孩会朗朗上口地背痛唐诗三百首,而完全不知其意的情况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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