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客观知识的世界

五十年代之后，西方思想界兴起了一股新达尔文主义的思潮，这促使波普尔从形而上学的高度论证他主张的科学方法论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把人类知识当作生物应付环境的一个特例，知识积累的方向与进化的方向相一致，科学方法论是进化论的应用和延伸。他的科学方法论与进化论的结合产生了一门名叫“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的学科。

“一个哲学家所能做的事情之一，也是可列入他的最高成就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出前人未曾看出的一个谜、一个问题或一个悖论。这甚至是比解决这个谜更高的成就。第一个看到和理解一个新问题的哲学家打破了我们的懒散和自满，他之于我们就如休谟之于康德：他把我们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唤醒，他在我们面前开拓了新的视野。”（《猜想与反驳》，237页。）

波普尔把形而上学比喻为浮悬在一个容器上部的尘埃，把科学比喻为容器底部的沉淀物，形而上学的尘埃不断向下沉淀，积累成为经验科学的内容。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波普尔肯定地说：“我们都是形而上学家，而且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历史根源。”（K．R，Popper,“Replies to My Critics"，P•Schilpp(ed．)，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II, La Salle，Illinois: Open Court，1974，p．1067．）

为了说明概率的客观规律性，他提出了关于概率的趋向性理论(propensity of probability)，该理论的要点是：我们无法预测一个体系的运动结果，因而可以说这一结果是任意的。但是，如果重复实验表明了该系统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稳定性，那么，这一稳定性反映了该系统的内在的趋向性。内在的趋向性表明的不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而是系统和它所在环境之间的关系。

波普尔所说的境况逻辑实际上指的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把事物存在的决定性条件理解为变异、排错，而不是遗传、保守。物种的进化是如此，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人的精神的成长也无不如此。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知识论和哲学都具有指导作用。波普尔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解为境况逻辑的具体化，目的是把进化论对生命现象的解释转变为科学研究的纲领。

早期的波普尔把传统认识论的问题“认识的基础和源泉是什么?”归结为科学哲学的问题：“科学知识是如何积累的?”他用科学方法论代替传统的认识论，表现出消解认识论的倾向。但随着思想的深化，波普尔认识到，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有理论背景和哲学依据。经典物理学以及与之同步发展起来的近代认识论是归纳法的理论背景和哲学依据。

世界2指的是心理和思想的状态和过程，它是主观的：而世界3则是思想的内容，它是客观的。没有客观的意识、精神，但却有客观的知识。这是因为客观知识与人的主观意向无关，它的存在不以个人的意识为转移。以世界3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书为例，即使没有读者，一本书仍然是一本书，正如没有鸟栖息的鸟巢仍然是鸟巢。

世界 3的要素有些已经被物化，有些则未被物化而处于潜在状态。后者是那些尚未被认识的知识的客观内容，如最大的质数，的值，哥德巴赫猜想的解答，有待发现的人工化合物和科学仪器，等等。

世界3的自主性是相对于其他两个世界而言。每个世界都有自己固有的、其他世界所没有的特性和特殊规律：并且，这些特性和特殊规律在原则上是不可预测的，不能从其他世界的特征和规律中推测出来。自主性观念反对把知识还原为思想，把精神现象还原为物质现象。

他（指波普尔）说：“我们的心灵和自我没有世界3使不能生存，它们牢牢地固定在世界3之中。应该把我们的理性。批判和自我批判的习惯都归结于理性与世界3的相互作用，应该把我们的智力发展归结于这种相互作用。简而言之，人的理性，意识和自我只是在世界2和世界3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发展、成熟起来，“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问题。” （《无穷的探索》，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