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 8.2分
读书笔记 第15页
就要等肉肉的喵

第15章 电视与行为:10年的进展 Television and Behavior:Ten Year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Eighties 结论和启示 1982年的《电视与行为报告》实质上是一份摘要,它包括了当时90%已出版的研究媒介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的报告。其中绝大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就出版了的研究的概述,但也有几个题目是80年代才出现的。10年间竟然能产生如此多的文献,这一事实更加说明了大家对电视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充满兴趣。如果只用几句话来概括在这些研究中发现了什么的话,那么就是以下这些: 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电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教育者,其效果既充满说服力,又渐进累积。电视不再是日常生活中无足轻重的部分,也不再是一个电子玩具。研究的发现早已打碎了电视只是无害的娱乐的幻想。虽然它所提供的学习是偶然的而不是直接的、正式的,但它是整个文化传承过程的重要部分。 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报告认为,所有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进展是,媒介研究超出了暴力这一主题而开始寻求观众与电视内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这和卫生局长研究的第一个报告相比,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 1982年的报告还提出了另一个媒介效果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它清楚地反映出研究转移到了一个新的理论起点——媒介表现的意义理论(the meaning theory of media portrayals)。该理论强调了大众传播在对现实解释的社会性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pretations of reality)中所起的作用。许多研究者逐渐清楚地认识到,电视之所以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是因为它影响着观众理解现实世界的方法。正如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的那样,包括卫生健康问题、对女性和少数民族表现的刻板印象(stereotyping),以及对家庭生活的表现,这一切如何影响了对规范和角色的社会期待(甚至影响了我们对自己家庭的评价)。 报告中的研究项目的主要缺陷在于,研究者是从对电视内容的描述性分析中得出数据,而没有证明其内容的影响。电视角色样本内容分析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是,研究者展示了他们发现了什么,然后进一步推论它们对观众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一种恶名昭著的不合逻辑的推论(a flagrant non sequitur)。与描述媒介内容相比,要说明受众所受的影响,其证据必将非常繁冗,而且要更具说服力,并且更费时间才能找到,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文件没能引起研究者追捧的原因。但以此同时,这样的研究也并非不可能进行。媒介表现的意义理论预测,一定的媒介内容还是能够产生某种效果。不过,现在应该是抵制这种简单地从内容推出影响的时候了,相应地,我们应该转而证明这种效果真正存在。 此外,就内容分析本身而言,也不是完美无缺。显然,更重要的是认识电视节目讯息的性质以及电视节目的意义,为此,内容分析应该严密地展开;但研究中却有如此多的分析基本来自对所描绘的现象的简单频次计算。另外,研究者常假定,如果一定社会群体、阶层或角色被媒介忽视或省略,这一情形将导致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评价下降。这又是另一种难以容忍的不合逻辑的推论。这样的命题很难用经验型的证据来支持。比如说,如果在电视上看不到拉美人的形象,有一些人就会认为那是因为他们不值得上屏幕;但如果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在电视上看不着的话,他们会因为这个原因而社会地位下降吗?因此这一说法很让人怀疑。所以,就受众的影响而言,所有这些建立在内容分析上的研究只能被视为是猜测性的。 1982年报告中最引人注意的发现是其关于电视暴力的结论。各种大众媒体(如《纽约时报》,《新闻周刊》)都一致强调一个结论:电视暴力会导致儿童的攻击行为。从这些媒介的报道来看,人们很可能认为,电视暴力是报告惟一关注的问题,而报告涉及的其他相关问题则几乎被忽视了。 正如事先所预计的那样,主要电视网都发表声明,号称1982年的报告“不准确”,但他们都不愿意指出哪里不准确。美国广播公司出版了32页的批评报告,题目是《透视电视与暴力》(A Perspective on Television and Violence),但是这份批评报告却没有反驳1982年报告的主要发现。他们在其中仅仅提到了电视暴力的问题。另外,电视网要求研究者们拿出电视与暴力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的证据,他们的这种辩护方式听起来与烟草工业惊人地相似,当人们提出烟草产品与肺癌相联系的证据时,烟草行业也是这么反应的。我们也必须承认,和电视暴力与攻击行为相关的证据时复杂的;但是,当这么多的研究合在一起时,其证据就具有了很大的说服力。实际上,大多数社会学家和行为学家现在接受了1982年卫生局长报告中的结论:电视暴力与其后发生的攻击行为之间存在关系。因为目前实地研究(field studies)和实验室研究都证明了这一关系,所以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焦点已经不再限于这个问题,转而研究这一产生关系的过程。 关于电视暴力与攻击行为的另一项主要发现是,不能把罪责全部推给表现暴力的内容本身。一些研究表明,甚至在没有暴力内容的情况下,暴力也可以被高速的动作所激发。因此,电视的形式与符码可能对攻击行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此外,1982年报告强调了唤起(arousal)的概念及其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可以明显看出,收看电视能增加兴奋的程度,继而会通过攻击行为发泄出来。因此,无论其内容如何,只要是激烈的电视节目,就有可能会导致攻击性行为。显然,实际情况比被大量文献加以证明了的电视暴力与攻击行为之间的联系要复杂得多。几年后,对这一永恒话题的新的疑问还将不断地出现。 同样,亲社会(prosocial)行为的话题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总地来说,具有亲社会表现的节目会引发收视者相同的行为。实验室研究和实地研究都一致发现,收看恰当的电视节目能增强友好、互相合作、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慷慨等良好的行为。这些发现也证明,当人们收看电视时会发生观察学习。如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个人会从看电视的过程中学习,学到的东西取决于电视节目的内容。简而言之,不能再把电视当成一种娱乐工具而轻易放过;它也是上百万人进行观察性学习的主要来源。就这一作用而言,电视也许是我们社会化中的一个重要机构。 总地来说,《10年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献,也是大众传播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原因有以下几个: 1、它把焦点从相对狭隘的电视暴力,转移到电视媒介的其他多种影响上来。 2、同样,它也把焦点从对短期、直接效果的关注转移到长期、间接效果的研究上,当然后者更为难以捉摸,并对我们的社会有着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把焦点转移到了德弗勒(Melvin L. Defleur)和丹尼斯(Everette E. Dennis)所提出的媒介效果累积理论(accumulation theory of media effects)上。 3、之所以有上述的改变是由于人们从态度改变的认知方向等研究转移到了媒介表现的意义理论上,这一理论集中于研究传播在现实的社会性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4、这份报告进一步说明,电视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者,尽管它是一个非正式的而不是正式的教育者。 显然,上述4个理由之间相互联系。但是,多年来电视暴力的高曝光率和对它持续的强调已经遮蔽了其他的重要问题。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应把电视收视从整体上看做一种连续的非正式教育。1982年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明晰的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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