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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雷巴柯夫说，狂欢节日很快会过去，苏联人要面对一个困难时期，这是对于那种以为政治上层建筑一经变革，社会生活各方面便会立即面貌全新的思维模式的适时的纠正；这种思维定势在某些社会，是极其自然的，而在惯于渐进的发达国家的人们，则多半不会这么想。因为在前者，新的当权者总要表示“与民更始”，并做出若干许诺，而以为时机已到的某些趋附之徒，也会做廉价的鼓吹，或出于真心，或出于假意，总之是随梆唱影，不负责任。到这时候，不但“超前”的言论需要勇气，就连面对现实的真话也已经难得了。

如鲁迅《立论》所说，像“人总是要死的”这样的话，在贺新生儿时便成忌讳。而这本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毫无“超前”之处，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可见“不合时宜”的帽子，不仅适于有超前意识的人，也适于一切粗具常识的人。在假话行时之际，什么人都会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了不该说的话的错误。

（本篇是关于侯学煜先生的一篇文，他曾在大兴安岭火灾之前，就当地的森林防火问题发表建议，也曾就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