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8.9分
读书笔记 第208页
党的其它机构因没有更强有力地抵制毛也必须承担责任。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提法特别强调1967年1月以后出现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对毛的抵制。1967年的“二月逆流”被视作中国共产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范例。但是到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认可。党的机构如果能早点以更团结的行动反对毛、而不是赞成他的决定,那或许能终止文化大革命。
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的帮助,1965年11月,他让姚文元撰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广泛引发;1966年4月,他参与对彭真的批判;9月他对激进学生如蒯大富的辩护和后来在1966年12月对文革小组的辩护,以及没有支持1967年的“二月逆流”。……周可能确实认为,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官僚主义僵化的危险。或者,周支持毛是出于个人忠诚或明哲保身。邓小平近来承认,这两种情况中无论是哪一种,中国人民都已经原谅了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
关于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毛合谋的问题,党史的正式决议对此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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