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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还是“世界”的问题上，傅斯年的思路逐渐向“社会”方面转移。
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
新道德观念必然要自动的从各个青年脑中溢出，而社会道德必成此后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问题。
[以前中国人一般以为道德的，]
只是个政治和资本的道德
以后要转为社会的道德，要有一个重新的组织。
（《时代与曙光与危机》，1919年）
所谓的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黏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总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新团结中，实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黏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
（《青年的两件事业》，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