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危机(1919-1939) 9.1分
读书笔记 第11页
数影子的人

《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英】爱德华-卡尔著 秦亚青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 1月 第一版 空想社会主义的方案不是分析研究的结果,而是愿望的产物。 8 一切健康的人类行为和一切健康的人类思维,必须在 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在自由意志和客观决定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12 乌托邦主义的典型缺陷是思想的幼稚,而现实主义的典型缺陷是思想的贫瘠。 13 边沁的学生詹姆斯-穆勒提出了当时最完整的关于舆论的理论,认为舆论永远是正确的。 25 无论什么问题,只要理性的呈现在人们面前,舆论就会对其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会根据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行动。这种信念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坚实基础。 26 卢梭和康德认为,君主发动战争,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不是民众的利益,所以,共和制的政府是不会发动战争的。据此,他们预断,如果舆论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就足以防止战争的发生。 26 他(巴尔扎克)写道“俄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这不是因为俄国人没有道德,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他们的问题不是心灵充满邪恶,而是大脑愚钝未开。” 战争只不过是一种“理解障碍”。一旦人们的大脑里不再有战争可以使人获益的思想,人们的心灵就会自我克制。 27 原先,舆论无差错的观点之所以具有吸引里,是因为有功力主义的假定作为基础,即:舆论的受过教育的文明人的观点。但是边沁将舆论定义为大众的观点,对于那些自认为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舆论无差错的观点自然不会产生那么强的吸引力。 27 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19世纪自由民主理念不是基于当时某些国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力量结构这一特殊条件,而是基于先验的理性主义理论。只要将这种理性主义理论应用到其他国家,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种观点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意识。但是,正是这种观点,在威尔逊的倡导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世界的观念。 28 国际联盟中充满空想意识的人很难意识到,即便是为了防止战争而尽心设计出来的文件达到汗牛充栋的地步,凭这些纸上的东西也不能切实防止战争。 。。。。。。。 国联人士相信在完美的目录卡里能够发现救世良方,相信国际政治的汹涌波涛可以被一套受到19世纪自由民主思想启迪、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抽象理论约束起来。一旦这样的信念得以确立,国际联盟就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机构,它的终结也就为期不远了。 31 最重要的是,国联的整体思想从一开始就与一对孪生信念联系在一起:相信舆论终将会占上风,相信舆论是理性的声音。 33 如果说人类在国际关系中显然不遵守理性的规约,那就只有两种解释方法:或是人类过于愚蠢,所以不能理解理性之善,这是“愚蠢说”;或是人类过于邪恶,所以不会遵从理性之善,这是“邪恶说”。 37 如果民众不服从某些规则和制度,政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政治社会,都是如此。民众为什么会遵守规则,只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民主政体和其他的政体之中,存在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中。 。。。。。 那些主张伦理高于政治的人认为,个人的义务是服从于社会整体,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或以其他更加崇高的方式来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 。。。。。 另一方面,那些主张政治高于伦理的人则会说,统治者之所以统治,是因为他是强者;被统治者之所以被统治,是因为他们是弱者。 。。。 民主政体就是以数人头的方式代替了砍人头的方式。但是这种代替只是为了统治的便利而已,两种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42.。。。。 现实主义者对个人为什么服从这一根本问题做出了理性的回答:个人应该服从,否则强者就会强制他服从,强制服从的后果显然比主动服从要令人难受得多。据此,个人义务就要源于一种虚假的伦理,因为这种伦理的基础是承认强权即是公理的一条合理原则。 。。。。乌托邦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有着这样的合成性理念,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个人的最高利益与社会的最高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也就帮助了社会利益的实现;而促进社会利益的同时,也就促进了个人利益的实现。这就是著名的利益和谐论。 43 当工业资产阶级体系成为社会的明显结构,利益和谐论就有了新的意义,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阶级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以此维护它的统治地位。 45 维护和平的共同利益掩盖了一个事实:有些国家希望不必发动战争就可以维护现状,另外一些国家则希望不必发动战争就可以改变现状。要么维护现状,要么改变现状,这才是事实。51 当今的经济理论专家和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一鸿沟源自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经济学家大部分坚信自由放任主义,假定全世界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一厢情愿的认为世界利益必然也是各国的利益。政治家追求的却是本国的具体利益。如果政治家也做假定的话,他就会假定自己的国家的具体利益必然也是个全世界的利益。53 自由放任的主义,无论是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是在劳资关系领域,都是经济强者的天堂。国家控制,无论表现为保护性立法的形式还是保护性关税的形式,都是经济弱者使用的自卫武器。利益冲突是实实在在的、无法避免的现实。如果试图掩盖这种现实,就会歪曲问题的真实性质。57 如果说当今国际危机具有内在的意义,那就是基于利益和谐论的乌托邦主义的整体架构已经坍塌。当今一代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废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建。但是,如果要进行重建,如果要确定废墟中什么东西仍然可用,那就必须审视原来的架构有什么缺陷,导致了他的坍塌。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一下现实主义是怎样批判乌托邦主义命题的。59 关于社会道德的理论总是主导社会群体创造出来的。主导群体将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它们有能力使整个社会接受自己的世界观,而被主导的群体和个人则被剥夺了这种能力。国际道德理论是主导国家集团创造的,其原因和过程与国内社会是一样的。 75 国际道德的原则主要是由英美人通过一个自然和必然的过程确立起来的。 75 “国际秩序”和“国际团结”总是强国提出的口号,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凭借实力就可以迫使其他国家接受这样的口号。80 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不是原则,他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81 如果我们用现实主义的逻辑对现实主义进行批判的话,就会看到,现实主义与其他任何思潮一样,在应用于现实的时候,同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 彻底的现实主义排除了四种因素,而这四种因素恰恰是所有切实可行的思想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它们是:终极目标、感召力、道德判断的权利和行动的依据。 85 事实证明,设定一个持续的但却不是无限的、向着一个终极目标发展的过程——这是政治思想的一个必要条件。 86 所以,我们可以回到已经得出的一个结论:任何合理的政治思想必须包含乌托邦和现实主义两个方面的因素。有的时候,乌托邦主义会成为空洞无物、不可容忍的虚伪,它的功能只是粉饰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时,现实主义就肩负着揭开乌托邦主义伪装这一不可或缺的责任。但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关注的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这使任何形式的国际社会都无法实现。一旦使用现实主义的武器揭露了当今乌托邦主义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建立一种自己的新乌托邦主义。不过这种新乌托邦主义总有一天也会受到同样的批判,因为,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人的意志有着不断寻求一种从现实主义逻辑关系中解脱出来的愿望。但是,一旦一种秩序得以确立,成为某种具体的政治形式,就会再度被披上利己和虚伪的面纱,也就需要再度用现实主义的武器予以批判。89 一旦一种理想体现为一种体制,这种理想就不再是理想了,它成为某种私利的表达形式,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理想将其摧毁。理想和现实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它们之间的不断互动就是政治的内容。每一种政治形态都包含了乌托邦和现实、道德和权力这两样互不相容的成分。 89 先追求权力,然后道德自然会接踵而来——这只是一种幻想;先坚持道德,然后权力会接踵而来——这同样是一种幻想。两种幻想同样是危险的。 94 虽然政治不能完全以权力加以定义,但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因素这一说法总是没有错误的。98 权力是政府的根本条件。只要是国家的专利,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的政府就不可能得以确立。 103 军事力量是国家生活中的核心因素。它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105 最重大的战争为的是加强本国的军事实力,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防止另外一个国家加强军事实力。因此,“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战争本身”这句格言是很有道理的。105 民主主义的初始目标是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民族主义几乎自然而然的就会变成帝国主义。 106 政治的初始动机是保护自我安全,但很快就会成为侵略战争和获取自我利益的战争。 106 以经济手段替代军事手段,亦即马克思称为以资本代替大炮的方式,并非道德优势的象征,而是权力优势的表现。 106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和军事权力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差别,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权力是一切政治行动的要素,它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使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都是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强国愿意使用不太野蛮、较为“文明”的手段,因为这样的手段一般来说已经足以实现目标。只要这样的手段足以实现目标,它也就没有必要使用更加野蛮的军事武器。但是经济力量不能与军事力量分割开来,反之亦然。两者都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从长远观点来看,两者的关系是共荣共损的。 120 宣传只有在得到国家支持并与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 128 政治不完全取决于权力。支配舆论的力量是一切权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它同样不是觉对的权力。国际政治永远是权力政治,因为我们将权力从国际政治中剥离开来。但是,这只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各国的宣传都极力将自己包装起来,披上所谓的国际原则的外衣。这的确证明了一些国际共同理念是存在的。虽然这类理念是相当有限,人们对它们的信仰可能也不是很强,但它们是有感召力的。人们也相信,这样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念。这些共同理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道德。 130 国家的人性化是一个必要的虚构,是一种假设,是人们发明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以便用来分析发达社会的结构。137 国际道德就是国家的道德。国家拟人化和国家责任人性化的假定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实际上,它不属于事实的范畴。它只是一种思维类别,是清晰的思考国际关系不可缺少的工具。138 国际道德秩序必须建立在某种霸权之上。但是,这种霸权,就像国内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威一样,本身就是对那些不享有霸权的国家的挑战。如果这种霸权要延续下去,则必须包括给予和索取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一方要做出自我牺牲,这样才能为世界社会中没有掌握权力的一方所容忍。只有通过这种给予和索取的过程,通过表示不会强行坚持所有特权,才会使道德在国际政治中找到做稳固的立足之地(在国内社会大概也是如此)。151 从长远观点看,国际秩序的最大获益者必须做出足够的牺牲,使获益少的国家容忍这种秩序,这样才有希望维持秩序的延续。要保证国际秩序的变革到最大程度的平稳有序,不仅取决于现行秩序的挑战者,也取决现行秩序的维护者 152 我们被告知,自然法之所以具有约束力,不是因为它是永恒道德原则的法律形式,而是因为它是某一时期和某一社会的道德原则的表现。这至少在一定程度史昂是符合事实的。161 许多人错误的认为,法律比政治更加道德。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观点之中的谬误。一桩交易不会因为是合法的也就是自然而然地符合道德标准。165 条约的权威性仅仅反映了缔结条约各方的权力关系,一旦这种关系发生变化,条约也就不再具有效力。168 所谓“法律性”争端,是依据现有权利提出的不同要求所引发的争端;所谓“政治性”争端,则是指由于要求改变现有法律性权利所引发的争端。183 危机时期是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情。1919年至1939年20年危机时期的典型特征是,人们从前十年满怀虚幻的希望徒然跌落到后十年充满悲凉的失望,从无视现实的乌托邦理想状态陷入了断然剔除任何理想成分的现实中去。204 我们既不能接受达尔文主义,也不能接受利益自然和谐论。前者认为,强者的利益就是整体的利益,因此毫无愧疚的盘算着怎样消灭弱者;后者过去曾经扎根于现实,但现在却丢失了现实的根基,因而必然成为特权阶层维护即得利益的口实。这两种理论都已无法成为国际道德的基础。由于它们的失败,我们没有现成的方法解决如何协调国家利益和世界社会利益这一问题。国际道德正处于消散流失的状态。205 人们接受了以地域而非宗教划界的原则,以基于居住地点的单位取代了基于宗教信仰的单位,这样就为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207 如果无视权力这个一切政治现象中的决定因素,那就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意识。如果认为国际秩序可以建立在各国联合的基础之上,也同样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每个国家都会竭力维护和加强自己的利益。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必须依靠一个权力单位。这个权力单位既要有足够的内聚力,也要有组要的实力,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上升地位,无须在弱小国家之间的斗争中被迫选择敌友。无论涉及的是什么样道德问题,都会存在无法归于道德范畴的权力因素。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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