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3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


（一）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

19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
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倡导“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三长兼备的“诗界革命”；
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
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
此外，晚清已经有人开始提倡白话文，还有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
但近代文学变革总体上仍囿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变通。而这一切都有待于1917年前后，这时候才终于出现了对中国的命运影响极大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运动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动力与契机。
诗界革命：即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认为想要挽救中国诗歌日益衰落的命运，必须使诗歌创造出全新的境界来。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前进不大。
小说界革命：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
桐城派：倡学习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义法"，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要求语言雅洁，文以载道，其作品一般内容贫弱，往往流于空洞。是清代极有影响的散文流派。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皆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
裘廷梁：（1857-1943）别字可桴。江苏无锡人。清末光绪举人，梁溪七子之一。他是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先驱。
戊戌变法前后，编辑《白话丛书》。1898年创办《无锡白话报》，极力提倡白话文，进行文体改革，同年他在《苏报》上发表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
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1. 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
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乘机发展，新兴的社会力量增长，又为新的文化与文学运动提供了物质的阶级的基础。
3. 直接原因：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促成传统的“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开始涌现一批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者群体，他们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生力军。
4. 现代印刷工业技术的引入促成了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晚清大批报纸副刊与专门的文学杂志的出现，以及稿费制度和现代文学市场的形成，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证。在科举制度废除，传统的仕进之途被堵塞之后，又出现了以“思想”与“写作”为谋生手段的知识群体，他们开始拥有自身独立价值选择的可能性。
5.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辛亥革命后大约十多年时间里，封建王朝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局面已经瓦解，走马灯似的军阀政权一时又无力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一段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统治比较松动、相对比较自由的“失控”时期。这正好就是“五四”前后。既混乱而又比较自由的氛围，有利于突破常规的独立思想的生长，有利于容纳多元的外来思潮，也有利于对传统的大胆的反省。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空前拓宽，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2卷起，易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
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后迁京。
从1918年1月号起改为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周作人、鲁迅等也给该刊撰稿，实际上形成了“一校一刊”为主体的新文化战线。由于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新旧思潮都可以在北大讲坛竞争，其结果，大大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也就借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而推波助澜，并推动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文学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新青年》集中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其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兴”与“科学之兴”是推进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此后，《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在《新青年》阵地上集结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
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易白沙、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纷纷发文，猛烈攻击历代统治者独尊孔子学说以维护帝制。不过，他们也承认孔子的文化价值，认为反孔并非掊击孔子思想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他们希望把反孔作为反封建反传统的突破口，打破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争得普遍的精神解放。
新文化运动是激进的。先驱者对传统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一时来不及分析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中合理的可供现代转化运用的成分；为了冲破旧垒，开拓新路，显示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他们有些矫枉过正。
其二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无论是陈独秀主张的“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胡适提出的“输入学理”，还是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都以恢宏的气度、充沛的热情大力输入西方文化，最大限度地吸收新的信息，迎赶世界潮流。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争相译介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式各样的思潮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它们五光十色，刷新了中国人的思想，为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提供了各式武器，而这本身也是进行思想启蒙。
沈尹默（1883年～1971年6月1日），字中、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
早年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校长、辅仁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编委。与兄长沈士远、弟沈兼士合称“北大三沈”。
他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之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书坛有“南沈北吴”之说。与李志敏合称“北大书法史两巨匠”，著名文学家徐平羽先生，谓沈老之书法艺术成就，“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已故全国文物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教授认为：“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者”。已故台北师大教授、国文研究所所长林尹先生赞沈老书法“米元章（米芾）以下”。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刘半农是首批翻译外国散文诗的作家之一，也是第一个把高尔基作品介绍到中国，最早将狄更斯、托尔斯泰、安徒生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译者。其译著主要有《法国短篇小说集》《茶花女》等。
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吴越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三十年代还为《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题写刊名。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
钱玄同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
易白沙（1886—1921）188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家居白沙井。因平生钦敬明代名儒白沙先生陈献章的言行文章，而改原名易坤为易白沙。他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的第一人，也是五四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帝王春秋》的编写者和《新青年》的撰稿人。
他与章太炎、陈独秀等人有交往和共鸣，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力图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特别是墨子的学说发扬光大，以“尚同”、“非攻”、“兼爱”的墨家主张，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融会贯通,努力贯彻到反封建的实际斗争中去，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吴虞（1872-1949），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亦署幼陵，号黎明老人。
近代思想家，学者。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以分辨“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并指出这种新思潮的目的是“再造文明”。
（二）文学革命的发动过程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此“八事”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宣称白话文取替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同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
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他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态度甚为激烈。
刘半农则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许多建设性意见。
傅斯年也围绕“文言合一，制定国语”提出了一些设想。
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意在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
同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试图将19世纪欧洲文学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道主义直接移用于中国新文学，使文学革命的内容更加具体化。
1918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又办了《每周评论》杂志。
几乎同时，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都致力于提倡白话文，提倡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方文艺思潮，文学革命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

先驱者们又主动出击，制造议论。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当时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旧文学阵地，批判“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以及旧戏曲。
周作人写了《论黑幕》，剖析了晚清以来那种专门泼污水、揭阴私的“黑幕小说”的社会根源，指出其与封建复辟思潮同气相求的本质。
钱玄同则指出当时“黑幕小说”的提倡，是北洋军阀政府以“复古”达到“愚民”的一种手段。
沈雁冰（矛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中，指出“鸳鸯蝴蝶派”“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
鲁迅则写了《关于〈小说世界〉》等文，指出“鸳鸯蝴蝶派”借白话和通俗刊物流布，不过是“旧文化小说”的“异样的挣扎”。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生于江西进贤。
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鸳鸯蝴蝶派：中国近代小说流派，始于20世纪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
黑幕派是清末民初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分支。
（三）文学革命所引发的几场论争

 最初有林纾（1852—1924）出来正面迎击文学革命。
这位古文家在晚清曾用古文翻译过大量外国小说，影响和贡献甚大，很多新文学作家都曾受益于“林译小说”，可以说林纾“对中国文学典范的转移起到的是开创性作用”。如今这位元老却极力反对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林纾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同时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
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的公开信中则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李大钊、鲁迅等也发文谴责“国粹家”的历史倒退行为。《新青年》还将林纾含沙射影诅咒文学革命领袖的小说《荆生》全文转载，逐句批驳。

1922年，发生了与“学衡派”的论辩。此派以1922年9月在南京创刊的大型学术性杂志《学衡》而得名，其同仁梅光迪、胡先骕、吴宓都曾留学美国，寝馈西洋文学，多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渴求以思想启蒙来引发重大的社会变革，那么像“学衡派”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更相信靠伦理道德来凝聚国家社会，所以他们对“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激进行为甚为反感。他们试图以学理立言，在中外文化比较中坚持一个宗旨，即“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着手整理研究和维持传统文化，指责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平民主义和个性主义，同时反对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一切急剧的社会变革。梅光迪写有《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写有《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骕写有《评〈尝试集〉》，基本点是否定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突变形式，否定革命的逻辑。
对此，鲁迅发表了《估学衡》，抓住一些言辞实例，尖刻地讽刺“学衡派”“学贯中西”姿态下的窘迫。

1925年发生过与“甲寅派”的论争。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与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复刊了《甲寅》周刊，明确宣示该刊“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章士钊又发表了《评新文化运》《评新文学运动》等文，试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角度论证白话文不能取替文言。 
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七人，在当时国立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
《学衡》杂志上的文章可分为四类：批判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论文；新人文主义的译介；关于文史哲的专题研究；旧体诗词文赋。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
甲寅派是1925年出现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派别之一，以章士钊为代表。所办《甲寅》周刊，宣传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提倡文言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为北洋军阀的统治辩护。
（四）文学革命的收获与意义

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并采用了现代意味的手法与样式。随后，鲁迅又连续创作了《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深切的思想和完整的现代小说特色。鲁迅的小说一出现，艺术上就很成熟，使得新文学的创作有了相当高的起点。

《新青年》《新潮》《学灯》等报刊上陆续推出一些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小说如：
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
杨振声的《渔家》、
冰心的《斯人独憔悴》、
许地山的《命命鸟》、
王统照的《春雨之夜》、
郁达夫的《沉沦》，等等；

诗歌如：
胡适的《尝试集》、
郭沫若的《女神》、
汪静之的《蕙的风》，等等。

这些作品大都是1919—1922年间发表的，难免生涩粗糙，不够圆熟，却贴近时代，元气淋漓，给文坛带来了青春气息，又充分满足了时代转换期的精神需求。
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不同于以往有过的文学变革或改良，文学革命所带来的文学观念、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是全方位的。

在文学观念上，对“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等种种传统的文学思想加以否定，追求表现人生、反映时代，成为一般新文学作者的共同倾向。
在文学内容上，体现着现代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充溢着觉醒的时代精神。
在语言和形式上，摒除了文言文和僵化的传统文学格式，用白话写作，广泛吸收运用外国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手法，促使文学语言和形式更加适于表现现代生活，接近大众读者，大胆尝试并初步创造了既与世界文学发展相联结，又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学语言形式。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男，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执教，推出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1918年，发表第一篇个人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28年，发表长篇小说《倪焕之》。
杨振声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他生于山东省蓬莱县水城村，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求学，后留学英美，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半年后被燕京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后来又于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教学，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在西南联大任教，后北大复校，坚持工作。
杨振声的小说始创于“五四”时期，他参加《新潮》杂志社时。他的现代短篇小说《渔家》，描写了苦难的渔民一家被水上警察征税搞得家破人亡的故事，讲述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为生活所迫的挣扎情形。作者年少时在蓬莱渔村生活，见识过渔民的生活现状，小说就取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现实。其中有一段对话是渔民的女儿对妈妈说的：“那一天我到张家去玩，他家的蓉姐姐拿馍馍喂狗，我从她要一块吃，她倒不给我。”通过这段话，表现出了渔民一家与富人张家生活的对比，形成对比的还有嘴里吸着纸烟、走路大摇大摆的水上警察与借不到米好几天没吃饭、交不出税、唯唯诺诺的渔民，通过对比更能明显感觉到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之艰苦。
“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是指描写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的小说。
冰心的“问题小说”，严格说来是指冰心1927年之前写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冰心参加“五四”运动之后，有所感，有所思，随手写下来的。它反映了青年在新旧思想交替时代所遇到的种种苦闷，如报国无门、家庭婚姻、妇女地位，兵士生活等问题。
《斯人独憔悴》便是她的“问题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这篇小说通过青年学生颖铭、颖石兄弟与父亲化卿的矛盾，揭露了封建专制的野蛮丑恶，表现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心声。小说写于1919年10月，所反映的也正是前此不久爆发的震撼人心的“五四”运动。主人公颖铭兄弟的遭遇很快引起了当时众多青年学生的共鸣，因而小说发表三个月以后，就上演了根据它改编的话剧，这不仅仅是一个初登文坛的女学生的殊荣，更说明了小说反映问题的社会性。
许地山（1893年2月3日－1941年8月4日），男，名赞堃（kūn），字地山，笔名落华生（古时“华”同“花”，所以也叫落花生），籍贯广东揭阳。生于台湾一个爱国志士家庭。
许地山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多以闽、台、粤和东南亚、印度为背景，主要著作有《危巢坠简》《落花生》；译著有《二十夜问》《太阳底下降》《孟加拉民间故事》等，与印度文学类有关的文章。
王统照（1897年2月9日—1957年11月29日），字剑三，笔名息庐、容庐。现代作家。山东诸城人。1924年毕业于中国大学英文系。
1918年办《曙光》。
1921年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曾任中国大学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文学》月刊主编，开明书店编辑，暨南大学、山东大学教授。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
《沉沦》是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创作的早期短篇小说，亦是他的代表作。
其讲述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性苦闷以及对国家懦弱的悲哀。它把年青人正当的、合理的性爱要求与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紧紧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和艺术感染力量。
《尝试集》，1920年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文本。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它是郭沫若早期诗歌代表作的结集。
汪静之（1902.7.20—1996.10.10），安徽绩溪人。农工党成员。大学毕业。1921年起在《新潮》《小说月报》《诗》《新青年》等杂志发表新诗。
他的作品有《蕙的风》《耶苏的吩咐》《翠黄及其夫的故事》《鬻命》《寂寞的国》《人肉》《父与子》《作家的条件》《诗歌的原理》《李杜研究》《爱国诗选》《爱国文选》《诗廿一首》，并发表过大量文章，其中诗集《蕙的风》1922年初版，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
鲁迅很赏识他的诗作，并对其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曾亲自为他修改作品，多次给他教诲和鼓励。“《蕙的风》的内容对于当时封建礼教具有更大的冲击力，它的出版，无疑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在我国文艺界引起了一场‘文艺与道德’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