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王维：简朴的技巧

    对于传统诗歌的严肃运用，应与中国诗歌语言中的自然互文区别开来。中国诗人所用的语言，大多数是由其他诗篇中的习语构成。所有唐代诗人都从过去的诗歌中汲取诗句、意象及主题，此类仿效有些是有意的，但大多数可能是无意的或半有意的。学识渊博的评论家所看到的“引文”，大多是不止一种出处的陈词旧调，或彻底消化后重新出现在创作过程的诗人阅读知识。
    关于所有中国作家的记忆准确无误的神话，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比较一下现代西方人的中等记忆能力，这种能力模糊了经过训练的良好记忆力与超人的清晰记忆的区别。中国文学语言基于作品文本和特殊的习语，而不是公开的范例；它的词语常可找到较早的文本出处，但这一事实是在以背通为基础的教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西方教育法传统的以“语法”一一公开的范例为基础）。正是这种文学语言的普遍文本化使我们认识到，有较早文本出处的词语的每一次使用，并不都涉及对这一出处的“引用”。
    如果文学传统是被有意地用来引起读者的注意，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在不同时期，某些题材词语及某几种词语被与传统“编码”在一起，可以使人想起一位作者，一个时代的模式联系或一种较早文本的全部背景。我不相信任何普遍法则可以为了运用而被推演出来，相反，它们只能从广泛阅读中被逐一掌握。
    运用曹植用过的一个词语可能不会使人想起建安诗，但在一首诗的开头采用定位惯例“在甲有乙”，就会使人想起建安及魏风格。我们知道这一联系，是由于古风诗及有着其他建安及魏联系的诗重复地运用这一陈套。提及“归鸟”不一定使人想到陶潜（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如咏陶潜的诗，是有可能的），但提及“东篱菊”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想到陶潜。在总是指明文本出处的词语和从不提及出处的词语之间，有着层次不同的变化。要判断此类习语的价值就必须了解原始的文本，但当相应习语出自同时代的文本，原始文本就显得不重要了。同时代的背景是“占上风的”：一个词语，在杜甫这里是对南朝诗风的模仿，而在十二世纪很可能就成为对杜甫的模仿。关于此点，还可参看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陶潜诗的用典》，收西里尔·伯奇（Cyril Brich）编《中国文学体裁研究》（伯克利，1974）页10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