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生存 7.6分
读书笔记 第6章 开优步的爸爸: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
闻夕felicity

这些庞大的企业集团依靠“独立的”合同雇工提供短期、廉价的服务。他们通过跨平台的劳动力交易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平台上的劳动者却几乎没有发言权。
引自 第6章 开优步的爸爸: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

我想知道男性是不是有时更愿意为了维持阶级地位而加倍努力。整个美国社会都时常忘记养家的成本有多高,这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如今父母双方通常都需要工作更长时间,或者多打一份工和接受不正常的工作时间,甚至同时承受以上所有。对于关怀工作的贬抑不仅伤害了前文述及的那些女性,也伤害了家里的男性。失去工作或者社会阶级地位等外在的失败可能会令人们失去作为人民和公民的认同感,这一影响在男性身上可能比女性体现得更为明显。根据社会心理学家所提到的“岌岌可危的男性气质”(precarious manhood)理论,男性气质是需要付出努力去维持的。[2]正如男性研究学者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所述,男性被培养成为对社会阶级特权有所期盼的人,并内化了自己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责任,但“他们在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稳定性。这些男人相信,只要他们打好手里的每一张牌,就能获得他们的父母曾经拥有的东西,实现中下阶层版本的美国梦”,基梅尔向我解释道,“而他们输掉了牌局”。[3]
引自 第6章 开优步的爸爸: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

我能够理解这些司机老师,无论男女,他们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抓住中产阶级的身份,比如在住房或收入方面。毕竟,对于一些人来说,失去这一身份就意味着失去了未来的希望和信念。不仅他们自己,连他们的孩子的发展前景都会受到阻碍。正如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下跌的恐惧》(Fear of Falling)一书中所言,中产阶级的主要焦虑在于我们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重建我们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层阶级,或者“有产”阶级可以轻松找到解决办法:遗产和土地。而对于下层阶级,他们长期以来被迫接受另一个答案:他们一生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他们的孩子也将如此。
引自 第6章 开优步的爸爸: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

教师一直是一个薪资过低的职业,尤其是考虑到其学历要求和肩负的重大责任。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育学与社会学教授理查德·英格索尔(Richard Ingersoll)的说法,教师工资低的一个历史性原因在于从前教师被视为是女性的工作,对于家庭来说仅仅是次要的第二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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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优步来说,像安东尼·阿林瓦恩这样经济困难的教师代表着双重机会:既是营销利器,又是现成的劳动力。近年来,优步一直努力向顾客塑造一种形象,即他们雇用了陷入绝境的中产阶级。2010年,时任CEO的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Kalanick)开办这家公司时,优步采取的营销策略不同于今。他们声称为公司开车可以成为一份全职工作,司机的年收入可以高达10万美元。但优步司机的收入清单显示,这与事实相差甚远,他们的收入远不及此。
引自 第6章 开优步的爸爸: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

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数字现象——“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cooperativism),就是一个理想化的方案。这一术语目前在学术界很流行,指的是采用传统营利性互联网平台的手段,但让它们服务于更具合作性和民主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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