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人类学 8.1分
读书笔记 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形态学研究
無茗君

1、社会形态学:解释社会生活的全部事物,研究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结构)与物质环境的关系,从而发现一种集体生活的普遍规律——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形态学根据季节交替而变化。

1.1一般形态学:除了周期性变化以外,有某些保持不变的基本特征如:居住方式(帐篷/群居/卡西姆)、社会人群组织的数目、大小、以及与定居点有关的要素(集体名称、群体边界、统一的语言宗教)。每个定居点构成一个永恒确定的社会统一体,因此,定居点是爱斯基摩人社会形态学的统一性基础。此外,群体生活的范围还有一种自然局限——人口局限性,这个限制由环境特征决定,可以理解为定居点的环境承载力。

1.2季节性形态学:定居点在不同季节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夏季以家庭为单位居帐篷,冬季以个体为单位群居屋子(卡西姆),但屋子内部的布局以家庭为单位。冬季房屋在不同定居点具有不同的形式,原因是建筑在定居点就地取材。*****重点来了,莫斯认为,夏季广泛散居的社会形态其实是一种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定居”,也是一种“群居生活”,因为这种夏季居住模式是由集体思维的范畴决定的。他从爱斯基摩人的认知角度出发,发现爱斯基摩人的“地理容量”是他们夏季”过群体生活的区域“,而他们的思维容量,是“地理学知识的广度”。也即是说,在夏季,所谓的家庭独居只是冬季群体生活将一个个个人“发配出去”而已,而最终会在冬季回到原来的群体中。这种“发配出去”的认识就属于爱斯基摩人的集体思维范畴。

1.3、季节性变化的原因:爱斯基摩人相信自己社会的传统:像猎物那样生活的共生现象——即根据猎物的季节性分布决定居住方式。但是这一生物学和技术因素仅仅具有局部的解释力。此外,其他民族也具有像爱斯基摩的定居形式这样的事实,说明不同文化社会都就具有这些共同特征。

1.4、季节性变化的定居带来的各种影响。莫斯主要以“散居-群居”、“个体-群体”、“社会生活的强与弱”的二元对立视角分析冬夏两季中不同定居方式对其他社会生活(宗教、法律等)的影响。他发现,冬季的宗教生活更加活跃,人们宗教意识强;人们的思维认知(各种观念和集体表象)也受到夏-冬两季的对立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分类思维上,所有人群、事物是根据夏-冬的范畴划分的,相关论述也可见于与涂尔干合著的《原始分类》(@列维斯特劳斯);此外,法律上也存在着夏季法(家长制)和冬季法(社区法/共产主义制度),法律规定的生活因而衍生出不同的经济关系、道德关系、婚姻禁忌。莫斯还将冬季群居的到的关系与“氏族”相联系,认为冬季的定居地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与领土的统一体,还是一个“家庭统一体”,在统一体中的道德与法律都是一种类似大家庭中“自生的”的道德与法。而且,这种家庭内的亲密在不同定居地,即不同“氏族”之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表现为对立与战争。夏冬的对立的影响还包括财产体制:物权观念与个体和群体的划分紧密联系,夏季表现为个人或家庭利己主义,冬季表现为广泛的集体主义,是经济上共产主义,说明在冬季,爱斯基摩人社区达成一种“道德共同体”。最后,是夏冬两季截然不同的司法体制对其他层面社会生活的反作用影响:爱斯基摩人冬季无法完全摆脱夏季的生活习惯,反之亦然。所以,夏季的小家庭在冬季当中并未完全解体,如在财富的再分配上,会以家庭为单位衡量。而夏季生活中依旧存在着冬季的集体生活记忆,如实行一种“热情好客”的法律。这些可以归因于各种残余规则。

2、结论:社会关系在夏季和冬季表现为松散与强烈。一年内所有差异都可以用“社会化强弱”来表述的解释,而不仅仅局限于前文探讨的生态技术因素来解释。****这里,莫斯的年鉴学派之魂让他对他所研究的爱斯基摩社会进行这样一种划分:冬季的宗教生活是社会神圣性之体现,夏季的世俗生活则是个人的。值得注意的是,莫斯在这里将这种集体生活视作爱斯基摩人的文化“主要要素之一”,认为是“欧洲化”使得这一文明衰退(这出自一种来自涂尔干的理论关怀,即以欧洲社会为例,个体化造成的社会集体性衰弱,造成道德缺失,社会失序,为此深感痛惜!)。这样的划分,契合涂尔干的语境,也是所有文明/社会都具有的共性。所以,爱斯基摩社会的这些关系在所有社会/文化中都具有一定普适性,莫斯在后文也简单举了些西方社会的例子,如“自杀这一城市的产物”和“杀人这一农村产物”的季节性交替变化。最后提出一种从年鉴学派意义上的社会结构的基础这一角度出发进行功能性研究的方法论准则,从他的研究中可见,这一方法论准则适用于所有文明。以上,是莫斯力图证明的“极端普遍性的规律”。

(摘录留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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