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挣扎的中产家庭

中产家庭对财务、社会地位、自我认知的夹缝生存的困惑，使他们始终渴望社会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全网。他们在怀孕与职场压迫中、极限日托的正反面、阶级的勉强巩固和下跌里、从头再来的中年迷思……进行着不堪重负的重重挣扎。 
家庭歧视案件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需要照顾孩子的雇员数量的增加，男性女性都包括在内。而需要“兼职”照顾孩子的父母雇员数量不断增长，部分原因是女性劳动力的规模扩大，而工作环境却没有做出足够的调整。在这个国家，怀孕和父母这个身份（如后文所述）都会带来职业危机。
生理特性是否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和事业，这个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在平权斗争中，女权主义者高喊着“生理不是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生理特性就不存在了，它当然存在：当女性表现得像个男性甚至更好时，她们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富有成效的员工。
我有时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中产阶级的末日”。在这个时代，我们就像在玩一个“叠叠乐”生存游戏，而生孩子的决定会进一步撼动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结构。
研究所谓“决策疲劳”（decision fatigue）的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穷人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不断掂量哪怕是极小金额的支出：是，我可能应该多买几块这种肥皂，因为折扣真的很大（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贫穷的印度农村做的几个实验之一），但这样我就买不起这个星期的药或者食物了。
这个行业的发展反映了美国人工作生活的剧变。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并且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在面对延长的工作周和不可预测的工作时间。最重要的，这体现了21世纪“24×7”（一周24小时，每周七天，全年无休）的商业环境：数字经济和自由零工经济兴起，与此同时薪酬增长与经济增长却不同步，这意味着尽管处在低通胀时期，薪酬也没有跟上生活成本的增长。“24×7”全日托的兴起也反映了工会力量的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工作安排越发挑战人们的极限，传统的工作周和工作时间变得支离破碎。称之为“工会的式微”并非危言耸听，20世纪60年代，30%的美国人都加入了工会，现在却只剩下11%，而私营企业员工只有7%是工会会员。工会失去了议价能力，也失去了美国选民的青睐。
不规律、无休止的工作文化折磨着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步履艰难的中产阶级父母，以及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专业保育人员。他们在家里或日托中心起早贪黑地工作，收入却比最低薪资高不了多少。这些父母和保育人员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试图借此来适应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新生事物——即时（just-in-time）工作。“即时工作”设定了特殊的、不规律的工作时间以满足公司的需要，却对员工的需要不管不顾。
“家长惩罚”对资源有限的父母更是毫不留情，任凭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和日托中心之间疯狂地连轴转，却不提供一点支持。
学者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曾经写过像霍根夫妇这样的日托服务人员，指出他们为了微薄的收入，必须出卖自己最深层次的情感去假装微笑和拥抱，并对其潜在伤害感到担忧。她在《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The Outsourced Self）一书中描述了这段变化史：无论是爱还是抚养孩子，都曾经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都被外包了。
解决日托资源有限的重大举措之一是推行国家层面的普惠性学前班政策。
纽约的“全员学前班”（Pre-K for All）是成效最为显著的项目之一，令肩负重重压力的父母受益良多。这是纽约市长比尔·德·白思豪（Bill de Blasio）的首要政绩。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帮助那些带着年幼的孩子、想要回归工作的父母。这一事实让我们看到了体制忽视家庭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单亲家庭的崛起是时钟永不停歇的原因之一。2013年，28%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而其中77%的家长是母亲。即使是得到家人和朋友支持的母亲，也可能把这些关系推到崩溃的边缘。学者研究发现，如果单身父母只能勉强度日，他们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最为亲近的亲朋好友的支持——程度远远超过那些富裕的单身父母。虽然这种依赖可以让关系更亲密，但太过于依赖亲朋好友（据跟我讨论过单身父母问题的一位学者，这个比例可能达到30%）也可能适得其反。一个过度依赖邻居或姐妹的单身母亲无法给对方什么回报，通常会令关系变得紧张。
研究发现，身处上层阶级底端的人比他们的老板死亡率更高。当然，随着官阶下降，到了承受最大压力的底层员工，死亡率只会越来越高。但是，最上层与上层底端之间的鸿沟依然令人震惊。这样的鸿沟是社会全面不平等的产物。
从马克思开始发展的关于社会阶层的理论认为，人们一生都在试图为孩子复制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巩固自己的阶级遗产。然而，社会阶级是很容易下跌的，尤其是今天。
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劳动价值顺着链条逐级递减。整个链条的运行建立在把挣钱养家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分开的基础上。
正如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说的，只是生错了家庭，或者生“错”了种族，穷人就依然是穷人，因为向上流动的期待和可能性在更多情况下都属于白人。但在中产阶级这个美国最大的劳动者群体眼中，停滞不前就意味着巨大损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曾在父母的生活中看到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这种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二字背后的承诺，失去它就仿佛受到了一种深刻的背叛。
正如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下跌的恐惧》（Fear of Falling）一书中所言，中产阶级的主要焦虑在于我们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重建我们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层阶级，或者“有产”阶级可以轻松找到解决办法：遗产和土地。而对于下层阶级，他们长期以来被迫接受另一个答案：他们一生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他们的孩子也将如此。
职业第二人生概念的走红也源自一种更广泛的、对人类可完善性的信仰：我们对于个性抱有一种改造心态，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对人生轨迹所持有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在最坏的情况下，充斥于第二人生产业之中的这种改造心态就像是为职业进行的整形手术。但是，换工作或者转行并不像玻尿酸填充物那么可靠，尤其是考虑到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和日渐崛起的自动化趋势对白领职业带来的影响。认为只要花足够时间去完善自己就能适应经济环境，这只是一个快乐的幻想，并不总是能成真。它的前提就站不住脚：就算你受过极好的训练，能够胜任工作，如果没人招聘，你也照样倒霉。
在中年时期重塑自我会体验到各种复杂的情绪，其中大部分都源于自责。
作为父母，能够完全为我们掌控的东西很少，而经济上的不稳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能多掌握哪怕一点东西都会让我们自我感觉更好。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Rich）称，身为母亲是一种“既有力又无力”的状态。
当然，在这些无助和内疚的背后，关于金钱的焦虑依然萦绕不去。
 如今，很多美国人每天都在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上向他们的一小群受众展示自己的时间线（timeline）。他们发布的信息往往具有顶层1%的审美特征——在海边或者山里度过的家庭假期、昂贵的青铜耳环，或者家庭手作苹果方块酥。浏览这些图像当然会让我们感到嫉妒，降低我们的价值感。我们深陷于经济条件远比我们优裕的人（或者希望看上去如此）的土地上，为了逃避现实又躲进所谓的朋友们在海滩上把酒言欢的照片里，但又怨恨自己无法获得这些。
顶层电视节目相比不平等娱乐节目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如果我们把这些1%社会顶层电视节目和我们总统在电视上的滑稽表现当作指南，那么终极的奢侈不仅意味着可以看到滔天的财富，而且还能看到那些巨富为所欲为，不用考虑后果、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就像众神一样。
机器人对我来说不只是TED Talk演讲中的抽象概念，更是我在《夹缝生存》中遇到的一些中产阶级人士真正的职业竞争对手。他们的工作岗位可能将会被自动化取代，或者已经被取代了。到目前为止，这些失去的工作岗位大多集中在汽车工业的工厂车间。现在，自动化开始向护理和货运行业扩张。
更广泛地说，与其给予机器人人格地位（正如本书撰写期间人们在讨论的），我们更应该集中力量保护人类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家庭。
第一：停止责备。面对问题，我们的父母们要么责备自己，要么责备他人。我们需要改变这两种反应。
其次，我们需要重塑关怀理念。
第三，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家庭关系中顽固的传统性别角色。
最后，父母们可以公开地谈一谈社会阶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