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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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造谶纬大概也算那个时代的自媒体。
为避免重蹈西汉与新莽的覆辙,刘秀推行了两项改革。第一项改革是在学术领域支持今文经学,疏远古文经学。[……]刘秀的第二项改革是颁布官修典籍,由朝廷来垄断谶纬的解释权。这主要为了防止谶纬失控,走向对东汉王朝不利的方向。所谓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方士化儒生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谈论天命的书籍。因为刘秀的提倡,谶纬在东汉被视为“内学”,正经的儒家经典反沦落成了“外学”。[……]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也就是刘秀去世的前一年,整理谶纬典籍的工作终于大功告成,朝廷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官方颁布了《河图》《洛书》(合45篇)及七经之《纬》(合36篇),总计81篇,作为解读谶纬的经典。皇权由此彻底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任何私造谶纬的行为都不再被允许。引自 第六章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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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去图书馆借书都是中西参半,以西方人文社科为主。以我悲观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死胡同,然而,高校还有这么多研究死胡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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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与经学
https://www.doc88.com/p-2139599179590.html刘秀对古文经学的重视,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汉一代帝王,特别是他的下两任皇帝,明帝和章帝,对古文经学更加重视,甚至可以说是偏爱。据《后汉书 贾逵传》记载,章帝还特意命古文经学大师贾逵作书撰文来论证古文经学优于今文经学。由于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古文经学所具有的长处和今文经学派自身的腐化,东汉时期古文经学逐渐对今文经学取得了压倒优势。东汉的时代,可以说是古文经学的时代。周予同在谈到中国经学的分派时,划分出“西汉的今文学派”和“东汉的古文学派”两大派,这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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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谶纬之风盛行,图谶对于东汉王朝的建立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谶,原是预决吉凶祸福的预言,纬是以阴阳五行神学迷信说教来解说儒家经典的著作,叫做纬书。它主要是把阴阳五行同儒家伦理更深入细致地附会在一起,使之带上神秘色彩。如它解释五常说,“君臣之义生于金,父子之仁生于木,兄弟之序生于火,夫妇之别生于水,朋友之信生于土。”谶纬自西汉末期开始流传,又兼王莽提倡,愈益加甚。王莽末年,许多豪强起兵,也都利用它作为割据称雄的思想工具。刘秀在宛起兵就是在李通等人制造的“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图谶推动下发起的。刘秀称帝时,他的同学强华从关中送来赤伏符,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说是刘秀得天命瑞兆。所以,刘秀后来“尤信谶言”,“多以决定嫌疑”。刘秀,“吾欲以图谶决之,何如?”,桓谭:“臣不读谶”,桓谭为此差点送命,最终被贬为六安都丞,忧郁死于赴任途中。公元56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命令全国都要信奉谶纬,明帝(刘庄)、章帝(刘炟)统治时期,完全加以继承。每逢日食,月食或其它灾异发生,就降诏自责。臣僚奏事,更要引用谶纬为依据。为鼓吹这种风气,明帝、章帝亲临太学,命儒生相互执经问卷论议于前,让公卿地主缙绅在旁观摩。以收统一思想之功效,借以强化思想统治。汉章帝于公元79年,率大夫,博士、诸王、诸儒在白虎观集会,讲论五经异同,经过一个多月,依然争论不休,最终由皇帝裁决。在这次会议上,关于皇帝权力、君臣尊卑、父子、夫妇家庭关系以及祭祀婚丧等封建伦理问题的观念,均作出统一的结论。这些结论后来由兰台令史班固辑成《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
《白说通德论》进一步把儒经、阴阳五行和谶纬迷信揉合在一起,广泛解释封建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汉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饮定法典,作为封建道德轨范,也是法令奖惩德最高依据,郑玄兼通今古,通注群经,“郑学”成为经学主流,基本结束了儒学内部的经今古文之争。
谶纬神学思想对于东汉统治者维护自已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它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毒化了学术空气,对后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对统治者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统治寻求合法性,也可以成为乱臣贼子窃取天命的借口。
东汉因此使儒学进一步宗教化,神学化。谶纬自曹魏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多严令禁止,隋炀帝大肆搜捕与谶纬有关的图书焚毁,为吏所纠者处死,其学遂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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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与古文经学关系之再检讨
https://www.sohu.com/a/338986532_273853从思想内容来看,谶纬与今文经学关系更为密切,而其与古文经学的关系则给人以相互敌对的印象。其实,谶纬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东汉之前,古文经师对于谶纬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在思想上还影响了谶纬,如刘歆的很多思想在谶纬中都有体现。王莽一方面利用“符命”和谶纬为自己篡夺政权积极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在政治改制上则主要依靠古文经学。到了东汉,谶纬取得了“国宪”的地位,虽然遭到一些古文经师的批评,但由于其不可置疑的地位,古文经师也积极从图谶中寻找资源以争取上层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