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 8.8分
读书笔记 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医生纪述
雪山上的彩虹

米克洛斯·尼斯利,他于1901年6月17日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名叫萨姆列欧的小镇。当时,特兰西瓦尼亚还属于哈布斯堡帝国治下的匈牙利。在一战即将结束的那段和平时期,萨姆列欧划归罗马尼亚,改名为西姆洛·西尔瓦尼埃。1940年,它又重归匈牙利——当时纳粹德国的盟国。但在二战末期,这座小镇再次回到罗马尼亚。小镇上大部分居民都是罗马尼亚人或匈牙利人,但还有一小群犹太人在此定居,尼斯利一家就属于这个群体。1920年,米克洛斯高中毕业后,就到科洛日瓦(今日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的匈牙利大学城学习医学,随后在德国北部的基尔继续求学。他曾一度因为经济原因放弃学业,但1927年又进入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大学,并于1930年毕业。他长时间在德国学习,所以能够熟练运用德语,后来他也从中受益。 —— 1937年尼斯利结婚生下一个女儿后,举家搬到罗马尼亚北部的上维谢乌镇(匈牙利语:费尔索维索)。1939年,他曾去美国访问。当时,卡罗尔国王独裁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排犹氛围日盛一日,他剥夺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并使他们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职业。[插图]尼斯利曾慎重考虑过是否移民他国以躲避灾难,但最终他抱着乐观的态度回到国内,继续从事他的职业。从长远来看,这个决定不明智。1940年9月,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签署协议,决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从罗马尼亚划给匈牙利(这两个国家都属于轴心国集团)。迫于德国的压力,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排犹法律。尼斯利先是搬到都拉,后又来到塞宾塔(匈牙利语:扎普隆卡),他再次回到北特兰西瓦尼亚。在做全科医师的同时,他继续以法医病理学家的身份为法院和警察提供帮助。那时,匈牙利半数以上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犹太人的服务不可或缺。[插图]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就像欧洲大陆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中东欧所有犹太人的境遇日渐危急。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随即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德国犹太人移居国外。纳粹政权将德国一战战败的责任推给犹太人,把他们视为重建帝国之路上的严重威胁。 —— 9: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随即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德国犹太人移居国外。纳粹政权将德国一战战败的责任推给犹太人,把他们视为重建帝国之路上的严重威胁。当时,德国人正在缔造强大的国家,想要再次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1939年9月,战争最终爆发。德国先是快速攻占了波兰的大部分地区,1940年又侵入法国和西欧的其它地区。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占领了波兰的剩余地区、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很大一片领土。这些地区犹太人人口众多。当时,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开始倾全国之力援助英国和苏联对抗纳粹德国。因此,希特勒愈加深信自己那偏执的幻想:世界犹太人正在敌人背后操纵各种阴谋诡计。纳粹德国针对虚构的阴谋论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同时,下令入侵苏联,屠杀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这项命令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提议的,他时任警察部门和纳粹党卫军的首脑。希姆莱煽动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发现都格杀勿论。从1941年秋天开始,为加快屠杀进程,他们开始使用毒气车大肆杀戮。在1941年至1942年的冬季,纳粹建造了固定的毒气设施。很快,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聚集起来,送往集中营。其中,只有极少数身强力壮或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犹太人才被当作奴隶劳工,得以苟活一时。 这些设施中最大的一处是位于奥斯维辛(或称作奥许维茨)的综合集中营。当时的奥斯维辛在上西里西亚东部,靠近德国和波兰的边境线,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被并入第三帝国。1940年,纳粹把旧的劳工营改造成集中营,用来关押波兰的反纳粹分子。随后这里迅速扩展,面积增至40平方公里。1941年秋天,纳粹在这片土地上又建造了一处更大的营地。该营地位于距比克瑙(又名比尔克瑙)的奥斯维辛老营地2公里处。新集中营的主要目的是大规模灭绝犹太人。从1942年3月开始,纳粹通过火车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押送到这里,押送的车厢是用来运牲口的,没有暖气,也不供给吃喝。犹太人被卸下后,纳粹就将他们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两部分。那些“没用的人”就被送进特别建造的毒气室中杀害。在战争结束时,至少有110万人死于集中营,也可能是150万人,其中大约90%是犹太人。绝大多数人都在从1942年春天至1943年夏天这一年多的时间内遇害。[插图] (注释:黛博拉·卓克和罗伯特·杨·冯·佩尔特:《奥斯维辛:从1270年到现在》(纽约,1996年);瓦茨劳夫·德拉格博斯基和弗朗齐歇克·派博尔编:《奥斯维辛(1940—1945年):集中营历史上的焦点》(奥斯维辛,2000年)。) —— 12:在这之后,屠杀的速度大大放缓。但最后还发生了一波大规模的杀戮:屠杀匈牙利犹太人。他们在那之前躲过了希特勒的灭绝性驱逐,仍然存活于世。虽然是德国的盟国,但在前奥匈帝国保守的海军上将米克洛斯·霍尔蒂强力独裁统治下,匈牙利一直抵制希特勒试图将大批犹太人交由德国党卫军“重新处置”的要求。所谓重新处置,就是将犹太人转移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杀掉。霍尔蒂和他的政治盟友认为德国的要求侵犯了匈牙利主权。也许,更重要的是,在1943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重创纳粹德国后,他们日益确信同盟国将最终战胜轴心国,而拒绝交出犹太人有可能赢得同盟国的信任。在苏联红军进入邻国罗马尼亚后,匈牙利背叛德国的迹象日益显露。1944年3月,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在推翻霍尔蒂政权后,他们扶植了傀儡政府,并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摧毁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中的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地位,为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做准备。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率领下,一支纳粹党卫军开进匈牙利,着手驱逐行动。艾希曼本人正是“欧洲犹太人最终处置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匈牙利警察把各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关押在营地或犹太人聚居区。从那里,他们再被赶上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匈牙利的犹太人总数近80万人,超过43.7万人被押往奥斯维辛。在到达奥斯维辛的人群中,只有10%的人被认定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其余90%的人都被送往毒气室,遭到杀害。[插图] —@ 15:特遣队员的人数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大约在400人至1000人之间。1944年夏天,随着匈牙利犹太人的到来,特遣队的规模迅速扩大。特遣队员是从新来的人和主营地长期关押的囚犯中挑选出来的,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由于他们目击了大规模屠杀,最终都难逃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第1批特遣队员是在1942年12月2日被处理的,1944年至少实施了四批这样的集体屠杀行动,最后一批的时间是11月26日。就在苏联红军进攻前夕,特遣队员还曾帮助党卫军销毁了有关集中营使用毒气杀人的证据。尼斯利记录了至少12批特遣队员的集体记忆,每一批特遣队员都被后继者杀害,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个体死亡。当时,特遣队员生病的概率很高:例如在1943年,平均每周就有10个特遣队员被党卫军从1号火葬场的医务室带走杀掉。对任何一种反抗的处罚都非常残忍:拒绝参与就意味着死亡,在很多情况下还要首先经历野蛮的虐待和折磨。[插图](吉迪恩·格瑞夫:《“我们欲哭无泪”——犹太人“特遣队员”在奥斯维辛的目击记录》(科隆,1995),第15—42页;作者同上,《“特遣队员”的道德问题——囚犯》,载乌尔里希·赫伯特等编:《纳粹集中营·第2卷》(法兰克福,2002年),第1023—1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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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下,特遣队员们比其他囚犯更容易密谋逃跑或策划反抗计划,特别是其中有一些人还曾在法国或波兰参加过抵抗运动。1943年的大规模越狱计划由于大量党卫军增援部队的到来而夭折。1944年,在集中营快要走到尽头之时,人们又做了一次尝试,但20名特遣队员最终在储藏室中被党卫军用氰化物毒死。10月7日,另外300名将要被投入毒气室的囚犯再次进行抵抗,他们向党卫军投掷石块和铁条,随后将4号火葬场移为平地。有一些人成功突围,逃到拉杰斯科的农庄。但党卫军发现了隐匿在谷仓里的部分逃亡者,把他们活活烧死。剩下的人则被活捉,最终也难逃一死。集中营的警卫们将机枪对准了火葬场四周的逃亡者。他们杀掉了其中一部分人,而将剩下的人赶到室内。党卫军死了3人,伤了至少12人。在接下来的三天,425名特遣队员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一些女性,她们曾将炸药从自己工作的地方偷偷带到营地送给特遣队员。不过,他们中最终有人成功地把一些揭露屠杀过程的照片偷带出去,在临死前交给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尼斯利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成功地捕捉到一些要点,但由于他对起义缺乏全局的视角,他的记述就不可避免得存在片面性和令人困惑的地方。然而,鉴于事后有关特遣队的争论,这场起义的意义就非同小可。[插图] 在奥斯维辛期间,尼斯利和特遣队员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书事实上是有关特遣队员存在和工作的唯一记录。他的职责是为特遣队员提供医疗服务,当然也为火葬场的党卫军士兵提供医疗服务。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病理学家,对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负责。门格勒对尼斯利的工作能力很赏识,是他在集中营的靠山和保护者。门格勒生于1911年3月16日,在集中营的幸存者口中,他是个声名狼藉的人物。门格勒负责指挥“筛选”囚犯。他站在铁路卸货坡道那里,制服一尘不染,鞋子闪闪发亮,决定着每个人的生死。但尼斯利是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与之相遇的,他是门格勒的科学助手。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不仅是党卫军的医生,也是一位医学研究者。他在早前完成的人类学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四个不同种族的下颌构造。这和他本人利益攸关,因为他的两颗牙齿中间有一条自然形成的裂缝,而且他总共少两颗牙齿。他觉得这可能是由遗传原因导致的。 ——— 21:一般说来,他的导师傅舒尔专攻的双胞胎研究面临很大的困难,那就是双胞胎事实上不会同时离世。但在集中营里,门格勒可以确保双胞胎同时死亡。而且,他通常会把那些从卸货坡道筛选出来的双胞胎安排在营地内的一块特殊区域生活,拿他们做实验。实验很痛苦,有时甚至会致命,而实验的副作用则包括致聋等严重后果。后来,这项研究被证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事实上无法辨认出一对双胞胎是否完全相同。有的时候,两个年龄和外貎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是兄弟姐妹的人会被他误认为双胞胎。[插图]门格勒也参与了其他实验,如向傅舒尔提供“眼球异色”(指两只眼睛呈现不同的颜色)囚犯的眼球;只要发现这样的情况,他就马上将其处死。有时,他的囚犯助理会把两只来自不同囚犯的颜色不同的眼球包得紧紧的交给他,但却没有告诉他实情。门格勒还尝试针对坏疽性口炎的多种治疗方法,这种疾病是由严重的营养失调引起的,会造成面部剧痛。他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报告,而不是治疗患者,即使治疗取得了成功。一旦证明了他的观点,治疗就会被终止。另一项实验是向囚犯的眼球内注射染料,试图改变眼球的颜色。这一过程不但非常疼痛,会造成伤害,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也没有意义。 —— 23:因为他的研究需要与囚犯医生合作开展,而这些人非常害怕因做错事而招来杀身之祸,这就导致他们通过伪造和欺骗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在通常情况下,自由的研究者会如实记录下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像尼斯利认识的其他纳粹德国的医学科学家一样,门格勒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签订了灵魂契约,这最终会摧毁研究的科学有效性,也违背了他们发誓要遵守的每一条道德守则。[插图]作为一名病理学家,米克洛斯·尼斯利的工作是解剖尸体,而这些死尸都是在集中营死去或是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他自己并没有参与屠杀,也没有被命令参加那些违背伦理道德的医学实验。但作为一名技艺娴熟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知道有一些尸体是刚刚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如同他在回忆录中牵动人心的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奥斯维辛的一名犹太人囚犯,他知道如果胆敢批评或置疑,就会丧失生命。在回忆录中,尼斯利有关与门格勒关系的描述显示了他如何小心翼翼行事,如何避免逾越囚犯身份,如何努力维护医生伦理。换句话说,“以一名医生身份”写作,就是作为一个不带情感的医学观察者。这或许会使他超脱那些他所描述的令人麻木的恐怖事件。这本回忆录的临床医学特性和事实性本质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道德说教和事后谴责都于事无补。在回忆录中,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了克服恐惧的艰难。在很多时刻,这些实验工作都违背尼斯利本人的意志,令他厌恶门格勒。这些时刻更加震撼人心,因为它们太稀少了。 —— 24:自由的研究者会如实记录下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像尼斯利认识的其他纳粹德国的医学科学家一样,门格勒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签订了灵魂契约,这最终会摧毁研究的科学有效性,也违背了他们发誓要遵守的每一条道德守则。 —— 27:泽农·森特凯勒博士,他是波兰籍的囚犯医生,负责集中营的医疗服务。森特凯勒因为经常殴打囚犯而臭名远扬,其他囚犯医生都认为他已经精神错乱。他是战后唯一一名受审的囚犯医生,在那之后他的命运就晦暗不清了。[插图]弗里茨·克莱恩是集中营的一名医生,既负责医学实验,也负责从卸货坡道上筛选囚犯。1944年末,他被任命为德国北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因此应对集中营的生活环境负主要责任。当英国军队到达时,发现那里的生存条件令人发指。他和其他军官因此都被起诉。法庭宣判克莱恩死刑,他并没有上诉。按照律师的说法,克莱恩称屠杀犹太人的经历“使他无法再活下去”。前集中营的军官表露懊悔之情非常罕见,他就是其中的一人。1945年12月12日,克莱恩被执行绞刑。[插图]二级小队队长莫勒是在第13章中首次提到的那个极度凶残的党卫队军官,原型实际上是党卫军一级突击中队队长奥托·莫尔。他在集中营的各个岗位都显露出才干,从1944年5月起成为奥斯维辛火葬场的负责人。莫尔曾带领集中营的囚犯从格莱维茨附近的奥斯维辛行军到巴伐利亚州的达豪集中营,后来被美国军队俘获。1945年12月13日,莫尔在达豪的战争罪法庭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46年5月28日执行。[插图]二级小队队长莫斯菲尔德(实际上是埃里希·莫斯菲尔德)是特遣队的负责人,他也被美军逮捕。1947年1月23日,他经审判后被处以终身监禁。之后,他被引渡到波兰。因为按照规定,战犯必须在他犯下罪行的国家接受审判。在对门格勒博士的罪行作证后,莫斯福尔德在1947年12月22日被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法庭判处死刑,于1948年1月28日执行。 —— 32: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地利,国民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赞同将这个阿尔卑斯山下的小国并入第三帝国。入侵之后,由奥地利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领导的反犹太人暴力行动随之兴起,很多人遭到逮捕。作为纳粹的对手,贝特尔海姆也在其中,1938年5月28日,他被盖世太保抓获,送进达豪集中营。6月3日,他到达集中营,被分类为政治犯和犹太人。一路上,他都遭到党卫军的殴打,在残忍的折磨下苟活下来。9月23日,他又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根据后来撰写的回忆录,贝特尔海姆在那里遭受到了更粗暴地虐待,他只有把自己与那个环绕身边的恐怖世界分离开来,假装一切只是一场恶梦。事实上,在记录集中营的经历时,他甚至使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 —— 33:在纽约朋友的担保下,贝特尔海姆于1939年5月11日来到纽约。在余生中,他一直试图用被纳粹监禁的经历来描述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及人类变态行为的理解。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1960年出版的《被启示的心灵》,书中详细分析了他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那段岁月。与此同时,他在其他的作品中也运用弗洛依德的思想去讨论儿童发育,特别是儿童的自闭症现象。他把这种状况与集中营囚犯的状况联系在了一起。贝特尔海姆经营了一所为有心理问题的儿童开办的学校,他的自闭症理论曾广泛影响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他将问题归结于孩子的生活环境,比如母亲的冷漠和父亲的失责,但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坚持这个理论。在妻子去世后,贝特尔海姆也因中风而身体残疾,智力也受到损害。1990年,他把塑料袋套在头上自杀了。贝特尔海姆的思想遗产存在很大争议。他以前的学生曾起诉学校,指控学校的教师广泛存在恃强凌弱和体罚学生的行为,而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对其方法的有效性也一直存有争议。 —@ 35:贝特尔海姆为米克洛斯·尼斯利回忆录撰写的序言体现了两点:一是认为作者有关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存在很多问题;二则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他的很多观点都很牵强,其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关于犹太人的判断。他认为,欧洲犹太人之所以没有与命运抗争,是因为他们被一种集体的“死亡本能”支配。相信弗洛依德学说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死亡本能”使贝特尔海姆抑郁症反复发作,最终导致他在1990年选择自杀。但这个概念没有任何医学或心理学基础,纯粹是弗洛依德式推测的产物。那些死去的犹太人有可能采用贝特尔海姆的办法,佯装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他们也肯定知道抵抗就意味着死亡,尼斯利在书中对这一点解释得很清楚。 在回顾历史时,贝特尔海姆认为,欧洲的犹太人本可以反抗党卫军。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原因很多:犹太人缺乏宗教、政治及社会团结;他们对身处环境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他们缺乏武器弹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侮辱、暴力及失去家庭和财产后,他们自甘堕落;他们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在去集中营的路上缺医少药。一些人的宗教信仰就是忍受痛苦,而另一些人则害怕反抗行为会招致残酷的报复,这些通常都很合理。贝特尔海姆的苛评显示出他对实际状况一无所知。然而,这不仅仅是道德傲慢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们在纽伦堡审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沉默状态。在那之后,公众才又一次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那段历史进行讨论。 贝特尔海姆把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写进了尼斯利的回忆录和其他出版的文章中,这个观点是在他1960年阅读了《安妮日记》之后首次提出的。那本书记录了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的生活,他们躲藏在纳粹占领下的阿姆斯特丹。贝特尔海姆觉得他们应该买一把枪,在警察搜查时就开枪射击。这种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是不切实际的,它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死亡的意愿。然而更普遍的观点是,1960年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触发了这一历史性回忆,那时他刚从阿根廷被绑架到以色列。随着大量幸存者在证人席说出了他们在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的经历,大屠杀才第一次作为特殊的犹太人事件暴露在世人面前。与看起来无穷无尽的犹太人幸存者提供目击证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法国和其他被占的欧洲国家则开展了广泛的庆祝活动,这些地方的全国性反纳粹行动成了毋庸置疑的神话。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著名的作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描述了审判过程,她在作品中因推测称犹太人是“温顺地来到坟墓”而招致犹太人组织的严厉批评。但实际上,她辩解道,犹太人没有反抗无可厚非;在任何残忍的极权统治下,不反抗都是不可避免的。艾希曼一案的检察官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那些目击者他们没有反抗的事实。但阿伦特却说,这只不过表示他从未理解犹太人在野蛮、恐怖的统治下根本无法反抗。她认为,这样的置疑也许只是一种宣传,是想把以色列人所谓的自信的英雄主义和离散犹太人的“温柔顺从”进行比较。 1961年,奥地利裔的美国学者拉乌尔·希尔伯格发表了大部头的实证主义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其中也描述了犹太人放弃反抗的事实,并通过阐述犹太人特有的死亡意愿来呼应贝特尔海姆。这样的观点令阿伦特所不齿,她以普遍存在的极权主义下的群体性被动作为回应。“贝特尔海姆先生”,她曾写道,“你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找错了地方。”[插图]然而,这三位作家又被一个更有争议的论点联系在一起,即所谓的犹太人领袖的合作问题,尤其是纳粹在华沙的犹太人区等地方建立的“犹太人委员会”。阿伦特独特的论断引发了学术研究的风潮,随后的研究更细化,方向更多元。但关于犹太人、至少是一部分犹太人在毁灭的过程中与凶手进行合作的观点在60年代初虽然饱受争议,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主导了贝特尔海姆对米克洛斯·尼斯利在奥斯维辛特遣队中行为的评价。 —— 36:在回顾历史时,贝特尔海姆认为,欧洲的犹太人本可以反抗党卫军。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原因很多:犹太人缺乏宗教、政治及社会团结;他们对身处环境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他们缺乏武器弹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侮辱、暴力及失去家庭和财产后,他们自甘堕落;他们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在去集中营的路上缺医少药。一些人的宗教信仰就是忍受痛苦,而另一些人则害怕反抗行为会招致残酷的报复,这些通常都很合理。 贝特尔海姆的苛评显示出他对实际状况一无所知。然而,这不仅仅是道德傲慢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们在纽伦堡审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沉默状态。在那之后,公众才又一次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那段历史进行讨论。 —— 36:贝特尔海姆把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写进了尼斯利的回忆录和其他出版的文章中,这个观点是在他1960年阅读了《安妮日记》之后首次提出的。那本书记录了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的生活,他们躲藏在纳粹占领下的阿姆斯特丹。贝特尔海姆觉得他们应该买一把枪,在警察搜查时就开枪射击。这种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是不切实际的,它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死亡的意愿。 —— 38: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著名的作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描述了审判过程,她在作品中因推测称犹太人是“温顺地来到坟墓”而招致犹太人组织的严厉批评。但实际上,她辩解道,犹太人没有反抗无可厚非;在任何残忍的极权统治下,不反抗都是不可避免的。 艾希曼一案的检察官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那些目击者他们没有反抗的事实。但阿伦特却说,这只不过表示他从未理解犹太人在野蛮、恐怖的统治下根本无法反抗。她认为,这样的置疑也许只是一种宣传,是想把以色列人所谓的自信的英雄主义和离散犹太人的“温柔顺从”进行比较。 —@ 40:在《被启示的心灵》一书中,贝特尔海姆认为米克洛斯·尼斯利和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奥托不同。奥托只听从自己的内心,以及他对家庭的爱,而拒绝听从理性的劝说(换句话说,如果他进行反抗,而不只是逃避现实,他们全家都得死),而尼斯利则把理智摆在前面,将自己包裹在病理学专家的外壳内,排除那些心知肚明的事情,也就是当时他正在做错事的想法。“他考虑怎样才能活下来?借助他引以为傲的专业技能,而不考虑这种技能会带来什么后果”。 贝特尔海姆指责他成为了“参与者和党卫军罪行的同谋”。然而事实上,贝特尔海姆对这两本书中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奥托·弗兰克实际上带着全家来到中立国荷兰,目的就是逃离德国的迫害,但事态发展难以预料,德国随后就侵入了荷兰。如果让时间回转,让他放弃隐藏全家而存活下去的希望,去做自杀式的牺牲行为,是愚蠢可笑的。同样,尼斯利事实上从未像贝特尔海姆所说的那样自愿帮助门格勒:他没有选择。他也没有参与门格勒的那些残忍的实验,他只是处理实验的结果。此外,在将人种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所描述成“第三帝国最具资质的医学中心”的时候,尼斯利也并未像贝特尔海姆说的那样是“愚弄自己”。相反,他只是表达一种广泛接受的、实际上是国际通行的关于科学合法性的观点。 —— 41:贝特尔海姆的观点在美国出版界引起很大争议,这不足为奇。亚历山大·多纳特曾被关押在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作为一名评论家,他这样写到;“贝特尔海姆是在芝加哥的温柔乡中臆想希特勒的殉难者是英雄还是胆小鬼”。他也许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很多家人,但他在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经历时,多纳德又写到:“他忘记了,与后期的集中营相比,1938年的集中营就像个避暑盛地。”多纳特曾参加过策划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犹太人军事组织。整个组织只有六把左轮手枪,而这还是通过波兰的地下组织用六个月时间收集起来的。贝特尔海姆怎能轻易苛责奥托·弗兰克没有搞一把手枪呢?贝特尔海姆已经逃离集中营,在美国开始了新生活。他怎么敢对那些没有享受如此奢侈生活的人进行道德审判呢?贝特尔海姆不相信任何偶发事件;那些没逃出来的人是因为他们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逃跑。“不惜一切代价寻求事件的意义,有些事件简直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贝特尔海姆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你可能发现,自己主张的真理是无法自己证明的。” —— 43:最后,与一位匈牙利病理学家对奥斯维辛经历的全面评价相比,贝特尔海姆的反应更多是为了驱除自己的心魔。读者必须自己判断:尼斯利是一个作恶而不自知的人?还是一个怯懦而不抵抗的人?或者,他在追随犹太人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的教导。当1941年杜布诺夫在里加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向犹太同胞们说道:“人们,不要忘记,要大声说出来,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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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沧海桑田,变化万千。历史的长轴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变得很渺小,也可以把一些很微小的事物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件有很大影响力的事情。亲身经历者终将逝去,再伟大的人和事也终将变成沧海一粟,所有的事情都将离我们远去。博物馆再雄伟,也无法重现真实的情景;纪念物再真实,也无法自己诉说当时的故事。这就是为何米克洛斯·尼斯利博士的这本著作在成书半个世纪之后还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的重要程度甚至超出了它第一次刊登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主办的月刊《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上的意义。 —— 46:尼斯利博士一到奥斯维辛就与他的妻子女儿分开了,并被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博士选去承担集中营的所有医疗工作。就这样,尼斯利成了一名特遣队员。所谓特遣队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与其他囚犯不同,被区别对待并享有一定的特权,在集中营内从事特定的工作,因此特遣队又被叫做“活死人小分队”。尼斯利所在的这支特遣队是由860名男性囚犯组成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技能,而且身体素质较好,比较健壮。只要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比别人相对自由一些,但实际上,他们从被选为特遣队员到被杀死为止,只活了四个多月。在短短四个多月之后,他们立刻被处死,并被一批新的特遣队员取代。纳粹当局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死亡工厂”中的事情不被泄露出去。 —@ 47:德国当局在1944年就彻底销毁了送往奥斯维辛的所有犹太人的名单,并在随后几个月里销毁了一切犯罪记录。1945年初,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的时候,其他的罪证要么被烧毁,要么被转移到西边其他集中营。1月中旬,纳粹党卫军匆匆处决了数千名囚犯,并于1月18号凌晨仓促逃走,只留下无人看守的集中营。根据尼斯利博士的描述,集中营里剩余囚犯中的一大部分人利用人去楼空的间隙依次逃出了奥斯维辛,因为他们害怕纳粹会在苏军进攻前将他们全部杀掉。当苏军于1945年1月27日占领奥斯维辛的时候,发现了大量受害者的尸体,与此同时还有7000多人被困在奥斯维辛,这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由于身体太虚弱而无法逃脱。因此,无论纳粹多么努力地想毁掉一切有关集中营的证据,最终都会失败。这是由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犯罪行为太过恶劣,受害人数众多;二是德国人的官僚主义作风。所以,真相终将披露于世。 —— 50:尼斯利博士自己曾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在我经历那些恐怖得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的时候,我的身份是医生而不是作家,现在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也只会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一个记者的角度。”文字上的点滴不足不影响整部作品的严肃性,比起文字修辞来,更重要的是书中那段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即便是在今天,米克洛斯·尼斯利仍不愿相信他自己度过的那些黑暗岁月,因为人性本善,谁都不愿面对痛苦与斗争。那些欺压与折磨、贬低与堕落,那些对同类做出的残暴行为是人人都想远离的,然而正义与邪恶就差一小步,一旦迈出这一步,身后就是万丈深渊。 —— 51:美国著名作家迈耶·莱文(Meyer Levin)曾这样写道:“那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不完整但却真实,他们用指甲在墙上刻下了只言片语,希望人们后来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的一切。” —— 52: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治愈心灵的创伤,好好享受生活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面纱一点点被揭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讲述那段沉痛往事,因为这样可以让“世界不会忘记”。总结起来,人们最常问起的问题就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到底是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答案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在“二战”末期的时候,西方各国的领导人对于希特勒统治下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知情的,就算不知道细节,也肯定知道大概的轮廓。但是从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来看,依靠他国力量平息暴行的可能性太小了。 —— 53: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尖锐而又绕不开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会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就算是被杀掉也没有任何反抗?具体来说,为什么14支特遣队中只有一支在临死前起义暴动?就算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就算知道继任者们会把自己送入焚尸炉,他们还是没有奋力一搏,而是继续扮演等待被处死的“活死人”。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最好由读者自己去寻找,而不是全部听信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r)的观点。他在达努塔·采奇的著作前言中提道:我们应当牢记大屠杀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要素。欧洲的许多犹太人聚集而居,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日耳曼民族里毕竟出现了巴赫、贝多芬、康德、歌德、席勒,试问:这样的民族能“坏”到哪里去?希特勒虽然阴差阳错上了台,但注定会垮台。拉克和其他一些人都提到了下面这件事,在奥斯维辛的另一处集中营里,关押着1.3万多名苏联战俘,他们的体格更加健壮。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本应该起义,为自由而战。但是这1.3万多人只有92人活了下来,他们也没有进行暴动。原因很简单,在这场不公平的游戏中,所有集中营的受害者,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战俘,在统治者的强权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 54:保守估计,约有1200万人在纳粹集中营遇难。这其中绝大部分被无情地杀害,也有很多人死于饥饿、病痛或自杀。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尼斯利博士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有多么深刻的见解,而在于它用大量的史实直接呈现下层社会的生活写照。借用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段文字,“它所讲述的故事虽然骇人听闻,却值得一遍又一遍重提,直到这些故事的意义能够被我们这个时代认可。”——理查德·西弗 —— 57:虽然很多医生也写过类似的书,描述他们在集中营的经历,例如神经科医生维克多·E·弗兰克(Victor E. Frankl)曾描写过奥斯维辛的经历,但弗兰克从来没有帮助纳粹党卫军进行人体实验,也不像那些臭名昭著的医生一样助纣为虐。虽然他并没有帮助纳粹党卫军杀人,但是他本人也承受着与其他人一样的痛苦。谈起在集中营的经历,弗兰克引用了黑贝尔的一句话:“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一步步地让你失去理智,除非你根本就没有理智可以失去。”尼斯利博士的一位同事就是这样渐渐失去了理智。本书讲述了这种理智的丧失,这不仅是书中最感人的,也是最令人欣慰的部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有足够的理由,人们就会失去理智。 ——@ 57:弗兰克以及其他千千万万集中营的犯人们之所以没有失去理智,是因为他们从未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勇于抗争。第12批特遣队是由在毒气室处理死者的囚犯组成的特遣队,尼斯利博士无疑为这支特遣队提供了很多自由的空间。与其他特遣队不同的是,这个队伍中的囚犯们仍然怀有自由的信念,而这种信念一直支撑他们走到最后一天。因此,他们像人一样庄严地死去,而不是一具具行尸走肉。仅凭本书对这支特遣队的描写,就可以使其成为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但特遣队员多舛的命运却引出了另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14批特遣队中仅有这一支勇敢抵抗?为什么其他特遣队都坚定地认为他们最终会走向死亡?为什么数百万囚犯也持有这种观点?这八百多人的故事是集中营里的一段传奇,同时也是一段重建人类信念的艰难历程。 但是其实他们仅仅做了我们认为整个人类都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能阻止死亡,那就利用死亡,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削弱和抗击纳粹;他们甚至以一体之驱让集中营出点儿小问题,哪怕只是让集中营运转不顺畅而已。当然,他们所做的都在人性的范围之内。如果他们能做到,为什么其他人做不到呢?为什么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与纳粹抗争一下?为什么他们宁愿亲近纳粹,也不愿意帮助他们的家人、朋友或者其他犯人呢?这些都是萦绕心头并让我终日困惑不解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本书当中。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实的故事。我们都不愿承认这个故事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它已经打破了我们的价值观。如果可能的话,与其重提纳粹集中营这一话题,倒不如彻底地忘掉它,就当它从没有发生过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为了不受噩梦侵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回忆。 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充满了宗教或政治原因造成的迫害,西方国家也毫不例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大量人口遭到屠杀。“三十年战争”使日耳曼人口锐减,数百万的平民百姓死于非命。战争是可怕的,而人类之间惨无人道的暴行尤甚。虽然书中描述的集中营的故事与我们熟知的很多故事有类似之处,但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却在于它的不同寻常与触目惊心。这本书基于一个全新的人性的角度,虽然我们都希望忘掉它,但是忘却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危险。这也许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我们已经能够接受德国人在集中营屠戮几百万生命这一血淋淋的事实。但这并不是集中营最独特之处,集中营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即使放在几百年前,发生类似的事情后,人与人之间恐怕都不会这么冷漠。我们需要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呢?那就是这种绝无仅有的、令人恐惧的自我灭亡,他们就像旅鼠一样聚集在一起,沿着一条路线坚定地前行,绝不停止,一直奔到大海,纷纷跳下海去,直到整个旅鼠队伍全部灭亡。这一事实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却必须铭记。 足以令人称奇的是,一个奥地利人让我们理解了这一现象,而另一个奥地利人则让我们更加迫切地理解这一观念。希特勒用毒气杀死数以百万计的囚犯,在他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屠戮之前的几年里,同是德国人的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人终其一生都在与死亡做着长期的斗争,他称之为“死亡本能”。他同时指出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徘徊在一条边界线上,一旦跨越这条边界线,那么我们就会自取灭亡。20世纪的到来打破了这个曾经阻止人类社会因过度膨胀而自取灭亡的森严壁垒。家庭、社会、国家、宗教等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发现了自身的弱点,以往那些约束或阻止我们毁灭自我的力量一步步被削弱。尼采曾经认为西方人需要对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判断和评估,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就算是在现代也很难实现(虽然希特勒也如其他人一样对尼采误解得一塌糊涂,但这并不妨碍希特勒成为尼采的忠实拥趸)。控制死亡本能的旧有说法已经不再让人留恋,新的更高的道德标准将取而代之,但是还没有蔚然成风。就像一个人需要更换老旧的身体组织,而新的结构尚未形成一样,在这种新旧社会更迭的时代,恰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在这种时代,唯有个人内心的忍耐方能控制死亡本能,阻止人们像旅鼠般毁灭自我,希特勒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让人丧失对死亡本能的控制有多种形式,集中营所采取的形式就是让这些囚犯“习以为常”地自己走进毒气室。那些对囚犯们实施死刑的人,其实也是囚犯中的一分子。如果无事可做,他们就和其他囚犯一样被执行死刑。因此可以说,他们亲手为自己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还有一些人与这些戕害同胞的人们不同,他们没有成为纳粹党卫军的帮凶。那些亲身经历了大屠杀的人们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人们怎么能在终日目睹焚尸炉的熊熊火光、嗅着尸体的焦味之后,还能无视毒气室的存在?他们又是怎样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宁愿对集中营中发生的一切屠戮视而不见?例如,奥尔加·伦吉尔(Olga Lengyel)在其作品《五个烟囱:奥斯维辛的故事》(Five Chimneys: A History of Auschwitz)中描写过这样的内容:虽然主人公和她的狱友们就被关在离焚尸炉和毒气室几百米远的地方,他们目睹了那里发生的一切,但在几个月之后,大部分囚犯都拒绝承认他们的所见所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德国的平民也不承认曾经存在毒气室。不过看似相同的否定却有不同的意义。平民百姓如果承认事实或者提出异议,就会遭受死亡的厄运,而奥斯维辛的囚犯则注定面临死亡。如若他们反抗,不仅他们自己可能逃脱,还可能挽救其他人的生命。当伦吉尔和她的狱友们被送到毒气室的时候,只有她成功逃脱了,其他人甚至试都没有试一下。更有甚者,在伦吉尔第一次试图逃脱的时候,向狱卒报告了伦吉尔的潜逃行为,导致她第一次逃脱失败。伦吉尔想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唯有认为他们对冒险行为缺乏勇气,却对逃脱者充满嫉妒。我宁愿相信,多数囚犯只是放弃了求生的渴望,一味地纵容死亡的洪流将自己淹没。结果,这些囚犯就更加认同绞杀他们的纳粹党卫军,而不认可他们的狱友。而其中一些狱友则竭力将性命掌握在自己手中,计划逃离死亡的厄运。 但这已经是放弃生还希望的最后一步了,在这一步,根据更为科学的术语所称的惯性原则或强迫重复原则,人们已经不再对死亡本能进行反抗。因为第一步早在他们进入集中营之前就发生了。正是惯性使数百万的犹太人进入纳粹党卫军为他们建造的犹太人区,也正是惯性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接到限制令后足不出户,静候刽子手的到来。有些人并没有一味地屈从于限制令,而恰恰在限制令大行其道的时候吹响了抵抗的号角。就算他们不久前还没有这么做,但很快他们就加入了反抗运动,并伪造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死里逃生,活了下来。在非犹太人中惯性原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虽然死亡并非迫在眉睫,但他们却时刻都能感受到那种莫名的压抑。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求生,他们孤注一掷,举手投降并且竭力掩盖盖世太保犯下的罪行。虽然生存的希望极其渺茫,但至少还存在一点希望。而这点仅存的希望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对于日耳曼人来说,这是可行的;但对于犹太人和集中营中的囚犯们来说,则是自欺欺人。集中营的囚犯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当囚犯们开始协助纳粹分子不断屠杀自己同胞的时候,惯性原则已经远远不能解读这一现象。这时候,日益强烈的死亡本能已经和惯性原则交织在一起。 伦吉尔曾在《五个烟囱》中提起过的门格勒博士,也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之一。他就是典型的具有“习以为常”态度的人,正是这种态度才让纳粹党卫军和囚犯们在任何情况下仍然保持内心的平衡。伦吉尔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门格勒博士在一位母亲的分娩过程中实施了正确的医疗预防措施,他严格遵守了无菌操作原理,小心翼翼地剪掉婴儿的脐带。但是仅仅半个小时之后,他却亲手把这位母亲和初生的婴儿送进了焚尸炉。 正因为抱着同样的“习以为常”态度,尼斯利博士在集中营中担任医生,帮助纳粹党卫军;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很多居住在犹太区的犹太人不仅为纳粹党卫军工作,而且还帮助他们把狱友们送进毒气室。如果不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那也是类似的惯性原则推迟了波兰犹太区起义的爆发。这场起义本来可以挽救上万人的性命,但是这种反抗来得太晚了,以至于仅存的人力和物力太过微弱,不足以抵抗。 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历史,然而,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无论如何不应被忘却,它隐藏在我们极力想要忘记的两件事情背后:一件是在20世纪,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曾经把数百万人送进了毒气室;另一件是数百万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走向死亡的时候毫无反抗。在布痕瓦尔德,我询问了成百上千的德国籍犹太人,他们在1938年的秋天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当我问他们为何遭受歧视和侮辱却不选择离开德国时,他们回答说:“我们怎么能离开?如果离开就意味着离开我们的家园,离开我们苦心经营的生活。”他们心里想的全部都是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们根本不想离开。他们并非利用自己的财产,而是完全被财产控制了。实际上,歧视犹太人的法律意在驱使他们净身出户,离开德国。长期以来,纳粹党的意图就是驱逐所谓的“不受欢迎的少数人”离开德国,比如犹太人。只有当这种驱逐政策不能奏效的时候,纳粹党才制定灭绝政策,其背后的逻辑是纳粹的种族主义。但是人们不禁要问,犹太人(以及后来其他种族)向纳粹的灭绝暴行屈服,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果不反抗,他们将遭到什么样的侮辱。犹太人越是不反抗,他们受到的迫害越严重。犹太人好像默认并接受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歧视和迫害,不再反抗,这种懦弱的表现使纳粹党卫军一开始就认为他们甚至会软弱到自己走进毒气室。而绝大部分在波兰的犹太人就是因为拒绝“习以为常”而在“二战”中活了下来。当德国人扫荡的时候,他们扔弃了所有的家当,逃亡到苏联;虽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对苏维埃政府心存疑虑,虽然他们担心可能会被当做二等公民对待,但他们至少可以被当做人来看待并活下来。那些没有逃亡,留下来的人们只能一步步走向毁灭与死亡。所以,从深层次的原因看来,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导致了一切结果。诚然,自杀行为也有着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人被逼到绝路的时候,一旦跨过那个临界点,他们就会主动选择死亡,但正是惯性产生的量变导致了最终的质变。 也许畅销全球的《安妮日记》会让我们认同这种“习以为常”的行为,而没有注意到它加速了我们的毁灭。人性的复杂使我们很难作出简单的判断,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细腻动人足以唤起我们对她的同情与怜悯。但我认为,她的故事受到全世界的赞誉,应当建立在两点基础之上:一是我们不希望忘掉毒气室所发生的一切,二是我们不应当崇拜这种对大屠杀“习以为常”的态度。在安妮小心翼翼地为秘密躲藏做准备的时候,千千万万的荷兰人与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努力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主动地战斗要比被动地躲避好得多。其他没有办法参与起义的人,只能默默地转入地下,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躲避纳粹党卫军的追杀。虽然没有任何斗争的准备,但如果有一天他们被抓住,他们也会与纳粹党卫军最后一搏。可怜的安妮像很多人一样,仅仅希望回到正常的生活,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但她的一生与那些奋起反抗的人相较而言,要黯淡许多,简直可以称得上毫无意义。安妮本可以像其他在荷兰的犹太人一样,直面恶劣的环境,奋起反抗并活下来。安妮本可以像其他在波兰的犹太小孩一样,有很大的生还希望,但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背井离乡,去荷兰或者其他地方,远离父母,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生活。 其实大家都知道,拖家带口躲藏起来的危险最大,最容易被纳粹党卫军搜到。弗兰克一家经常与一些荷兰的非犹太人家庭来往,如果他们分散藏匿于不同的家庭当中,那么被搜到的概率就会小得多,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仍然尽可能地像平时那样,以他们习惯的方式聚居在一起,只是躲在墙壁的隔间里而已。其他任何一种逃亡方式都不仅仅意味着骨肉分离,更意味着承认人与人相互残杀的事实。最重要的是,“习以为常”的态度并不是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但在某些情况下,与其他态度相比,它却最有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毫无疑问,要是条件允许,弗兰克一家多么希望能有把枪,这样在纳粹党卫军搜捕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射杀一二来保护自己。党卫军就那么多人,要是每次党卫军搜捕的时候都因为犹太人的反抗而损失一两个人的话,那么极权国家的发展就会明显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弗兰克一家的命运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因为他们总归是要死的,除了安妮的父亲,这个人很难面对全家人被杀害而自己苟活的事实),但他们可以让自己的死变得有价值,而不只是默默地走向死亡。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把最想表达的东西放在了《安妮日记》的最后,通过安妮在别人面前陈述她的信仰娓娓道来。毒气室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再发生,这些都不重要。假设所有人都活得好好的,假设所有人都可以与最爱的家人们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忽略奥斯维辛发生的一切。但是安妮·弗兰克走了,因为她的父母不愿让自己相信在奥斯维辛发生的事情,获得好评的《安妮日记》也含蓄地告诉我们奥斯维辛是个不存在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那些死去的人们又是怎么回事?! 我曾见过很多幸存者,他们当中既有生活在德国的,也有生活在其他被占领区的,既有犹太人,也有反纳粹的非犹太人,他们坚信,当社会动荡、暴君当政的时候,人们都不会“习以为常”地生活。人们会彻底重新看待一切事物,所作所为、信仰、政见等等会被重新评价,简而言之,人们必须基于现实站在一个新的立场上,而且必须是坚定的立场,不能为个人的利益而改变立场。 举一个例子,在今天,如果非洲的黑人就维护种族隔离政策的警察随便用枪的事件进行游行,那么,他们的游行总会为他们的平等与自由争取一些机会,就算数以千计的黑人被枪杀,就算数以万计的黑人被关进集中营,但这种反抗迟早会产生作用。那些在欧洲的犹太人本可以像黑人一样,在他们还自由的时候就以游行来对抗纳粹,而不是一步步地走向灭亡。但他们坐以待毙,最后居然自己走进了毒气室,就是这种消极不抵抗的行为把自己送上了必死的道路。纳粹党卫军的敲门声敲响了犹太人的丧钟,我多希望他们能够有把枪,哪怕在自己被杀害前也能回击一下,杀掉一两个纳粹的刽子手,这也是摧毁德意志帝国这条革命道路上所要迈出的第一步。 我也曾读到过一些其他人写的关于集中营的回忆录,但无论是作者还是主人公,都未曾成为纳粹的走卒,在我的印象中,在那么多集中营囚犯中,尼斯利博士是唯一一个自愿帮助纳粹来求生的人。他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有时候也不得不靠欺骗自己才能活下来,所以,这本书真正重要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使读者理解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尼斯利博士所做的妥协和自我保护。在极端高压统治下的奥斯维辛,除了死亡本能之外,仍有一些为了生存的自我保护。当然,首先你得知道自己都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这样。只有对这些有了足够的了解,人们才会明白饮鸩止渴的道理,才会有更深层的认识,意识到这种表面上的自我保护实际上就是自我毁灭。 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那些自愿在毒气室协助纳粹罪行的囚犯都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自保,但所有人最终都被杀害了。比起那些早些死去的囚犯们,助纣为虐者的确可以短暂地延续他们的生命,可终究难逃一死,而且多出来的这段时间也是生不如死。尼斯利博士是如何欺骗自己的?显而易见。比如他一边做着残忍的犯罪行为,一边不断强调自己是个医生。他在作品中提到了人种学、生物制剂以及后来被证明是谎言的“第三帝国最具资质的医学研究中心”——生物和人种研究所。但医生的身份根本不能掩盖他作为纳粹同谋犯的身份,他与其他囚犯一样,被迫成了纳粹的帮凶,甚至犯下一些比纳粹还严重的罪行。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呢?他所做的事只是出于对自己专业的自豪,而根本没考虑出于何种目的。这种对专业技能的自豪感一遍又一遍地贯穿了他的故事和其他囚犯的痛苦。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尼斯利博士、门格勒博士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医生都借口医学研究开展了人体实验,他们都曾在希特勒统治之前接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这种所谓的对医学知识与专业技能的自豪才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已经蔑视了道德,蔑视了人性。虽然集中营、焚尸炉已经不复存在,虽然数百万人死于种族灭绝的事已经成为历史,但现代社会的这种崇尚技术为导向的特点却一直伴随着我们。奥斯维辛已经成为历史,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放松警惕,因为这种态度就好像糖衣炮弹一样,包裹在其中的是漠视生命的种种罪行。 我强烈建议大家仔细阅读一下描述新的特遣队员如何执行第一次任务这部分内容。他们的第一次任务就是把刚刚被杀掉的前任特遣队员的尸体扔到焚尸炉中。我也强烈建议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在目睹了第12批特遣队的暴动之后,第13批特遣队却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没有任何作为,反而默默地走向死亡。 就是这场小小的暴动,造成70个纳粹党卫军的死亡,其中包括1名军官和17名士兵,也取得了一座焚尸炉被彻底摧毁、其他焚尸炉被严重毁坏的成果。当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853名特遣队员无一生还。这足以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特遣队员的身份使囚犯们有机会瓦解纳粹的统治,即使按照牺牲十个特遣队员就能干掉一个党卫军的比率计算,暴动也比坐以待毙划算得多。仅仅一支特遣队的暴动就给敌人带来如此重创,那么如果所有的特遣队都暴动起来,结果将如何呢?这支特遣队取得的成功为囚犯们做了示范,虽然他们最终没能活下来,但却杀死了那么多党卫军,而且摧毁了关押自己的营房。可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囚犯看到暴动的成功范例就在眼前,却仍然选择默默走向自我灭亡,这是所有集中营研究者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或许通过比较两位在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医生的记录,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弗兰克医生被关押期间,一直不断地思索他作为集中营囚犯的经历,并寻找到他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生的意义。而其他像尼斯利博士一样的幸存者仅仅在乎能否苟活,甚至不惜为此帮助纳粹党卫军做极端恐怖的人体实验。他们虽然活着,却由于双手沾满了鲜血,经历了最可怕的一段时间,最终一事无成,人生毫无意义可言。他们终日惴惴不安,噩梦缠身,受到良心的谴责,人虽活,心已死。 整本书应证了一个古老的警句:那些为了身体苟活而不择手段的人,终究难逃一死;而那些为了生的希望而冒险奋力一搏的人,才真正有机会生存下来,并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

95:我与其他人分开之后,独自待了一会儿,我想到了我在德国奇妙又曲折的命运,我曾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我头顶的天空月朗星稀,微风徐徐吹过,令人精神焕发,只不过,偶尔还会从第三帝国的焚尸炉中飘来尸体燃烧的气味。要是它没有卷杂着尸体燃烧的气味该有多好! 混凝土电线塔顶端的数百个探照灯射出了令人目眩的光线,仿佛织成了一张网,在这张光网后面,我感觉空气也变得凝重了,仿佛厚厚的面纱包裹着集中营,在这张面纱下面,只能看出营房的轮廓。 —— 98:。随后我们离开了这间屋子。经过门格勒博士的时候,我微微鞠了一躬。 看到我的行为以后,森特·凯勒博士克制不住地提高了音调,看似无意却又充满了讽刺意味地说:“这种客套在我们这里就免了吧,在集中营里,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不需要这种客套的礼节。” —— 103:从他的讲述中,我慢慢了解到营房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营房都分成好多层,在这个狭窄的空间中要塞进800至1000人。由于肢体无法伸展,所以他们睡的时候朝着各个方向,层层叠叠,一个人的脚可能在另一个人的脑袋、脖子或者胸口上。他们互相推搡着,只为了争取哪怕一寸的空间,好让自己睡得不那么难受,完全丧失了人类的尊严。就算是这样,他们也根本睡不了多长时间。凌晨3点,起床号就会响起,然后警卫就会挥舞着橡胶棒,把他们从所谓的“床”上驱赶起来。睡眼蒙眬中,所有囚犯从营房中走出,互相用手肘推搡着挤作一团,又很快在营房外列队等候。紧接着,就开始了集中营中最不人道的项目:点名。所有的囚犯排成五排,有人负责在旁边维持秩序。营房的看守按照身高把囚犯们排好队,高个子站在前面,矮个子往后站。接下来,另一个看守到了,他是负责当天值班的看守,他一来就挥舞着拳头乱打一通,把那些高个子推到后面,又把一些矮个子揪到前面来。终于,营房的首领到了,衣着得体,肥头大耳。他也穿着监狱的囚服,但他这一套要干净和平整许多。他停顿了一下,傲慢地扫视着队列,看是否已经一切就绪。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当然还没准备好,所以他就开始冲着那些站在前排的人们挥舞拳头,比如有几个人正在用手扶眼镜,他把他们推到后面去。你要问为什么?没人知道。甚至可能都没人去想为什么,因为这里是集中营,没有原因,甚至没有人去问原因。 点名的过程持续数个小时。他们来来回回要点十五次名,从前到后,从后到前,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用任何他们能想到的顺序点名。如果有一行没对齐,那么整个营房的囚犯都要蹲下一个小时,这可不是简单的蹲,他们的手要举过头顶,他们的腿因为疲劳和寒冷而不断地打战。就算是在夏天,奥斯维辛的黎明也是非常寒冷的,囚犯们薄薄的粗布灰囚服根本没有办法防雨,也没法抵御寒冷。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点名都从半夜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早晨7点,这个时候,党卫军到了。 营房的首领真可谓是党卫军的走狗,他们一般是普通刑事罪犯,肩上佩戴绿色的徽章,用以和其他普通的囚犯区分。首领立正时把裤腿踢得啪啪作响,向党卫军汇报他所管辖的人员名单。接下来就该党卫军检查营地的囚犯了,他们数了数列队数,然后把数字记录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如果营房中有人死掉了,那么尸体也得列队迎接检查,不光要点名,还要查看身体,这个时候,就由两个活着的囚犯扶着站立的尸体,尸体全身赤裸,直到整个点名项目结束。一般情况下,一天会有五六个人死去,有时候会多达十个人。所以,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囚犯的规定人数必须对上,无论是实际人数还是记录的人数。特遣队的工作就是把死尸扔到焚尸炉里去,如果有的时候由于死掉的人数太多,而特遣队又没来得及马上把尸体送去焚化,那么这个死人就要在点名的时候出现好多天,直到特遣队把它送去火化。只有那时,才能把他的名字从名册上划去。 当我知道这一切之后,我对于自己当时大胆出列的行为一点儿都不后悔。正是由于我第一天就被选出来当了医生,我才不至于在混乱中失去性命,才能逃脱陷入污秽的隔离营的命运。 多亏了我的便装,我才能够保持人类的尊严,在这个夜晚我才能够安稳地睡在医疗室的床上,医疗室所在的第12号营房也被称为“营地医院”。 早晨7点的时候,起床号吹响了。我这个部门的医生和“医院”里所有能行动的人员都在营房前集合,站成一排,等待清点。这一过程大概两三分钟就会结束。他们也会清点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或是在前一天晚上死去的人。同样,在这里,死人也被活人架着迎接检查。 我们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餐。这时,我遇到了我的两个同事利维博士与格拉斯博士。利维博士是12号营房的首席医生,他是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教授,格拉斯博士是他的助手,是萨格勒布大学(University of Zagreb)的教授。他们两位医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医务人员,因技术精湛而闻名整个欧洲。 虽然这里几乎没什么药品,也缺少必要的仪器,甚至连最基础的消毒与灭菌环境也无法保障,而且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但他们无视劳累与危险,尽力照顾每一个病人,缓解他们的同胞所受的痛苦。 在奥斯维辛,就算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在经历了三到四周的饥寒交迫、污秽环境、风吹日晒以及不人道的高强度劳动后,身体也会垮掉。更别提那些刚入营时身体就有疾病的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囚犯常常会怀念入营以前的正常生活,医生也是如此。他们全身心地奉献出熟练的专业技能。他们为所带领的医疗队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医疗队由六名医生组成,他们都是来自法国或者希腊的年轻的医生。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年多,这三年来,他们忍受了很多,每天吃的是夹杂着锯末的野生栗子夹心面包,他们的妻子与孩子、亲戚与朋友刚到这里就被屠杀了,更准确地说,是被焚烧了。要是当时他们也被“筛选”到右手边的那一组去的话,那么可能经过两到三个月的痛苦的折磨,他们就会在火中化为灰烬。 在克服了绝望、放弃、冷漠之后,他们怀着极大的奉献精神去尝试帮助那些将命运托付在他们手中的死囚。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座营地医院里的囚犯们被称为“活死人”。只有那些病入膏肓的囚犯才会被送到这里来。他们大多数骨瘦如柴,已经严重脱水,极度虚弱,嘴唇干裂,面部浮肿,并伴有无法治愈的痢疾。他们的身体上到处都是巨大的恶心的毒疮,很多都已经化脓溃烂。这就是集中营里的病人,这就是医生们不得不关心和安慰的病患。 —— 112:但不管怎么样,我决定听天由命,接受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在集中营里,这已经是个很好的职位了。但我还是没想明白为啥在这么脏乱差的地方工作,他们却要给我一套几乎全新的便装,这说不通啊。但我决定不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想不清楚的事情上了。 还是在这位法国医生的陪伴下,我透过铁丝网望了望营地的另一边。赤裸的皮肤黝黑的孩子们在奔跑、玩耍。身着艳丽服装、长得像克里奥尔人[插图]的女人与半裸的男人们成群地坐在地上,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孩子们玩耍。这就是著名的“吉卜赛营”。第三帝国的人种学家将吉卜赛人定义为劣等种族。因此,无论来自德国,还是其他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他们被聚集在一起,然后流放到这里。因为他们信奉天主教,所以他们获得了和家人居住在一起的特权。 —— 114:在这里进行三类医学实验。第一类研究双胞胎的起源与诱因,这是由于十年前迪翁的五胞胎[插图]的出生引起的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第二类研究矮人和巨人的生物学与病理学原因;第三类是一种被称为“面部干性坏疽”的诱因与治疗方法的研究。 这种可怕的疾病非常罕见。通常情况下,普通人几乎不会遇到这种疾病,但在吉卜赛营的幼儿与青少年中间却非常普遍。由于它的流行,研究得以方便地开展与进行,医生也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治愈它的有效方法。 根据已有研究建立的医学概念来看,“面部干性坏疽”通常伴随麻疹、猩红热和伤寒症出现。但这些疾病以及营地糟糕的卫生条件,看起来只是有利于其发展的因素,因为这种疾病也发生在捷克人、波兰人和犹太人营地。不过这种疾病却在吉卜赛儿童中非常流行,由此推断,这种疾病的出现一定与遗传性梅毒有直接相关性,因为吉卜赛营梅毒的发病率非常高。 通过这些观察,一种新的很有前景的治疗方法被发明出来。这种治疗方法将两种药品混合使用,分别是疟疾针剂与一定剂量被称为“新胂凡钠明”的药品的混合。门格勒博士每天都要到这个实验营来,亲身参与研究的各个阶段。配合他开展研究的是两个囚犯医生和一个名叫迪娜的画家,她的画技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迪娜是布拉格当地人,已经被关在集中营里三年多了。作为门格勒博士的助手,她享有其他囚犯根本不能享受的特权。 ——— 117:这些新到的囚犯们排成五列纵队,在党卫军警卫的押送下,不断向前行进。我看到其中一队走到营地,然后排队站好。虽然我所在的位置离那个营地还有点儿远,我的视线也被铁丝网阻隔,但我仍能看出这一队人应该是从大城市来的:他们的衣着非常考究,很多人都穿着新的府绸雨衣,他们携带的行李箱是用豪华的皮革制作的。无论他们生活在哪座城市,他们都应该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舒适的生活方式,尊贵而有教养。但恰恰因为这样,他们才付出昂贵代价,那就是进到了集中营。 即使门格勒博士身兼数职,他仍然给我留出了专门的时间。几名囚犯组成的运输小队推着一辆手推车,停到解剖室的门前,卸下了两具尸体。他们胸口的字母Z和S表示他们将被解剖,那是用一种特殊的粉笔做的记号,代指“解剖”(Zur Seltion)。12营区的看守安排了一个机灵的囚犯协助我,我们一起把其中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我注意到尸体的脖子上有一条黑色的痕迹。他是被勒死的,可能是自杀,也可能被处绞刑。 ——— 129:我看着这一切,由于害怕而感到浑身无力。在我刚才经过大门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已经走在了死亡的路上,一条很长的死亡之路将引领我走向地狱。我感到我已经迷失了。 现在我明白了发给我便装的含义,这是特遣队的制服,一支由“活死人”组成的特遣队! 我的首领准备离开了,他安排警卫尽可能满足我的要求,前提是在“实验”需要的情况下。整个焚尸场的党卫军对我没有任何管理权。厨房必须为我专门准备食物,我可以从党卫军仓库领取亚麻的换洗衣物。我还有权使用指挥部大楼里专为党卫军理发的地方清理头发和胡须。我也不需要参加每天早晚的点名。 我除了在实验室与解剖室工作外,还需要负责焚尸场全体人员的医疗工作,这包括大约120名党卫军以及860名特遣队囚犯。药品、医疗器械、医用敷料都由我来安排使用,数量充足。因此,为了让他们能够得到良好的医学照料,我需要每天前往焚尸场“看望”各种病患,有的时候需要一天查看两次。在早晨7点至晚上7点之间,我需要奔走于四座焚尸炉之间。我每天得写一份报告,向党卫军指挥官和特遣队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汇报每天的生病人数、卧床不起的人数以及紧急救护的人数。 —— 194:所有的死亡工厂都火力全开。犹太人的卸货站台被分成四个像手指一样相互关联的部分,也像一些被河水冲积成的三角洲,在那里,受害者带着疯狂的愤怒被冲入死亡的深渊。令我惊骇的是,我注意到这种罪行是多么有秩序,像是机器一般精确,就好像这些工作将在这里永恒地运转下去一样。 我想,如果我有机会可以活着离开这里,叙述我看到和经历的一切,有谁会相信我?语言、描述在事实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它不会在你面前还原当时的真实画面。所以我努力描述记在我脑海中的画面和铭记在心中的一切,终究没有任何作用。在我今天“拜访”四座焚尸场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一直有这种泄气的想法。 —— 210:绝大部分时候,被驱逐者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不会反抗。他们在得知要发生的事情之后,是如此惊恐和害怕,以至于全身瘫软。绝大部分的老人和孩子都是这种表现。但是,仍然会有一些年轻人被送到这里来,他们因绝望而生出力量,本能地试图反抗。 ——— 215:捷克营包括1.5万名被驱逐者,他们都来自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犹太人区。和吉卜赛营一样,这里也有着浓厚的家庭氛围。被驱逐者们在刚到达的时候没有被“筛选”,他们原封不动地被送到这里居住。无论什么年龄,身体状况如何,他们所有人都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干净衣物,居住在一起。他们的物资配额很少,但还算可以忍受。与其他营区不同,他们不需要劳动。 因此,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直到消灭他们的时刻到来。在集中营,被消灭是早晚的问题。在奥斯维辛,是生是死永远不是问题,区别只在于时间——你会在何时死去。没有人能逃脱。一辆满载匈牙利被驱逐者的车缓缓停下,在集中营里,他们使用“货物”来描述这些人,有的时候会同时来两辆车,“吐出”它们装载的囚犯。无处不在的门格勒博士并没有对他们免除筛选的程序。他像一座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他的手臂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左边一列。因而整个队伍全部被加速送进毒气室或者火葬柴堆。 —— 284:就在几天前,我与门格勒博士一同坐在工作室的桌子旁边,浏览已经建立的双胞胎的档案,这时,他注意到一个文件夹的封面上有一滴淡淡的油污点。我在解剖的过程中常常用手拿着档案,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滴了一滴油污。门格勒博士目露凶光,看着我严肃地说: “你怎能对这些文件如此粗心!我在编辑文件的时候对它充满了爱!” 当“爱”这个字从门格勒博士嘴边滑出的时候,我吃了一惊,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大脑停止了思考,不知何言以对。 ——— 292:在我看来,我的态度,我推测的理由,甚至是我的沉默都是极好的品质,通过这些表现,我成功地使门格勒博士在特别生动的讨论过程中递给我一支香烟,这证明他有一小会儿已经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知道,在他面前,即使党卫军都会颤抖。 —— 371: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用。在奥斯维辛没有救赎。他们不得不死。但是集中营的往事肯定对小队长起了作用,他派了另一个人执行死刑。 —— 373:那是另一段被我们忘记的小插曲,因为如果我们不想变疯的话,绝对有必要将它遗忘,遗忘那之前和之后的黑暗…… ——— 373:现在已经是1944年11月了。雪大片大片地落下,把一切都笼罩在一片眩目的白色下,连瞭望塔也几乎看不见了,灰色的天空在我们眼前升起。风声穿过铁丝网时呼啸得更加厉害,唯一能使天空变暗的仍然是乌鸦。 在夜幕降临之前,我出去走了走。天气一点儿都不好,但是冷风却让人很清醒,抚慰着我疲劳的神经。我在院子里走了好几个来回,我的脚步把我带到楼梯口,从那里走下去就是毒气室。我在那里停了几秒,想起来那天是万圣节。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奥斯维辛。冰冷的水泥台阶向下延伸,最终消失在黑暗中。就是通过这些台阶,400万无罪的人告别生命,走向死亡,他们知道就算是死去,他们的尸体也不能得到一块墓穴的庇护。我独自站在那里,站在这截台阶的最顶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段旅途就从这里开始,我觉得我有责任停下来,带着发自内心的同情,以他们的亲戚和朋友的名义想想他们,或许他们此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快乐地活着。 —— 376:我可怜的朋友,博学的医生,我敏感而文雅的同伴,你宁愿落入死亡的枷锁也不去治疗自己的疾病,你现在已经快要到达死亡的国度了。这么多月以来,你目睹了多少人类无法承担的痛苦与恐怖,无论谁看到都无法相信。也许,你的神经背叛你是最好的结果,健忘那仁慈的面纱落在了你的灵魂上面。至少现在,你不用再烦恼和担忧你将要面对的未来会是什么模样。 —— 395:这就是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命运。不要恐惧死亡。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即使有奇迹发生,我们应该继续活下去吗?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找到那冰冷的、被掠夺一空的家吗?在每一间屋子、每一个角落,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人的记忆还潜藏在那里,浮现在我们充满泪水的眼中。我们已经被夺走了家人和亲朋,我们将由于自己的过去感到寝食难安,拖着自己的影子四处徘徊,寻不到任何一处和平与宁静的地方。 他的眼中燃起了火焰,他那瘦瘦的脸已经变形。或许,如他所说,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了。死一般的寂静充满了屋子,只有点烟时偶尔发出的擦火柴的声音会划破这片宁静。偶尔有人重重叹一口气来表示最后的告别,与生告别,与死告别。 —— 407:今天的屠杀与12月17日禁止暴力实施死刑的命令并不矛盾。相反,党卫军所做的一切只是执行战时建立的军事法庭的判决。 —— 411:当一个人的生命处于险境的时候,钱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已经懂得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也没有什么价值是绝对的。只有一条规则例外:自由。 —— 413:这里没人认识我。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掌握着罪恶秘密的人,不再是特遣队的一员,因此不是必须得死去。在这里,我只是另一个迷失在人群中的集中营囚犯而已。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的同事们也同意了这种做法。所有人都在逃离比尔克瑙,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大可能带我们逃得很远。用不了一两天,苏联人就能追上我们。但在这之前,党卫军会先逃跑。与此同时,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他人一起在两条火线间逃生。 ——— 413:我的目光久久徘徊于营地的铁丝网上,以及那屹立在黑暗中的一排排营房。再见了,数百万人的墓地,没有一个墓穴的墓地! ——@ 418:毛特豪森集中营坐落在山顶上,俯瞰与之同名的古老的毛特豪森市。集中营是用花岗岩石块建造的,看起来像是建筑了防御工事的小镇。那些堡垒、古塔与枪眼,使这里从远处看起来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 要是石头上再盖上一层生长了好几个世纪的青苔,或者在经年风吹雨打的作用下变得灰白斑驳,那这将会是一幅多么罕见而美丽的画面啊。相反,他们将这座建筑刷上了与周围风景极不和谐的耀眼的白色,在黑暗森林的映衬下格外显眼。因为“城堡”是最近才修建的,它的墙上还没有形成那种古老建筑特有的朴素的美丽。第三帝国把它建成了一个集中营。4万名西班牙共和派和法国难民在他们的家园被占领后来到了这里,这里还有几十万德国犹太人。就是他们在毛特豪森的采石场切割石块,就是他们沿着7公里长的小路将石块运上山顶(那里以前只出现过野山羊),就是他们在自己那凝聚着悲伤的家园附近修建起坚固的城墙,而他们自己住的不过是破木屋罢了。为了完成城堡的修建,他们付出了难以置信的痛苦代价,但他们却没能活着住进去。在修建这座由石头和水泥建成的城堡的途中,他们就像古埃及的奴隶一样,都死掉了。 —— 422:。当自由的希望刚刚充满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如此地接近自由的时候,人却死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 430:巴洛克风格的修道院从岩石山上探出来,下面是蜿蜒环绕的多瑙河,形成一幅令人难忘的美丽画面。多瑙河与我们的家园和故土有着深厚的联系。看到它就使我们感觉离家不远了。 ——— 432:渴望自由的欧洲人民不再生活在恐惧中,那些征服者曾经带来的恐惧,他们的笔随便一挥,就能轻易、武断地把一个城市从地图上抹去。 —— 434:我知道我们离获得释放可能没几天了,但此时此刻我们还生活在混乱和犹豫不决的世界中。然而,一旦最终决定的时刻到来,可能我们都是那个不幸运的人。被囚禁的日子的结束,完全有可能变成一场血腥的惨剧:他们很可能在自由来临之前的最后一刻把我们全部杀掉。 —— 438:另一次是在我穿过被雪覆盖的田野,走了几百公里之后,又冷又饿,筋疲力尽,体力仅够支撑到达下一座集中营。我所走的那段路真的是太长太长。 现在,我终于回家了,却什么都没有了。我在安静的屋里没有目的地走来走去。我自由了,但我却无法从血腥的过往中解脱,那植根于内心的痛苦填满了我的脑海,撕咬着我的理智。未来看起来一片黑暗。我像个鬼魂一样,在一度熟悉的街巷里不安地游荡。我唯一能够摆脱沮丧和昏睡状态的时刻,就是有那么一秒钟错把在路上看到的或是偶尔碰到的人当作我的家人。 —— 442:“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遗忘。”奥斯维辛的惨痛教训不仅是欧洲犹太人应铭记的历史遗产,也是全人类应共同守护的价值底线。本书作者米克洛斯·尼斯利亲身经历了集中营的黑暗岁月,用“质朴”的文字记述了那段历史。透过他的眼睛,我们仿佛亲眼看见那些特殊的时刻;通过他的记录,我们重温了一个帝国的缓慢瓦解——而这个疯狂的、宏伟的帝国曾被人们认为会统治万代。 1946年,尼斯利完成了这部“回忆录”,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匈牙利的《世界报》。稍后,以《我是奥斯维辛焚尸场门格勒博士的医学助手》为题出版成书。1951,让-保罗·萨特主办的月刊《摩登时代》刊登了这部记述的多个片段。随后,英国先锋派杂志《梅林》将其译为英语刊载。这部记述的英语完整版于1960年出版,书名改为《奥斯维辛:一位医生的亲眼见证》。自此以后,该书的德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及波兰语等译本相继问世。2012年,企鹅出版公司出版了最新的英语译本,并将其列名于“现代经典丛书”。 在过去的近70年中,这部“现代经典”已成为人们了解奥斯维辛苦难的必读书,但也引发了争论无数。为本书作序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会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就算是被杀掉也没有任何反抗?而普利莫·莱维在反思大屠杀幸存者的名著《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也把“特遣队”放置在人类的道德天平上,进行痛苦的称量。处于“灰色地带”的这群人,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共同的加害者?这是一个道德难题,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公认的答案。但正如美国作家迈耶·莱文所言:“那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不完整,但却真实,他们用指甲在墙上刻下的只言片语,希望人们后来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的一切。”我们宁愿相信,经历了奥斯维辛而幸存的人,他们比死去的人承载了更多的痛苦。也许,他们是凶手的帮凶,甚至是凶手。但作为人类浩劫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用卑微的存活和内心的煎熬换来了一份应世代铭记的历史遗产。 我们希望和读者分享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借以反思我们的历史和当代生活。因时间及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我们恳请读者诸君提出建议,以便再版时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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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的全部笔记 4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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