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者日记 7.7分
读书笔记 绝望者的日记
雪山上的彩虹

思想产生于悲愤和孤独,思想的力量比你所有的折磨人的手段更加致命。

国家主义的本质其实根源于商业利益。了?

一个把宣传和谎言当作立国基础的国家,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一个既虚伪又自大的民族,会把自己的罪恶推卸给古老先贤,会向罪犯宣誓效忠,会随时准备追随撒旦,并宣誓效忠,这样的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如今,魔鬼把赌注提得越来越高!

就在人们盲目地痛饮胜利的欢喜之酒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向他们头顶袭来。可在今天的德国中,清醒的人却成了孤独者。他因为有见解而孤独,他能看到当结局来临的时候,他就要履行自己所有的承诺,无论是说过的,或是写下的。在过去对生活的众多期盼中,只有一个能留存下来:我们这个时代会要求那些不能融入主流的人去殉难,当殉难的时刻来临时,走上殉难之路的人可以从信念中获得力量。

人类的愿望,如果足够大,真的都能变成现实吗?

——

罗姆死的时候很勇敢,在对监狱的咖啡质量提出一番抱怨之后,他像一个战士那样慷慨赴死了。戈培尔(Goebbels,纳粹的教育与宣传部部长)和他手下那帮人散布的那个版本说罗姆躲在床下,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个谎言而已,这是恶毒的、怯懦的,因为死人是无法站出来反驳他们的诽谤的。他们在撒谎方面颇有天分。总有一天他们会受报应的,谁也跑不了。

……

从希特勒的统治开始的那一天起,不仅天气变得恶劣,夏天大雨不断,庄稼被毁,奇怪的爬行动物折磨着这个古老的地球,而且一些诸如你我、对错、好坏、上帝魔鬼这样重要的概念都出现了混淆,这是一场与明斯特的变故非常类似的严酷的、巨大得难以估量的宇宙大动乱,但平时守秩序、勤恳劳动、热爱美好生活的德国人,竟然接受了眼前的这一切。

我最近恰巧去了一趟明斯特,参加了官方举办的一次庆祝活动,如今这类活动天天都有。庆祝活动中,有吹大喇叭的,也有敲大鼓的。平时我都是住在火车站旁边的旅馆里,但这次那里没有空房间了,于是我在老城区找到一处可以睡觉的地方,对面就是一所学校,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正好住在里面。

我看到他们中有个男孩子,放下背包,走近空旷的教室。他在教室里四处张望,最后看到了讲台背后墙上挂着的耶稣受难像。这时,我看到他稚嫩的脸因气愤而变了形。他上前把这个德意志大教堂和巴赫《马太受难曲》供奉着的神圣标志从墙上扯下来,扔到了窗户外面去了……

他嘴中还大声叫喊道:“滚吧,你这肮脏的犹太人!”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我听说了多起孩子在政治上谴责父母,并用斧子砍父母的事件。我不相信这些孩子天生邪恶:就拿昨天破坏耶稣像的孩子来说,昨天他可能还着迷于杜松树的神话传说或忠实的海因里希的故事,但到了今天,出于对他的那位蛊惑人心的主人的忠诚和担心,他竟然有了一副铁石心肠。

我沉陷在这个深渊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在这42个月中,我满腔仇恨,睡觉前内心里充满了仇恨,睡醒了心里仍然是仇恨。我感到自己是被一群歹毒的猴子包围的囚徒,这种感觉让我窒息。我绞尽脑汁也无法解答一个永恒的困惑,这个民族在几年前还专横地守护着自己的权利,可现在却能糊里糊涂地追随那个昨天的流浪汉,而且是不知羞耻地追随。

我最近见到了希特勒,地点是在泽布鲁克(Seebruck),他坐在一辆有装甲保护的轿车上悄悄地缓慢驶过,轿车的前面有骑摩托车的武装保镖提供进一步的保护:他脸上的肉像果冻,脸色是矿渣灰色,圆面孔长着一对忧郁的黑眼睛,就像两粒葡萄干一样。他的这张悲伤的、无聊的、跟偷来一样的脸庞,如果放在30年前最黑暗的威廉皇帝时代,根本无法当官。如果这张脸坐在大臣的椅子上,开口发布命令,不仅首相府里的高官不会听他的,就是看门人和清洁女工也不会听他的!

——

10:我不知他是否真地预言了这个世界将会出现非理性的潮流,但这股潮流确实出现了。我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的没落”,其实真正没落的只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这400年来所创造的世界。然而,在他追求自己的学问的过程中,他陷入了对重工业寡头的依赖,而这依赖已经开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是他命中注定的。我至少有一点不如他,我不知道如何把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22年出版的《衰落》第二卷中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基督世界的预见力,与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技术治国的理念混合在一起。他是个悲剧,虽然他有极高的智慧,要我说就是那种喜欢恶作剧的老师的坏智慧,但他的智慧让他不相信众神,且更加不相信上帝。大约在1926年的时候,他的信徒开始离他而去,因为他与当代的德国同流合污——不是纳粹,没有人比他更恨纳粹,无论是躺下,或梦中,或醒来,他都在恨纳粹——而是鲁尔那边的军队商人,这些人在帝国垮台后成为了国家的真正主宰者,他们很高兴满足斯宾格勒对生活格调的追求,他的生活格调,虽然有一部分贵族的成分,但不知何故也包含了享乐主义的成分。他的早期工作所表现出的不断上升中的思维力,在他的饭桌上堆满了工业寡头提供给他的法国勃艮第产的佳酿后就突然消失了——我说的不是圣安东尼,而是蒂森(Thyssen,钢铁寡头)和霍希(Hosch,汽车寡头)。 所以,斯宾格勒是被自己的享乐主义倾向给欺骗了,被美味的佐料给欺骗了,被他姐姐的厨艺给欺骗了(他姐姐为他把持家务)。给纳粹编辑报纸的人,过去是有特殊经历的小学教师,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尉,这些军人在战后什么事都没有做。纳粹的这些编辑们都兴高采烈地认为斯宾格勒转变为跟他们有一样的思想了;他们还认为剩下的反对派人士会一个接着一个地转变。斯宾格勒的《决胜的年代》有两部,第一部使他成了一名殉教者,他的第二部目前存在瑞士一家银行的地下室,正在等着复苏的时刻,我们都盼望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 14:。这个政权的风格,就是把道德当作累赘。他在不久之后被调到了柏林,而且职位还升了。升了官后,他宣布德国人今后不能单独出国,而必须一起组团出国,这样就能释放“组织给人带来的愉快”。因此,我们失去了仅有的个人自由,完全变成了这支游牧部落里的囚犯,统治这支部落的是几只恶毒的“猴子”(指纳粹党——编者注),他们在三年前获得了统治我们的权力。 我最近与一个很有见识的人谈起了纳粹夺权的事。他说这件被人们称为“德国革命”的事,其本质就是勒索。他的故事如下: 老兴登堡是个穷光蛋。他想在离职前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让自己的儿子奥斯卡接管自己的生意。奥斯卡把钱投在股票市场,但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他欠了1300万马克的债。为了还钱,他参与了“东部免除债务运作”——我相信他父亲不知道这些情况——纳粹在1932年发现了这个秘密(布鲁宁内阁倒台可能与此有关)。希特勒的人得到罪证的复本,这等于是鞭子在手了。 兴登堡一直不想见希特勒。据报道,他可能真的说过那句话,“我甚至不想让那个下士去做邮政局长,就更不用说让他去做总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军队里做信使。)但到了1932年夏季,兴登堡已经变得身不由己了。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当普特姆帕(Potempa)发生残杀共产党人的案件时,希特勒厚颜无耻地发电报祝贺,但兴登堡作为国家元首岂能一言不发? 到了1932年底,德国国会开始调查东部股票免除债务的事,兴登堡在纽德克的地产浮出水面。兴登堡集团感到十分忧虑。这时又爆发了柏林大游行,冯·巴本内阁变得更加顺从纳粹的“解决方案”。希特勒判断现在可以施压去获得总理提名了。 这个故事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是吻合的。格里哥·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这个人,在罗姆暴动中被杀,他在1932年11月曾经向我暗示过同样的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兴登堡要与纳粹在冯·巴本的别墅中召开秘密会议。冯·施罗特夫人(Schrǒter)担任双方交谈的调解人。自从运输工人罢工之后,冯·巴本一想到自己妻子和财产的安全,就害怕得发抖,他在这些人面前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 这最终还能解释另一个被否认的幕后事件。冯·施莱歇(Schleicher)是整个事件中的另一个阴谋人物,他在与老总统分裂后,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逮捕了奥斯卡·冯·兴登堡,并囚禁了他一晚上。据说,冯·布雷多(Bredow)将军是指挥这次逮捕行动的军官。一年半后,他与冯·施莱歇一起在罗姆暴动中被杀。 因此,我们之所以陷入目前的极度悲惨境界,似乎是因为兴登堡在股市投机失败后被人勒索的结果。 —— 20:德国的议会制度也有责任:只要这个国家认同这个政治体制,我们就只能容忍这个体制制造出的混淆、动乱、政治迫害。确实,德国现在需要一个主宰者。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受那个额头留着一缕马鬃的流浪汉来领导。 —— 21:罗姆死的时候很勇敢,在对监狱的咖啡质量提出一番抱怨之后,他像一个战士那样慷慨赴死了。戈培尔(Goebbels,纳粹的教育与宣传部部长)和他手下那帮人散布的那个版本说罗姆躲在床下,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个谎言而已,这是恶毒的、怯懦的,因为死人是无法站出来反驳他们的诽谤的。他们在撒谎方面颇有天分。总有一天他们会受报应的,谁也跑不了。 威利·施密德(Willi Schmid)也在罗姆暴动中被杀了,他是《慕尼黑日报》的音乐批评家——你可以说,他是因为疏忽而被杀的,因为杀手不幸认错了人。似乎纳粹是在电话簿里找他们想找的施密德,他们在误杀了一串“施密德”后,才杀死他们真正想杀的那个施密德。这就是他们常说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72岁高龄的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也被杀了,不是被枪毙的,而是被党卫军队员在马里昂巴德旅馆的院子里踩死了。 罗姆暴动这件事,非常奇怪,其意义也深远得难以预测;一旦真相有机会披露出来,肯定能让大家感到战栗……我听说希特勒本人在巴特威斯浴场发动了印第安人式的奇袭,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政敌,而且其中有一个对手还进行反击。那人被气得大喊大叫,挥舞着手枪,沿着楼梯往楼下追希特勒,希特勒最后跑到地下室,躲到一扇铁门后面才幸免于难。我们这个新政权曾经有过如此悲剧的开始,真让人感到亲切,日后肯定有“好结果”! 我正在写一本有关16世纪再洗礼派教徒在明斯特(Munster)建立一座城市国家的书。同时,我也阅读了一些与我同时代的人对“天国”的描述,这些人的描述让我感到震惊。在所有方面,甚至于极其荒谬的细节方面,那个城市国家与现在的“天国”都很相似,以致让我感觉建设城市国家是我们持之以恒的目标。与现代德国一样,明斯特城市国家把自己与文明世界隔离开来;像纳粹德国一样,它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里是极为成功的,似乎战无不胜。然后,突然有一天,出乎意料地,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能让它崩溃…… —— 23:就我们而言,那贫民窟里生出来的私生子,却变成了先知,他的反对派被瓦解了,世界对我们既惊奇又不解。在我们中(最近在贝希特斯加登发生了一件事,疯狂的妇女抓起那位漂亮的流浪汉脚下的沙土,吞下肚里),过度狂躁的妇女、教师、叛变的牧师、社会渣滓、外来人口竟然变成了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我不得不删除一些类比,否则我会变得更加危险。在明斯特,被一层薄薄的意识形态佐料覆盖着的是邪恶、虐待狂、不可理喻的权力欲,无论是谁,只要不接受新的教条,马上就会被处死。希特勒在罗姆暴动中扮演官方刽子手的角色,就如同明斯特的博克尔松一样(Bockelson,明斯特城市国家的国王,实行共妻制度,他一人就娶了15位妻子。他子1536年1月26日被处死,尸体放于笼中示众)。与我们一样,博克尔松颁布了苛刻的法律,用以控制可怜的平民,但他和追随者们却不必遵守。博克尔松周围都是保镖,没有任何刺客能接近他。与我们一样,明斯特的街上有群众大会,人们必须“自发地做贡献”,反对的人就会被放逐。与我们一样,明斯特的群众被灌输了毒品:举办民间节日,建造毫无用途的建筑物,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街上的群众有时间去思考。 跟纳粹的所作所为一样,明斯特派遣自己的“第五纵队”和说客去周围的国家搞破坏。事实上,明斯特主管宣传的杜森施努尔(Dusentschnur)走路就跟戈培尔一样地拐,历史是个笑话,花费了四百年的时间才培养出两个一模一样的的人:许多与我一样熟悉我们“撒谎部长”诡辩能力的人,都劝我不要把这点写进我的书里。于是,在中世纪和现代世界之间出现了一个强盗国家,他们用谎言作为建国的基础,威胁所有的现实秩序——我指的是德皇、贵族以及各种早就建立好的关系。设计这个国家的人是一群具有疯狂权力欲的暴徒。还有几个类似的例子有待观察。在1534年围攻明斯特的战役中,人们被迫吞自己的大便、吃自家的孩子。这样的事有可能再次发生。希特勒和他周围那些马屁精将不可避免地遇到相同的结局,就跟明斯特的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Knipperdolling)一样。于是,在我们的大教堂上,哥特式的怪兽猥亵的后背伸到空中,这怪兽长着鹰钩鼻和有爪子的脚,代表着所有的丑恶;还有举着鞭子抽打基督的家伙,为的是维持法律,这不可避免地让人感到可怜…… 现在假定所有这些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的东西,在清除疮疖的脓血时喷发出来会怎样?假定这底层世界里的东西被撒旦释放而喷发出来,那潘多拉盒子里的恶毒的精灵逃逸出来又将怎样?这难道不正是明斯特所发生的事吗?实际上,明斯特人在事发前和事发后都是很保守的。这是不是能解释德国目前发生的所有情况?从希特勒的统治开始的那一天起,不仅天气变得恶劣,夏天大雨不断,庄稼被毁,奇怪的爬行动物折磨着这个古老的地球,而且一些诸如你我、对错、好坏、上帝魔鬼这样重要的概念都出现了混淆,这是一场与明斯特的变故非常类似的严酷的、巨大得难以估量的宇宙大动乱,但平时守秩序、勤恳劳动、热爱美好生活的德国人,竟然接受了眼前的这一切。 我最近恰巧去了一趟明斯特,参加了官方举办的一次庆祝活动,如今这类活动天天都有。庆祝活动中,有吹大喇叭的,也有敲大鼓的。平时我都是住在火车站旁边的旅馆里,但这次那里没有空房间了,于是我在老城区找到一处可以睡觉的地方,对面就是一所学校,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正好住在里面。 我看到他们中有个男孩子,放下背包,走近空旷的教室。他在教室里四处张望,最后看到了讲台背后墙上挂着的耶稣受难像。这时,我看到他稚嫩的脸因气愤而变了形。他上前把这个德意志大教堂和巴赫《马太受难曲》供奉着的神圣标志从墙上扯下来,扔到了窗户外面去了…… 他嘴中还大声叫喊道:“滚吧,你这肮脏的犹太人!”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我听说了多起孩子在政治上谴责父母,并用斧子砍父母的事件。我不相信这些孩子天生邪恶:就拿昨天破坏耶稣像的孩子来说,昨天他可能还着迷于杜松树的神话传说或忠实的海因里希的故事,但到了今天,出于对他的那位蛊惑人心的主人的忠诚和担心,他竟然有了一副铁石心肠。 我沉陷在这个深渊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在这42个月中,我满腔仇恨,睡觉前内心里充满了仇恨,睡醒了心里仍然是仇恨。我感到自己是被一群歹毒的猴子包围的囚徒,这种感觉让我窒息。我绞尽脑汁也无法解答一个永恒的困惑,这个民族在几年前还专横地守护着自己的权利,可现在却能糊里糊涂地追随那个昨天的流浪汉,而且是不知羞耻地追随。 我最近见到了希特勒,地点是在泽布鲁克(Seebruck),他坐在一辆有装甲保护的轿车上悄悄地缓慢驶过,轿车的前面有骑摩托车的武装保镖提供进一步的保护:他脸上的肉像果冻,脸色是矿渣灰色,圆面孔长着一对忧郁的黑眼睛,就像两粒葡萄干一样。他的这张悲伤的、无聊的、跟偷来一样的脸庞,如果放在30年前最黑暗的威廉皇帝时代,根本无法当官。如果这张脸坐在大臣的椅子上,开口发布命令,不仅首相府里的高官不会听他的,就是看门人和清洁女工也不会听他的! 如今怎样?我听说希特勒最近否决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德国陆军司令官凯特尔(Keitel)提交的,但希特勒不满意,于是就把一个铜花瓶向将军的头部砸了过去。这难道不是一个落入令人感到耻辱的污水坑里的民族会做的事吗?“他们只能那样做,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这是我在明斯特16世纪编年史中看到的 V-我既不是个超自然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虽然有许多预感,但仍然是时代的小人物,但我坚信我看到的东西。然而,我心里有一个可怕的困惑,我不断回顾我所看到的,但结论都是一样的: 我所看到那个由一群马穆鲁克 (Mameluke,1250—1517年间统治埃及的军事阶层,原为土耳其奴隶,1811年该阶层被摧毁)守护着的人,跟撒旦一样的,有人形,但不是人。 他是个鬼怪故事中的人物。 我见过他几次——但不是参加他召开的会议。第一次是在1920年,地点在我朋友克莱门斯·冯·弗兰肯斯坦(Clemens von Franckenstein)的家里,他的家后来成为伦巴赫别墅。根据男管家的说法,来的人中有一个人强行到处乱闯,闹了足有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希特勒。希特勒设法获得了一份邀请函,他假装对舞台设计感兴趣(克莱门斯是大戏院的总监)。希特勒很可能觉得舞台设计跟他的从前的职业室内装修是差不多的。 这是他第一次进这栋房子,他背着吉他,带着一顶邋遢的宽边帽子,手拿着马鞭。他身旁还有一只牧羊犬。从戏剧效果看,在冰冷的大理石墙壁和哥白林挂毯的映衬下,他就像一个牛仔,穿着皮马裤,带着马刺,坐在巴洛克式的祭坛的台阶上,旁边站着一匹小马。他坐着,好像是个服务生领班——那时他比较瘦,饥肠辘辘的样子——看到一位真男爵在面前,他似乎很有兴趣,但显得拘谨;有敬畏感,只敢把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但他的腰是直立的;无论主人怎样优雅地嘲笑他,他似乎并不介意,却像一只狗在啃生肉一样,贪婪地侧耳倾听着每个字。 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他滔滔不绝地说开。他在说教。他对我们讲话就像一个军队里的牧师一样。我们一点都没有反驳他,甚至连一点不同意见都没有,但他对我们却怒吼起来。仆人以为我们受到了攻击,赶紧进来保护我们。 他走了后,我们默默地坐着,感到很困惑,一点都不高兴。大家的情绪是沮丧的,就好像乘坐火车时包厢里坐着一个神经病人一样。我们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最后,克莱门斯站了起来,把一扇巨大的窗户打开,让温暖的春风吹进屋里。并不是我们这位严厉的客人身上不干净,让屋里充满了异味。实际上,巴伐利亚乡下的房子里总是有异味。那股春风,实际上是赶走人们心中的压迫感。不是屋里的那个人身上肮脏让人们有压迫感,而是某种其他的东西:一头怪物携带的那种肮脏的本性。 我经常去慕尼黑军械库骑马,然后去罗温布劳凯乐吃饭:在那里,我第二次见到了希特勒。他这时不再担心会有谁来打扰他,所以没有像他在弗兰肯斯坦家那样连续地用马鞭抽打他的靴子。我一眼就看出他上次那种紧张情绪没有了,这使得他立即便能开始长篇的讲演。我骑马已经很累了,所以饿得想立即独自大吃一顿。然而,他却把他的那本政治书的所有陈词滥调都浇到我的头上。他把自己的教条和盘托出,我在这里就不累述了,未来的读者肯定会感谢我为你们节约了时间。这是因为这个小男人的狡诈本性,德国外交政策变成了一系列的合法行窃和一系列有领导的盗用、伪造、违约,而所有这一些都是为了让教师、官僚、速记员满意,这些人构成了这个政体的真正支持者和堡垒。在这些人眼里,这个小男人成了真正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治家。 当他激昂地说话的时候,一律油乎乎的头发会垂落在他的脸上,看上去就跟骗子一样。我感觉他在本质是愚蠢的,与他的亲信巴本的愚蠢是一样的——这就如同在买卖马匹时使用政治手腕一样愚蠢。 但这不是我对希特勒的全部印象,他还给我留下过更深刻的印象。每当我想起这次见面,我都感到越发回味无穷,他是在我吃香肠这道菜和小牛排这道菜之间停止了布道,离开了我,他走的时候那副样子就像一个服务员拿了小费一样,而且跟他与兴登堡握手的照片里的样子是一样的——就跟服务员领班手抓着小费一样。 第三次见到希特勒是在法庭上,罪名是在一次政治集会上制造混乱:那时他的名声已经超出了慕尼黑的范围……我看到他走进旅馆,此时他是个名人了。在法庭上,他似乎在向一名负责审讯但级别很低的官员求情:那副样子就像入狱过几次的人一样。另有一次,他估计自己会被赶出旅馆,于是随着一名背影僵硬的看门人一起去找旅馆经理要求赊欠。 自从第一次见到他之后,他在20年的时间里飞黄腾达了,但我对他的印象却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丝毫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没有快乐可言,他恨自己。他的投机主义、他渴望成名的巨大野心、心比天高的虚荣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掩盖内心因巨大的精神创伤而产生的痛苦。 还有一些细节可以披露。厄纳·汉夫施滕格尔(Erna Hanfstaengl)比我更了解希特勒,她说希特勒越来越怕鬼魂。她认为他是害怕被他谋杀的那些人的鬼魂,所以他不敢在一个地方住很长时间……与此很类似的还有一件事,希特勒每天晚上都要去他的私人电影室,要一部接着一部看6部电影…… 这可能是真的。这些事加起来印证了我对希特勒的判断。我甚至认为不应该从道德角度去评判他——他连“大罪犯”的称号都不配。除了在报纸上,如果德国政府再建立起一个大广播电台,宣布他是最大的艺术家,设法满足他的无止境的虚荣,我相信他会变成一个无害的追梦者,根本不会想到要去放火烧毁整个世界。 不,我不认为他是个波吉亚式的人物(Borgia,曾经担任过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枢机主教,是个令人恐惧的野心家、阴谋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以他为原型写下传世名作《君主论》)。我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具有乱七八糟欲望但又受到压制的窝囊废,被历史所愚弄,被给予了像希腊民主领袖克里昂(Cleon,早年反对伯利克里受挫,伯利克里死后,他掌了大权,竭力纠集古希腊城邦反对斯巴达,却以失败告终)一样的权力,在一段时间里让他掌控一下社会这台巨大的机器。我认为这个可怜的魔鬼,来自史特林柏(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笔下的肮脏地狱,他与历史上的博克尔松一样,趁着民族的脓肿爆裂之际,代表着大众被禁锢着的黑暗欲望——他就像明斯特的前辈一样,是从德国神鬼故事中跑出来的人物。 后来,我有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希特勒,时间是在1932年秋天,当时德国已经陷入狂热之中。我和弗里德里希·冯·慕克(Friedrich von Mucke)一起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饭店吃饭,这时希特勒走来进来,他走过餐厅,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就他一个人,没像往常那样带着保镖。这位德国的大人物,坐在那里……他感到我们正在用挑剔的眼光观察他,他感到不舒服。他的脸色阴沉,就好像一个小官僚走进了一处他不该进的地方,但既然进来了,他就要获得公正的服务,他“要得到那些绅士们得到的服务……” 他坐在那里,样子像是个新涌现出来的成吉思汗,或是个滴酒不沾的亚历山大,或是个没有女人陪伴的拿破仑,或是个雕像般的俾斯麦。如果他吃一顿俾斯麦的早餐的话,他肯定要在床上躺四周的时间…… 我是开车去镇子上的,因为在1932年9月的时候大街上已经安静得不太安全了。我身上有一只装着子弹的左轮枪。在那间几乎是空荡荡的餐厅里,我本可以轻松地射杀希特勒。如果能预见到他未来会发挥丑恶的作用,让我们受难那么多年,我肯定会二话不说就杀死他。但我认定他是个喜剧人物,所以没有开枪。 但我其实帮不了太多的忙:我们的最高殉难委员会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希特勒在那个时刻乘坐火车,火车将会被出轨。当他死期到的时候,在任何地方的所有方向都会有取他性命的行动,甚至是他意想不到的地方。有许多要刺杀他的谣言。已经有许多企图失败了,而且未来还会有失败。这些年来上帝似乎睡着了(这是一片魔鬼猖獗的土地)。俄罗斯有一句格言: 如果上帝愿意,扫帚也能当枪用。

——

42:又有一桩政治丑闻传遍了整个德国。普奇·汉夫施滕格尔(Putzi Hanfstaengl)是慕尼黑著名出版家族的继承人,在失宠前是纳粹对外新闻宣传的主任。事情发生得很快。在2月的一个早晨,他登上一架去往西班牙的飞机,飞机在天上转了好几个大圈子,显然是想把他抛出机外,但没成功,于是迫降,迫降的地点在图林根州的森林里,当时是暴风雪天气,温度零下10多度,他本人仅穿着西装。回到柏林后,他发现自己的办公室——德国对外新闻办公室——被关闭了。英国驻德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Eric Phipps)爵士,帮助他逃亡到了英格兰。这位英国大使在罗姆暴乱中曾为布伦宁(Brunning)和特雷维拉努斯(Treviranus)求情。 据说之所以要用如此不寻常的办法迫使汉夫施滕格尔辞职,是因为他大肆批评了德国对西班牙的外交政策。此外,他的电影公司侵犯了戈培尔的地盘。另有一个故事说他在巴黎的一间咖啡厅里喝醉了,有人听到他说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1936年6月,苏联进行“肃反”期间,图哈切夫斯基因被指控犯有“间谍和叛国罪”而遭处决)与希姆莱(Himmler)之间的联系,这最终导致阴谋败露。如今他已经去了英格兰。无论详情到底如何,反正几周前,我和他在慕尼黑的女王餐厅一起聊过天,我认为他是个有礼貌、有教养的人。由于他知道的秘密比较多,特别是有关德国国会纵火案的事,柏林非常害怕他。汉夫施滕格尔的母亲已经有80岁了,但仍然被送到伦敦去把他带回来。她随身携带着德国政府的保证书,以及戈林的不追究责任的特别保证。 不追究责任?汉夫施滕格尔与德国的经济联系密切,他的财产都在德国,德国政府可以采取任何行动处置他的财产。因此他母亲去了伦敦,但儿子不愿继续玩游戏,并说他知道希特勒和戈林承诺的真正价值。这件有教育意义的小事仍然悬而未决。 我和安若·雷希贝格(Anro Rechberg)去普奇的姐姐家吃早餐。他姐姐厄纳救过希特勒,当年希特勒在统帅堂搞政变失败,就是藏在厄纳家里,所以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女施主”。此时,这位女士正在生戈培尔的气,她跟他有私人恩怨。让她气愤的是一件旧事,人们只是知道个大概。 1933年秋天,她住在慕尼黑东部的一栋孤零零的别墅里,其位置在博根豪森(Bogenhausen)郊区的边缘。当她不在家的时候,似乎有人私自进入了这栋房子。她找希姆莱投诉这件事,但希姆莱告诉她,下命令的人地位极高,她无法获得赔偿。他还告诉她,行动的目的不是要拿走她的信件,而是她的性命。他拒绝继续介入这件事,催促她快点搬进城里住。她接受了建议。如今,她告诉我,下命令的高官是戈培尔先生。戈培尔下令搜查她的别墅,是为了找到希特勒写给她的信件,这些信件如果流传到海外,不利于戈培尔的主子希特勒本人。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说明我们的帝国大主管正努力向这位慷慨好施的妇人求爱:厄纳·汉夫施滕格尔,与希特勒不同,她是个典型的慕尼黑的巴伐利亚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德国。 我们在厄纳·汉夫施滕格尔家,见到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她是一个介于天使与肥皂广告模特之间的人物。她的名字叫尤妮蒂·米特福德(Unity Mitford),她在希特勒的度假地奥柏萨尔斯堡有固定的住处。她的使命是成为德国女王,以便在德国和英国之间进行媾和。 预祝这位伟大的妇人和希特勒一帆风顺。 就在这个时期,我来到了柏林——按照官方的说法,柏林是勤奋、运动、完美的中心。以我卑微的见识,我倒觉得柏林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不停运作着,但什么都没有生产。 我不相信柏林的一切。我听说过柏林人能“手脚并用打电话”,还听说过他们未来三个月的“会议日程表”精确到每分钟的时间。我了解他们所谓的“不惜任何代价进行生产”的方式,那实在是一种绝望,因为他们追求的并非是真正的美国精神。他们把生活看作是一个大兵营,这让整个世界感到厌恶。只要这个国家仍然把这座城市看作是国家的标志,德国的外交政策就会是从一个失败走下另一个失败。 我不相信柏林人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他们歇斯底里地制造动静,这也许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内心的空虚缺乏认识。我认为他们就是在造假欺骗,把女招待监工变成总监,把后院的小房子变成花园的亭子,把一次如何欺骗顾客买汤粉的交谈变成一次“会议”。 我相信在柏林真正具有效率的是柏林东部有轨电车的司机、邮递员、货车司机。我信任出租车司机,当我告诉他我要去的地方,他会通知你大约的车费,并建议你去乘坐高架铁路,显露出普鲁士人传统的节俭精神……我不仅相信柏林脾气暴躁看门人的话,还相信写在挥舞长剑的冯·布吕歇尔(von Blucher,1742—1819,普鲁士元帅,曾经指挥过数次重大战役,以积极进攻的指挥风格著称)的雕像基座上的那句幽默的话: 这个地窖里只能躺一个人。 我不能接受的是这里在过去90年来形成的干腐……这些带着太阳镜的女人、她们像船帆一样宽大的后背、她们巨大的乳房、她们宁愿做男人玩物的态度……这些手拿着会议预约簿的总监们——总之,我无法接受的是这里的过于殷勤而显得繁忙的气氛,你看,无论是簿记员,或是专利员,或是彩票销售员,他们都拿着安装着大使馆专员用的三个锁的公文包,而手里却举着三片干瘪瘪的奶酪夹心面包。 柏林最有特点的东西就是欺诈:只求实现功能,不求质量有保障,不求运作平稳;机械学徒工们,刚刚学会精确的制造,就马上宣布已经成为了全面发展的发明家或建筑师:流线型的小汽车内配着假皮,交通信号灯都能亮,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念用高标混凝土建造桌子和床铺,这些新东西与过去“浪漫的”旧东西相比,其实极为不实用。再看看其他几样东西: “发展中的经济”,垃圾被称为“半成品”;人造羊毛西装,既不暖和,也无法清洗;法本公司依靠可怕的生产工艺用硫磺和糖制造出的蛇毒,放在玻璃瓶中销售,就跟柏林西区随处可见餐厅里卖酒一样:这种东西看上去和闻起来,都跟真酒一样,有酒的黏性,有味道,但极为便宜,在一场酩酊大醉后很难清醒。 不,我不相信有多少城市会像柏林这样把时间花费在无用的官僚机构重组上。我不喜欢他们在反驳你的时候,总是先说一句开始于“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前缀。我不喜毫无目的的聊天,不喜欢他们的武断。 最近,我遇到一位名气好、能量大的电影编剧,他说,“我受邀去巴贝尔堡(Babelsberg)展示我的电影脚本,我看到一张绿色的桌子周围有七个老绅士,显然血压都高,面前的桌子上都摆着药丸瓶。这几个绅士对我的脚本都感着迷。当我们就要达成协议的时候,阴影里跳出来一个戴着牛角眼镜框的助理剧作家。这家伙非常清楚自己无足轻重,便鸡蛋里挑骨头,借以证明他配拿每个月300马克的工资。” “那家伙说,脚本固然不错,但有几个场景有问题,比如有一个可能冒犯德国壁纸制造商协会,而另一个场景的对话,让没有上过中学的居民、公务员、速记员都无法理解。无论怎样解释本意,都说服不了对方。那几个毫无生气的老绅士也受到启发,开始证明自己也配拿更高的工资,于是每个人都开始绞尽脑汁说一段自己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此后的几周时间里,又开了好几次烟雾缭绕的会议,还打了许多通电话,还进行好几次早餐会,接着又是几次会议。至此,巴贝尔堡摄影棚的所有作者都知道了几个脚本。最后,这个脚本简直变成了一个垃圾堆。新版的脚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所有自然的联想,偏好一种超级聪明的人工制品。根据那个‘不能把简单事办复杂’的原则,剧情变成是要飞向月亮。” “最后,参与讨论的各方觉得应该去休假了,可脚本此时臃肿得快要崩溃了。于是,大家赶紧反思,终于发现了一个“简单、可信、完全令人满意的”方案——其实那就是原来的那个脚本。” “事已至此,大家都相互道歉起来,还温柔地拍拍后背,或许还微微带着些尴尬。不幸的是时间被浪费在无用的讨论中了——供拍电影的时间一共是三个月,现在四周没有了,剩下几周必须疯狂地工作才行。” 这就是柏林吗?柏林在过去60年里难道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运作的吗?柏林的工业、艺术、政治难道也是这个原则的产物吗? 最近有一位参谋官告诉了我1917年夏季他们在巴尔干前线的经历。“那是七月的一天,”他说,“我们面临非常紧张的形势,有的时候都不能肯定我们能坚守阵地。那天在早餐的几分钟时间里,我被叫去接电话:总参谋长来电话了。我听出是鲁登道夫的声音。话筒里的声音特别清晰,这让我很吃惊,因为距离很远,途径孚日山脉、多瑙河、莱茵河、巴尔干地区的山脉。尽管如此,我仍然听见那话筒里的声音问:‘你那边有草莓吗?'” 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上级这话意思。我有些疑惑,不知道他是在问我们节俭的早餐的菜单。或者他有什么其他意思。最后,在经历了一阵痛苦的困惑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他的意思。 他听说我们这块地方非常适合种植草莓。由于他很担心德国的经济,同时不让德国士兵闲着没有事情做,他想到可以让我们种草莓,而销售草莓的收入能增加德国的外汇收入。由于我们的作战压力很大,所以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没有用——他就是想要草莓。 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我们赶忙从前线撤下部队,去做种植工作。我们做这项工作时,内心充满了疑虑。为了弥补前线出现的缺口,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按照他要求的面积种植草莓,第二年获得了好收成,他计划把草莓保存在柏林,然后卖到国外去。草莓的质量是一流的,但运到柏林后全腐烂了,发酵了,发霉了。草莓是通过繁忙的铁路运输的,铁路的运输负荷很大。最后,所有草莓都被丢弃了。 今天,我与告诉我上述消息的人一起在安哈耳特大街的意大利餐厅聊天,看到四个救世军的高级军官对餐厅的老板和侍者大吵大闹,这位老板就像威尔第歌剧中的一个人物不敢说话。由于刚签订的德意协定,所以他们的吼叫中不断出现“合作”这个意大利词,他们唯一知道的意大利词——与此同时,我身后又发生了另一起在声学效果上丝毫不弱于第一起的事件。两个柏林的资产阶级妇女吵起架来,原因是一个女人放在椅子背上的大衣给蹭掉了。就在她指责大衣是另一个女人故意给蹭掉大衣的时候,那几个勒斯侍者只是咧嘴笑着看。另一个女人尖叫道,“请原谅,夫人!我是个德国女人!” 这样的事柏林也出现了。 眼前的这一切就跟一架空转的磨盘无休无止地转动着,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安哈耳特大街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房子是战前大批量营造出来的,简直就是垃圾,墙壁跟我的手指一样薄。我住四层,夏天的高温烤得我难受,如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比平时说话大一点的声音说,“太热了,”我敢肯定一层会有一个操着巴尔干口音的男中音用油滑的腔调说,“我这里很凉快。” 这就是发生在柏林的事。这座城市是按照公式和模型建造的。能在这里繁荣起来的只是数字、队列、公式、图案。可这样的繁荣,实际上就是令人厌恶的匮乏,它与形式简单无关,而是掩盖了低劣和愚蠢。弄虚作假是这片土地的座右铭。据说腓特烈大帝的精锐部队的士兵穿的不是真马甲,而是缝在衣服上的三角形红布。无论这个故事真假,我看类似的三角形红布到处都有,有大的,也有小的。好做表面文章在这个国家是根深蒂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掠夺人家的强烈欲望——这才是贱人的根本特征。 “德国从来不知满足,既不注意形式,也没有品位,对幸福生活缺乏理解,德国人只有一个野心:再多得到一点。等获得的东西用都用不完时,就把东西放在旁边,谁来碰一碰,我们就大呼小叫!德国是陆地上的海盗,而且是一边掠夺,一边大唱感恩赞美歌。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缺少能写在旗帜上的铭文。” 这是一拥抱莱茵联盟的知识分子的说法吧?这是巴伐利亚主义的宣言?不,这是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普鲁士之歌》,他被认为是柏林市民之一。我把他的歌引用在此。我也是个老普鲁士人,但我的母亲是奥地利人。 我想到了我家的历史。我爷爷(汉姆生说,“他是你爸爸可能像的人。”)是一个保守的、有文化的人,过着冥思苦想的生活。他阅读德国哲学家加尔夫(Garve,1742—1798,他曾给民意下的定义是:“民意,是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每人反省或实际了解某件事所得到的判断后,许多人的共识”)、地理学家洪堡(Humboldt,1769—1859)的书,在50岁时退休了,悠闲地把余生用于打猎和钓鱼。他是真正的保守派,一个真正的容克贵族——相当有教养,到各地去旅游,对所有夸大之词都怀有疑心——就是霍亨索伦家族人的嘴,他也会表示怀疑,他会像东普鲁士人一样嘲笑那个家族的人是“纽伦堡人”。 巨变发生普法战争那一代人中,他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但不幸也跟着来了。普鲁士人跟工业和金融寡头形成了强大的联姻,于是这些寡头就能对政府施加从来没用过的强大影响。历史上,英格兰在维多利亚时代出现过这种情况,而法国发生在王朝复辟时期。这味药,被英格兰吸收了,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但法国吃下这味药却受到了伤害;对德国来说,所受的伤害是致命的,因为德国的经济基础是田园诗一般的农业。1853年,俾斯麦站在1840年普法战争阵亡将士墓前,他甚至“无法原谅这些死去的人。”然而,他在凡尔赛镜厅胜利后的18年里,把民族自由主义变成德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他在推动国家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破坏了他亲手创立的这个国家的基础。 我最近读了比洛(Bulow)写的回忆录。在这本写得很粗犷的回忆录中,他指责俾斯麦的政策没有考虑地理局限,从而给德国带来了悲剧。德国的本质(斯宾格勒的概念)要求必须防止工业和资本的无限制扩张。自从普鲁士寡头娶了工业资本做姘妇后,德国便开始倒霉了,因为那些对健康的德国来说是必备的社会规矩全都被破坏了,德国因此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定式的国家。 从这时起,德国把政策的地理重心放在了海外,外交政策越来越强调出口市场。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就是为“地理”而战……在此之前,人们对德国的状况的怀疑就没有缓和过,比如,在1840年前后,那一代人是在学生俱乐部和扬恩体育俱乐部(Turnverein Jahn)培养大的,把德国的所有精神传统都抛弃了……人们沉迷于梦想之中,特别是日耳曼人繁荣昌盛的梦想,并把梦想都寄托在一代人身上实现,从而造成自然资源无法挽回的破坏,其破坏程度前所未有,同时德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基础也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股票经纪人的哲学,这种哲学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变得相对流行,其结果是阻碍任何对未来的思考…… 在德皇威廉的领导下,我们的社会灾难性地变成一个没有定式的东西:有学识的人去当赛车驾驶员,银行家去培养纯种牲口,骑兵上尉热衷于投资股票……混在大众之中,变得跟大众一样没脸没皮,而想要把鱼目混珠的大众纠集在一起,只能依靠物质主义的大旗……整个社会堕落到凄凉的穴居时代,我认为这预示着自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186—217年,他为增加税收和兵源,给所有自由人以罗马公民权)建立起的文明将会遭受某种破坏。希特勒鼓吹的无阶级社会是个没有四肢的动物。但我相信大自然在最开始就是有定式的,大自然最厌恶没有定式。 我是在柏林的一家旅馆里进行写作的,这家旅馆安静得就跟一门榴弹炮一样。此刻,楼下房间里住着一个妇女,名字可能是道林斯基,她是前面我说过的那类人,正在对着电话倾诉她的离婚细节。窗户大开,所有粗俗的细节就像被直接灌输到周围炽热、静止的空气中一样。最后,无论我是否愿意,我听到了为什么道林斯基要出乎意料地摆脱夫人的怀抱。我听到“游行”这个词,我记起来了,昨天我看到德国女青年联合会在城里游行,游行队伍里尽是罗圈腿和大屁股,奇丑无比,与丑陋的城市遥相呼应,丝毫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等于是在向“舒适和愉快的生活”宣战。 就在我思考着19世纪的巨变时,回忆着女人游行,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就在70年前,德国因富裕而变得愚蠢,竟然同意让普鲁士做组织者和拉皮条者,不仅狗受到牵连,更恶劣的是像道林斯基这样的局面也受到了牵连。普鲁士是靠一片片小土地拼凑而成的。普鲁士永远不想成为一个国家。为了维系这个庞然大物,普鲁士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战争机器上……结果是德国没有中产阶级,没有贵族,没有真正的知识阶层。因此,在冯塔纳所描述的汪达尔人和卡舒布人混合而成的寡头政治集团消失后,立即就浮现出了完全非德国、完全殖民性质的元素,比如,当神圣罗马帝国在建造大教堂的时候,德国人仍然在肚脐附近刺上绿色的蜥蜴文身。易北河在德国历史上是一条具有重要意义的河流,有些鸟类和植物种就是不从左岸越过这条河到右岸去是很有道理的。在易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那些罗圈腿妇人的家乡;在这里繁衍的种族永远呼喊着要更多的东西,集聚着大量受压抑的攻击欲望,是所有撕毁条约、掠夺行径的策源地,希特勒在过去五年里将这些行径乔装改扮成为国家行为——当他把这些行径作为政治家的本性的时候,德国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去质疑他。 这里出生的人,档次差,偏好短期行为。这种偏好导致造假成风,普鲁士国王的巴洛克式宫殿,正面是在泥巴上镀金建成的,这样的要求被认为是实在的、权威的、完全合理的,因为国王有枪做支持。这里永远都有人在喊,“我要更多!我要更多!”。这种偏好导致造假成风,普鲁士国王的巴洛克式宫殿,正面是在泥巴上镀金建成的,这样的要求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国王有枪做支持。兴登堡,被穷鬼奉若神明,社会上有一股巨大的丑陋的崇拜欲,他的雕像竟然建造得比国王广场的树木还要高。在这里,不仅嫉妒他人的才华,还嫉妒他人的财产,突然就能爆发盗窃行为,于是普鲁士人对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崇拜,竟然成为了德国的国教,而且还准备推广到全世界去。如果没人拿着枪反对他们,他们准会去做的。 我想起了那个下士给我讲的故事。他在教堂的门口总是让士兵别坐在那里“浪费时间”,赶紧走个过场出来(从祭台,经风琴,走过牧师,然后走出大门!),这样可以把时间用在其他有用的地方。只要极为唯利是图的国王仍然“以我家族的荣耀”使用国家的军队,这位下士的举止就是能被容忍的。为了发展经济,拿着法本公司制造的武器,穿着人造纤维长袜子和假外套去打仗,在我们这个富裕的世界里,这简直就是令人憎恨的灾害。德国变丑了,变恶毒了,变成了一个灾难中心,每25年来一次,起点就是俾斯麦建立的德国,这个国家是普鲁士的殖民地。 在这里,我触及到影响今日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在凡尔赛宫,普鲁士的寡头们虽然知道自己对奥地利的前途负有责任,但仍然犯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错误,他们肢解了奥地利。可是,如今这些人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此后要做的是普鲁士人带着雇佣兵去执法—— —— 68:很可能是因为有人告发,盖世太保突然出现在神学家特奥多尔·哈克(Theodor Hacker)的家里,哈克保存着一份日记手稿,盖世太保正是为搜查这份手稿而来。一个盖世太保拿起了那份手稿,但恰巧另一个盖世太保提出一个问题,拿起手稿的人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没有看手稿便放下了。可怜的哈克——他原本就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很可能分分秒秒都在为自己的脑袋能否保全而忧心忡忡。 我的几个朋友借机警告我要小心写作。我的写作全出自我的内心需要,不能停止,所以我只能漠视警告,继续写日记,我希望我的日记对记录纳粹时代的历史会有帮助。一夜又一夜,我把这些记录藏在我家树林的深处……我保持着警惕,以防有人监视。我还不断转移藏匿日记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生存状态。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大约四年前离开了德国。我的这几位已经离开的朋友啊,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现在是完全没有法律保护,随时都有被疯子们指控的危险。 想起你们就觉得奇怪,因为我只能穿越太空和横渡大海才能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的声音来自那个至今已经被禁止接触的世界!很奇怪,我又来到几年前我们谈话的地方。我想念你们,即使你们中的大部分是我在政治上的敌人,我也想念你们——哦,请相信我,这里不许表达任何不同意见,必须绝对一致,真无法容忍这里的生活。 不过,如果你们回来,当我们再次相会时,你们将不再认识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逃到文明世界比较容易,难的是留在这个危险的边区村落对野蛮人进行非法的观察。你能理解我们的处境吗?在这漫长的几年中,我们的内心充满了仇恨,躺在床上恨,站起来还恨,在漫长的噩梦中恨——虽然我们眉梢上挂着非法的仇恨,但我们没有法定权利,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开会时每个人都必须喊“希特勒万岁”。等你们回来后,我们还能有共同语言吗?这些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文明的环境里,你们能理解我们过的这种像死一般的孤独生活吗?你们能理解我们由于生活在这充满了悲哀气氛的地下墓穴而目光深邃吗?或许,等你们回来时,会不会在远处就被我们眼睛中喷发出的目光吓坏? 按照1789年的理念建立的世界是怎么一个样子?——那个世界包围着你,仍然是你生活和思想的基础,这是不言自明的道路,就如同螃蟹有保护壳一样,对不对?请理解我:我们知道那段历史——大百科全书运动是个历史过程,这个运动的起点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让人民不信神而去信别的东西——信神曾经是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请不要冤枉我,我不是想厚古薄今,或患有身陷大灾变的幻觉。然而,难道我们现在不是正在经历1789年的最后一个阶段吗?法国资产阶级在1790年就一边呼喊着“国家万岁”,一边暗中夺取国王留下的权力遗产,难道他们不是最不稳定的现象吗?巴尔扎克曾经说过,“总有一天资产阶级会听到自己《费加罗的婚礼》”,难道他不是预见到了俄罗斯和德国的悲剧了吗?圣茹斯特(St Just,法国大革命中涌现出的著名政治家,热月政变中试图为罗伯斯庇尔辩护,被投入监狱,1794年7月28日被处死。)不是在很久之前就预言未来会出现极权主义国家吗?难道不能说吉伦特主义(Girondism,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党的主张,代表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利益)在克虏伯、福格勒、劳士领身上得到了最终的体现吗?他们抛弃了所有规矩,霸占了德国的核心,成为德国社会的焦点——他们是军事化了的吉伦特主义,丝毫不要道德规范,甘愿做信仰的敌人,虽然在战场遭遇惨败,但在意识形态取得了滑铁卢战役一样的胜利。 就纳粹而言,我肯定大家都同意一个观点,纳粹是国家的最大破坏者,这个破坏者总是倾向于采取神秘手段。你们这些我的老朋友,也许会反驳我,但我仍然要说,在近1500年以来,德国一直都没有国家主义,但今天不同了,德国有了国家主义,却失去了国家,因为我们一看到每条裤子上的扣子都印着“德国制造”字样时,我们就会露出喜色。我们都同意,由于全民都处于沮丧之中,所以希特勒被蒂森(Thyssen,19世纪末经营钢铁业发家,被称为“鲁尔之王”)先生及其朋友扶上台,形成了一个由财阀控制的政府,绝望地想把19世纪延长…… 哦,等我们见面时,在否定德国的现状方面,我们肯定不缺少共识!然而,当我们谈论未来时,我们还能有那么多共识吗?由于你来自一个有着现实基础的文明社会,你可能不会理解或者会断然拒绝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 希特勒搞的那套东西,仅是一个症状,代表对世界的一次滑稽的深刻干扰;德国持续了五个世纪的理性主义和自由思想到此结束了;在人类占据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种非理性的新因素。 在我们之前殉难的人能排成长长的一队,我们如何能漠视世界危机的征兆……漠视写在墙上被你认为无法抹杀的人类理性?严密科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这难道仅仅是个偶然吗?这就是为什么万有引力仅是在“广义物理”中是正确的原因?依靠最新光速测量,天体物理学家怎么能把那个昨天还仅是一个小天体的地球,突然变成了宇宙的中心?当哲学家们发现五个世纪后的崩溃即将发生,竟然卑鄙地开始讨论如果真崩溃了,什么东西会在这次毁灭中遗留下来? 我认为人类的精神正在经历着伟大的演化,这会影响地球上的物质生活,如果地球上的居民的道德情操继续恶化,地球就将会被破坏得无法生活,最后将会在某种宇宙的大灾难中破碎。我所看到的不能算是宇宙的大事,而是历史大事:难以计数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将会不可避免遭受一场灭顶之灾,这场大灾难正在酝酿之中,我已经在地平线上看到了大灾难的恐怖和希望。 这场彻底的大崩溃给人的感受呈病毒性扩散,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感受就好像一场巨大的风暴到来前,人内心产生的神秘、恐惧和震颤感。对这群毫无精神内涵的人来说,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生活在巨大的精神真空之中。任何时候,如果人们意识到这种精神真空和可怕的混乱局面,都是会引发大灾难的。因为有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大众只能自甘堕落,挖洞穴躲起来。这对人来说是必须的,就如同猪必须有泥巴一样。但如果明天他们脆弱的蚕茧被风刮跑了怎么办? 我毫不怀疑当代的“罗马皇帝们”生活在类似与罗马帝国相似的精神衰落中。我非常清楚,这些罗马帝国的可怜后裔根本不了解他们所陷入的衰落是无以复加的。在纳粹的炸弹像雨点般落在苦难的西班牙之后,我再次阅读了里尔克(Rilke,1875—1926,著名德语诗人)和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著名德语诗人)的诗作……当我把他俩的诗作放下时,我知道我已厌倦他们的作品了,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我们这几年呼吸的空气中霉变了。我认为,虽然里尔克是个诚实人,能深深地打动人,但他的诗令人疲倦,在形式上走到了尽头;格奥尔格是一场世界性大火中的红色火苗,但显得有点装腔作势。 现在,如果有艺术家说他能写弦乐四重奏作品,或者说能建造出一座不亵渎上帝的大教堂,难道他不是个骗子吗?作为艺术家,我们难道不是站在墙前等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结束我们的性命吗?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世界末日,”他是在70年前的日记中写下的。如今,一群预示着世界末日的骑手闪电般地冲向我们,这难道不是预示我们会怎样彻底失败吗? 不,我不相信地球会在千禧年毁灭。我热情地相信生命有自我恢复能力,我所预见的灾难仅是这个星球所经历的许多次灾难中微不足道的一次。然而,我有个信念,自文艺复兴时代起,生活就对人的身体状态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过去几年来完成了,致使人的肉体和精神越来越不平衡——没有这种平衡,人在地球上就无法生活。 有几个在去年那场神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护理运动员的医生告诉我,在极度热衷于运动的这一代年轻人中,女孩子会有月经紊乱问题,而男孩子虽看上去勇猛无比但都会有性功能失调问题(不仅是冠军,而是普通运动员也一样)。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能更好地说明精神状况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汽油是摩登时代幸福生活的基础,但它却比酒精对人类的腐蚀更甚。 所谓的“大众”由具体的人构成,他可能是穿军装的将军,也可能是大学教授,更有可能是为数众多的车床操作员。大众的数目在爆炸性的增长中,他们的增长破坏自然增长的规律,这种增长从生物学上看是不稳定的,以至只有癌细胞的增长能与之媲美——这样的增长在地球上曾经上演过寿终正寝的一幕。在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繁荣的罗马萎缩成了一个乡下小镇,宏伟的罗马广场几乎淹没在麦田里。 生活方式发生巨变令古人痛苦不堪,但对现今的大众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基本上依靠技术和机械化生存。然而,地球上速记员如今坐得满地都是……大量人浮于事的官僚用分发完全没有用途的调查表的方式去瘫痪那些仍然有产出的生产领域——他们绝对不会住手的,除非原来的市场国家自己也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使得欧洲无法继续输出多余的产品;到那时他们像兔子一样的繁衍方式就无法维持了。 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著名作家)仔细观察了平淡的现实,他发现今日的年轻人把无线电和电动机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这表明这些年轻人已经脱离了现实。他巧妙地引用了科学家魏尔(Weyl)的名言来说明这点。魏尔曾经说过,“只需要一代人的冷漠,就能破坏技术赖以生存的学术气氛。” 种种迹象标明,一个伟大的文明正在走向末路,其最有活力的时期早就结束了,原因是像蚂蚁一样活着的大众根本没有理性,这威胁到了技术存在的基础。难道我们还能继续漠视这个事实吗? 大众购买技术产品时,根本对技术不抱有什么敬意,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对技术中包含的理性劳动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是罗马帝国卡拉卡拉(拉丁语:Caracalla,公元211年—217年任罗马皇帝。颁布安托尼努斯敕令,让罗马公民权赋予全体罗马人民。——编者注)皇帝时代的近亲,他们知道罗马时代是舒适的,但懒惰得不愿去遏止这个时代的分崩离析。 我不相信大众知道自己对技术产品的依赖程度。我认为,当世界走向灭亡的过程开始的时候,他们真想知道的其实是政府安排的德国和瑞典之间的下一次星期日足球比赛是否能按时举行。在我看来,他们的命运已经确定,不可避免。马上就要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结束一切的开始: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的遗产是那个这个星球能自我更新的假说。接下来是X时代,这个时代有一种新生活模式,但就是没有理性。 这样一来,大众群体知道他们的命数已定,于是他们便会去消灭不随波逐流的人。在德国,希特勒的政权就是想维持这种没有不同意见的大众群体,有待被消灭的目标是胆敢坚持原则说“不”的人,这些人给这个政权带来的伤害远较张伯伦软弱的无休止的绥靖政策所带来的要大。我们这一小群人会牺牲,但我坚信我们的牺牲能换取精神的复活。我们在地球上的余生将会是残破的,受虐待的,但我们除了死,什么也不希望有。 我写下这样的文字,心里绝非没有恐惧。我知道说大话的人总有一天要偿还…… 但我们无法回到我们昨天共享的生活中去了。当你回来时,你会把令人诱惑的生活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受了太多的苦,不能不相信所有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都充满了艰辛。地狱之门在我们眼前打开,但并非没有目的,无论谁见过这地狱之门,都再也回不到现实中美好的交际酒会中去了。前面,我描述了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员把十字架丢到大街上,并大喊大叫,“滚吧,你这肮脏的犹太人!”我还讲了有关希特勒的事,描绘他如何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向聚集在一起的暴民展示自己的情况。此后,一些神魂颠倒的女人吞食希特勒曾经践踏过的沙土……哦,这实在是太耻辱了,这些人根本不是传说中的有精神闪光点、动作优雅的反对基督者,而是畜生的粪便,在所有方面都类似于中产阶级的反对基督者…… 哦,人可不能沉沦到这般地步。这群暴民,我与他们的联系仅仅是有相同的国籍,他们不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堕落,还准备随时要求其他人跟他们一样吼叫、一道吞食沙土、一起退化。 回到家里,我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他的书在德国的受禁程度无人可比。我再次阅读《群魔》中的人物——将军妻子的儿子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所说的话: 所有人都成了奴隶,(他们)受奴役的程度相差无几。每个人属于众人,众人属于每个人,这样就实现了伟大的平等。为此,首先要降低教育、科学、智力的水平。只有大知识分子才能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学水平,所以他们没有用。大知识分子总想攫取权力,然后当暴君。他们一心只想着当暴君。他们破坏多,建设少。应该流放他们,处死他们。西塞罗的舌头要被割掉,哥白尼的眼睛要被挖掉,用石头把莎士比亚砸死。打倒文化。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学者了。纪律是第一位的。通向知识之路是贵族之路,所以我们必须破坏它;我们要酗酒、诽谤、监视;我们要把天才掐死在摇篮里。我们都要降低身份去做分母!彻底的平等,绝对的服从,绝对不许有个人风格,教皇在上,我们围着他,我们下面是地狱!……一或两代人的道德堕落是必不可少的;这场堕落是巨大的、卑鄙的,所有人都会变成恶心的、残酷的、自私的爬虫。世界将会遭受一次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颠覆。俄罗斯将被笼罩在黑暗中,世界则为自己昔日的圣灵哭泣……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正确的,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了。这个令人悲愤、充满了诅咒的旧世界就要结束了。 ——

95:如今的德国,一个魔鬼摆脱了束缚——唉,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才能再次把这只魔鬼拴住。 —— 102:我听说了几个能够深深打动人的故事。有奥地利军官自杀了。镇守布雷根茨(Bregenz)的部队在明显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与入侵者展开斗争。镇守萨尔茨堡的赖纳团,具有悠久的历史,看到祖国受到侮辱,士兵们从城堡的窗户中纵身跃下。为什么许士尼格面对这样的好机会没有下令开枪?这时下令开枪,能让世界从令人费解的死气沉沉中苏醒过来。这样卑鄙地蹂躏一个小国,邻近的国家竟然冷眼旁观,耸一耸肩。没有人在最后时刻站出来阻止这样的暴行。似乎人们故意等着看眼镜蛇出洞。 然而,我敢预言这些国家最终会为自己的懦弱被动而后悔。他们将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总有一天要付出代价。这是对和平的巨大破坏,但罪犯竟然逍遥法外,似乎变得比从前更加强大,而我们这些在德国内部的反抗者,因此而变得更加弱小无力。 我们和跟我们有同样思考的人,会不会死在纳粹的机关枪下?而且其中可能还包括奥地利人的机关枪。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要感谢各国政府的冷漠了。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但我仍然要再次问那个问题。五年前,在纳粹夺权的时候,欧洲国家能采取行动,哪怕只是警察采取行动,就能把纳粹这帮坏蛋揪着领子投入监狱。 但各国政府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他们袖手旁观,这使得德国内部无法进行任何抵抗。他们现在干什么?他们仍然在等闲旁观,忙着思考如何不惹希特勒先生生气——这就使得进行抵抗的希望更加渺茫。未来,他们还可以做几件事:惩罚那些用肮脏的交易使得可耻的1933年1月的那一天变得不可避免的那些人;惩罚那些躲在幕后的军人和工业资本家。但有一件事却已经无法做了:德国人已经无力阻拦那个在他们的绥靖政策下变得越来越强大的纳粹政体。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冷漠,德国内部的抵抗力量遭到了破坏。他们是在让德国内部手无寸铁的民众去做那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政府不敢做的事。 —— 104:我是个德国人,我围绕着这片我生活并热爱的土地奔走着。我就是死,也不会离开这片土地。每一棵树倒下,每一片森林消失,我会战栗;每天寂静的峡谷被破坏,我也会战栗;每一条溪流受到这些强盗的威胁,我还会战栗…… 我知道这片土地是有生命的,是世界跳动着的心脏。我崇拜这片土地的心跳,不论这片土地是否被鲜血和污渍所覆盖,但我同样知道那轰鸣声是对正义、真理的否定;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被那轰鸣声所否定。我相信德国这幅漫画是被一只摆脱了束缚的恶猴子涂抹出来的。 你们躲在那里不动,我恨你们:我恨你们假装睡觉。我在死的时候仍然要恨你们、诅咒你们。我要在我的坟墓中诅咒你们,那诅咒将会如幽灵般笼罩着你们的子孙后代。我除了诅咒,没有其他武器可用。我知道诅咒会使我凋谢,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活着看到你们的衰败。 但我知道,如果一个人真心地爱德国,就必须去恨眼前的这个德国。为了看到一个崭新的德国,我宁愿死十次。 写到这里,我的内心犹豫了。马上就要过复活节了,收音机里传来《马太受难曲》的旋律,这仿佛是在嘲笑我。 德国,我的德国……是的,就是这个旋律,这是为我们在唱。 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在我们的头顶上,那些白色的野兽驾驶着低能的机器,向着残忍和罪恶飞去,驱赶走了春天的宁静。我哭了,但不是悲哀的哭,而是气愤和耻辱的哭。 —— 114:然而,所有的征兆都表明,这一次,欧洲仍然会像对待德国进攻奥地利那次一样不会有任何作为。这样一来,希特勒的地位就会更加稳固。对于我们这些不太坏的德国人来说,我们心中尚存一息期盼:期盼着爆发一场战争,把我们从这次“蝗虫灾难”中解救出来。 —— 113:德国,我的意思是说当前这一代人的德国,非常认真地掌握了拦路抢劫的技能,它正处于一种极度不同寻常的心态下。那位所谓的元首的意志成为了宇宙的真理,所有反对派,包括帝国边境之外的反对派,都变成了罪犯。是的,当然有外国牵扯进来,破坏协定不算什么大事,元首想怎样就应该怎样…… 如果大家鼓起勇气,齐声对那个被一系列成功的政治偷窃冲昏了头脑的元首说“不”,结果又会怎样?这会让他猛地发现自己不再是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心,有这样的结果就足够了。只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肯定立即就会从舞台上消失。 然而,所有的征兆都表明,这一次,欧洲仍然会像对待德国进攻奥地利那次一样不会有任何作为。这样一来,希特勒的地位就会更加稳固。对于我们这些不太坏的德国人来说,我们心中尚存一息期盼:期盼着爆发一场战争,把我们从这次“蝗虫灾难”中解救出来。 我与P先生进行过一次长谈,但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他是个商人,而我一直有个看法,国家主义的本质其实根源于商业利益。不过,这也取决于他是否把这个善于诡辩、勒索、诈骗的政府视为合法。自从1933年1月30日之后,我一直无法不把他们看作是罪犯,虽然这个国家形式上现代,但实际上弄虚作假。如果一伙匪徒闯入我的家里,攻击我,虐待我,当警察破灭而入来救我的时候,我难道会抱怨警察吗? 我现在可以证明,用公民投票给予希特勒霸占奥地利的合法性,是拙劣得无法再拙劣的伪造。我家里有四个成人,都投了反对票。此外,我知道镇子上还有至少20个值得信赖的人也投了反对票。然而,根据官方的投票结果,没有一票反对“希特勒的行动”。 到处都能听得到阴谋和刺杀的传言,传言的中心是党卫军的禁卫队和所谓的条顿骑士团(主要由助理药剂师和邮局职工组成)。最近,我在慕尼黑也碰到了…… 像往常一样,我住在火车站附近的那家小旅馆里,当我在三楼的窗前刮胡子时,什么东西从窗前掉了下去,接着传来轰的一声。当我走出旅馆时,发现街上躺着一个人,两条腿大张着,脑袋枕在人行道上,下面有一摊血迹,脑壳爆裂了。他穿着黑色的短裤、白条的睡衣。 路人围了过来,呆呆地看着,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激动地诉说如何差一点被这具从四层楼落下来的人体砸中。一个妇女大声叫喊着,她当时看到这个人爬到了窗户上,然后跳楼了。旅馆的门房拿来一些纸张,把尸体盖上了。两个清洁工清除了血迹和脑浆。后来,一辆环卫开车过来,尸体被抬到一旁,用水管连接到最近的消防龙头上,清洗了路面,那死尸的脚从盖着的纸张底下伸了出来。 那具尸体被隔离在街边,当风吹起那堆纸时,就能看见尸体伸出的脚。我向门房打听情况,他告诉我,此人在早晨六点钟时来到旅馆,穿着党卫军的制服,看上去有点醉意,在旅馆的最高层要了一个空房间。后来,他又要了一升啤酒和一瓶白兰地酒——在那间顶层的小房间里,如今空荡荡,我们在乱哄哄的床上找到了那只酒瓶,喝空了四分之三。地板上放着那人的黑外套,床上洒满了弄皱了的明信片,是游客在里斯本的贸易广场和埃及的塞得港买的。 几个小时之后,警察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此人在旅馆登记的名字自然是假的,他在巴德托茨(Bad Tolz)的党卫军的学校受过训练。他参与了一起针对希特勒和纳粹的阴谋活动,正在躲避追捕。 整件事都令人不愉快,而尸体就更加令人不愉快了。这件事使我想起汉斯·冯·比洛(Hans von Bulow)几年前告诉我的一件事,他是伟大的比洛将军侄子。1918年,一名前普鲁士军官在芬兰战役中被俘,成了一群布尔什维克的厨师。此人在俄罗斯人的战俘营里蹲了好几年。在有了这样的经历后,又在俄罗斯革命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强盗。大战开始前,自1912年他就获得了提升,拥有了军官的特权。现如今,西伯利亚四年的战俘生活让他变得更加野蛮,蜕化成为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冷血杀手。作为匪首,由于犯了数不清的罪行,而被判处了死刑。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面对行刑队黑洞洞枪口时的表现:他要了一根烟抽。他点燃了烟,抽了几口。就在开枪命令下达前,他扯下裤子,转身背对着死亡,拉出一大堆屎,他一边拉屎,一边接受子弹的“圣餐”。 我又和比洛谈起这个老故事。表面看很类似于肖邦的情况,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他说道:“呸!”这一代人蔑视死亡,这诱使人去崇拜他们…… 但蔑视死亡是错误的。此刻在死亡面前的勇气仅是人群中的一种冷漠而已。愤世嫉俗所要表达的仅是对人群生存条件的反映:既不好,也不坏,仅是某种满足,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我实在无法给予我沉闷的同时代的人更富有精神特点的描述了。 今天,有传言说维也纳要发生暴动。我不相信这是真的。那很可能是农贸市场里的妇女们的闲扯。大众的生活就像机器人一样,吃完了饭马上就与用过氧化氢漂白了头发的女人睡觉,不断地生育后代,就像白蚁一样成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重复着至高神灵发出的咒语,谴责他人或被人谴责,死掉或致他人死掉,就像植物一样过着呆板单调的生活。即使面对父辈的传奇、高贵的历史、本民族文化的大量精品,都丝毫不会产生激动的心理。 即使在这种近乎穴居的情况下,也并非是不可容忍的。真正不可容忍的是他们迫使几个不愿过穴居生活的真正人类返回山洞中,如果胆敢拒绝,就威胁着要加以灭绝。 我们在赫拉克利特(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的作品中能读到: 他们实际上不知道,多数人在作恶,只有少数人行善。希腊的厄斐索斯人甚至命令老年人去上吊,把城市留给年轻人。他们赶走了杰出的赫尔谟德尔(Hermodor),并大叫道,“我们不许有道德出众的人——这样的人必须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 —— 128: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它简直称得上是一个“北欧”的冬天,在辞别了冬天后,我又来到了柏林。希特勒的生日要到了,为了这个国家的节日,大家都忙碌起来了,最突出的表现是旅馆里涌进来可供德国调遣的各种突击队员:有风暴突击队员,有超级风暴突击队员,有龙卷风突击队员,还有飓风突击队员。旅馆内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是他们丑陋的大靴子。 首先,我与汉斯·阿伯斯(Hans Albers,德国著名演员)见了一面。他在蒂尔加滕河畔(Tiergarten)有一套非常昂贵的房子,我们在那套房子里喝茶。他的房子里装满了令人生疑的“古董”,但他却坚信是真的。 但他是个好人,只是对衰老怕得要命。阿伯斯算是我们这里的名人,私下里是一个很朴实、有魅力的汉堡人。不过,他与德皇威廉二世有相同的问题。德皇与人促膝谈心时,是个很随和、快活的人,但他在公开场合时却令人难以容忍。阿伯斯和我独处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伤感,他流着泪告诉我,他母亲在临终之际还唱着著名的《大海包围着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她就出生在荷尔斯泰因。 柏林散发着战争的气息。在我眼里,柏林永远不该像个暴发户一样:卑鄙、病态、荒谬。菜单上没有什么东西,红酒比平时更加不对味儿。餐巾布似乎也不干净。咖啡非常难喝,出租车没有汽油烧。旅馆的修理工被叫去修筑工事,旅馆里一团糟。过去被豪华外表掩盖住的混乱,如今完全暴露在外,这才是真正的普鲁士人的风格。 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吹着口哨、挤眉弄眼的推销员的引导下,我走进城市西部一间坐落在地下室的破旧夜总会。按照柏林惯常的传统,夜总会营业时间要延续到早晨,但服务员太困了,趴在空荡的桌子上睡着了。在我待在夜总会这段时间里,夜总会里挤满了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年轻乡绅。他们来柏林显然是为了参加即将举行的“皇帝”(指希特勒——编者注)生日庆典。夜总会到处是他们身上难闻的劣质香烟的味道,但他们糟糕的举止让人感觉更差。 他们很会玩,从香槟酒冷却桶拿出冰块,放进女人袒胸露肩的衣服里,然后大笑着把手伸到女人衣服里把冰块掏出来,而且手伸得特别深——深到令人感到难堪的地步。不知何故,有个蓄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头,摇摇晃晃地走进这间地下夜总会,周围的人都嘲笑他。这老头用只有火星上的人才能听懂的语言,与周围的每个人大声交谈,谈的都是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自由军时代的皮条客说的话——这些话在最近20年来流行起来。 我坐在桌前,仔细看着他们的脸。他们个个都看上去很愚蠢,死板得令人同情,坚硬得令人感到绝望,但他们祖辈都是些沾染着鲜血的古老名字,他们的父辈曾经是欢乐的一代,让当时的民众、各国大使、副官大为惊奇,因为拥有日耳曼人巨大的胃口,并能在足球场上飞奔。 看着这些人,就仿佛是在看一条横亘在当下的我们和昔日的历史之间无法逾越的渊薮。确实,啤酒肚和眼袋没有了,脸变得消瘦了。猛一看,他们就像是把大褂留在了衣帽间的屠龙者或长天使。看着看着,他们说的那些妓院里的行话,露出粗俗的表情,又让我产生了新的联想。 首先,他们看上去空虚得吓人。继续观察他们,还能发现他们的眼睛里闪着亮光,总是突然闪起来,这不是因为年轻的缘故,而是这一代人特有的,立即就能让人想到一种绝对疯狂的野蛮本质。 第二天,在总理府前,我目睹了这场庆祝活动,那里有大量群众聚集,阅兵部队用鼓、钹、风琴演奏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听到了喧闹声,看到了女人疯狂的面孔,还看到了让女人疯狂的“那个东西”。 他站在那里,辉煌得无与伦比,姿势与往常一样,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穿着银饰的制服,帽檐低低地压在前额上,像一个有轨电车的乘务员。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他的脸。他满脸的肥肉在晃悠;而且是悬挂着,没有骨骼的松弛——像熔渣,像凝胶,像生病了一样。上帝赐予人脸的光泽,在他的脸上丝毫寻不到踪迹。相反,他的那张脸因缺乏男性特征而变得神秘,且带着敌意,那敌意源自他的性无能,于是他才把怒火转化为对他人的残酷。 人群山呼“万岁”,那呼喊声中透露出愚蠢和低能……疯狂的妇女,精神恍惚的青年,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跟嚎叫着的疯癫道士一样。 我和弗兰肯斯坦一起回到旅馆,我俩今天是偶然相遇的。我们聊起昨天的见闻,他提醒我,德国有许多贵族听命于这个罪犯,冯·阿尼姆家族、里德泽尔家族、冯·凯特家族、冯·克莱斯特家族、比洛家族都有家族成员担任“集团军群司令官”或相当的职务……他们在接受这些荣誉地位时,没有考虑这等于是在玷污自己的名声和祖宗的声誉。这时我再次想到了头脑迟钝的群众那笨牛般的嚎叫;我看着被这群人山呼万岁拥戴着的摩洛神(在旧约中亚们人和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神灵,需要用儿童向他献祭),思考着他的生理缺陷;我觉得我们全都陷入了这片耻辱的海洋中了。 不,即使是遭人恶骂的威廉皇帝年代的人,也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唯我独尊的地步。这就是常说的,过去的人再坏,也不如当今的人坏。不,眼前这一幕简直是污秽!这些庆祝活动不值得看,不值得去领会。撒旦已经松绑了,一大群魔鬼已经骑在我们身上了…… 这个民族疯了,并会为自己的疯狂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夏季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如果医生无法治愈这疯病,那就只能用火和铁来修复了。 在回慕尼黑的火车上,D先生告诉我,他在一战时期是希特勒的连长。他说希特勒是个经常处于茫然中的人。作为信使,希特勒经常勇敢地走入“死亡的血盆大口”之中。不过,一旦危险过去了,全连的人都认为他是个笨蛋。 有关希特勒的铁十字勋章,也有一段传闻,一直都无法驱散。我现在仅是转述一下,因为我无法证实。一位熟悉那个时期授勋仪式的军官提及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级铁十字勋章是批量发给普通士兵的。如果这是真的话,希特勒的勋章是自己挂在胸前的。 我不喜欢近几年形成的背后诽谤人的恶习。我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仅是记录我听到的,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显然,希特勒除了在政治上,在其他方面也在撒谎。他不断撒谎,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例如,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从统帅部逃跑,还编造出一个奇妙的故事,他在枪林弹雨中救出一个正在哭泣的孩子。没有人看到过那孩子。毫无疑问,编造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用一个催人泪下的电影去掩盖他可耻的逃跑行径。 D先生还告诉另外一些能说明希特勒性格的事。在希特勒夺取权力之前,他俩见面,希特勒总是尊敬地开口说,“上校先生,”而D总是用“你”称呼这位前信使。 这就是双方的用语,一直沿用到1932年。如今,D先生是慕尼黑的检察官,而另一方是戴着装饰着银线的有轨电车乘务员帽子的大人物……如今,这位德国的摩洛神是生与死的主宰——他过去住在巴厄街的一间连家具一同出租的房间里,如今他大胆地把他在那片充斥盗匪的地区用过的装饰品送给一个主权国家(被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拒绝了)。 与普鲁士人打交道就是如此,特别是跟那些冒牌的普鲁士人:虽然他们总是试图掩盖,但无法掩盖刚入伍新兵的心态;即使反复无常的命运把他们吹到权力殿堂中,他们依然无法摆脱这种心态。当D在说话的时候,一队年轻人排队在春天闷热的天气里从楼下走过。他们背的不是舒服的帆布背包,而是筒状行李,这些背包能带的东西不多,不实用,但能让人回想起兵营和阅兵场。普鲁士人就是这样。每个行李卷,都是整整齐齐的,随时可以打开使用,这是军士梦想中的有秩序的生活。这种生活毁了德国,如今他们又希望在全世界推广。很快,德国就要面对结局:要么从普鲁士人的霸权中获得解放,要么毁灭。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柏林举行庆祝“皇帝”生日的活动,给布鲁诺·布雷姆先生一次成为桂冠诗人的机会:布雷姆先生在向我做自我介绍时说自己是最纯粹的君主制主义者,还在两年前写了那本粗俗的有关德皇在大战中情况的书……到了1930年,布雷姆先生还在谋求获得维也纳犹太人文学圈的青睐;他把自己的书献给那些犹太文人的犹太妻子,还说什么是“忠诚的回忆”;可几年后,到了现在,他却写煽动性的反犹太人文章。 哦,一旦风声有变,我相信他立即就能翻出旧时代大公的爵位供他做政治借口。无论怎样,我知道他比班诺·冯·梅肖(Benno von Mechow)更善于见风使舵,此人在1933年变成了一个天主教徒,就好像天主教就要赢一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又转投纳粹。不幸的是,这也没有对纳粹产生他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他们这类人不是都这样吗?看看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大战前刚从军校毕业,大战中一直没有升官,但依靠把自己在大战中的特殊经历写成书而成名,此后,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情况,由于缺少讲故事的基本能力,仅凭幻想无力推出第二本书,难道他们不都是这个模式吗?所以,他们是一杯茶,喝完了就加开水,三次,四次,五次,显然茶味是一杯比一杯淡。这几年来,他们所做的就是把旧书再改写一下,仰仗高强的写作技巧,填漏补缺。 这几位永恒的军校学生,老得都能指挥一个师了,却模仿汉姆生,模仿阿达贝尔特·施蒂夫特(Alalbert Stifter);对血液、土壤、土味、下水沟的臭味有专门知识;前拉斐尔派,具有提尔泰奥斯(Tyrtaeus,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哀歌体诗人)的敏锐观察力;仍然保持着大天使和屠龙者的童贞,而且瓦塞尔曼反应呈阴性(Wassermann,德国细菌学家,在1906年发明了梅毒血检)。 人群中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就像冯·塔内写的斯泰恩的故事一样,所有人都不完美。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人可以做“朋友”。 我曾经说过:对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最难忍耐的是孤独。那些与我们有相同思想的同志们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 今天,当我下火车的时候,我听说马克斯·莫尔(Max Mohr)死了。 他是1934年的移民,死的时候在上海做医生——大约是一年前的事;可我现在才知道。大战中,他是一名既无私又勇敢的军官,喜欢滑雪和登山,他不仅是个医生,还是个农夫。 他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的朋友,劳伦斯写了那本令人无法忘怀的《六月的即兴创作》,这本书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讲述了那次革命。他还是两本小说的作者,这两本小说写得更加有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走路的人中,没有人比他更加疑惑。站在雪山顶上的人,没有人比他更加坚决。 劳伦斯和莫尔,看到这个受股票市场控制的世界,他俩感到厌恶,于是奋起反抗,难道他俩不就是这样的战士吗?他俩属于同一个乐队,一个还没有旗帜的乐队,这样的乐队在各地都是分散活动的——然而,只要太阳还照耀在地球上,他俩就不会向绝望低头,而是坚持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俩是不是这样的一对人? 《拉德斯的友谊》写道: 从前的人没有肚脐。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后来,普鲁士人发明了肚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天生的秩序感,这样人在出生的时候就有了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纪念章。 没有人曾经以这种无法抵御的方式嘲笑自己祖国,也没有人曾经怀有对祖国有这种像暴风雨一样的爱。从来没有人曾经以如此迷人的方式去踢那些我们痛恨的人和事的屁股:威廉皇帝纪念堂大街和法本公司、鲁尔工业区、以及同性恋俱乐部里的年轻人;老式桥牌和柏林郊外的慈善性卖淫活动。 哦,巴伐利亚,我的巴伐利亚,这片世界上最美丽的土地,如今正在上演一出由远在天边的神仙演的戏剧,剧情发展到了第四幕和第五幕之间:村子里道路空荡荡的,本该到了挤奶的时间了,南面的卡文德尔山脉,就像是满身白灰的阿瑟王的妹妹变成的妖精。往远看,一队穿黑衣服的人走过田野:一个老农夫被带出房子,然后被杀死了。整个过程很慢,不慌不忙。他们把他带出了他出生时的房子,他的生命就此结束了,邻居把他抬到一间小教堂里,教堂里有几座洋葱般的塔楼。在更远的地方,另外一些邻居正在搬干草。大型的种马拖着涂成了绿色的马车厢,这是巴伐利亚最后一批种马,因为今后就要有卡车了,卡车简直就是钢铁猛龙。 落日的余晖洒落在眼前的景象上——你内心中隐藏的对家乡的恐惧是什么?那落日的余晖伴随着你的青年时代,也伴随着我的青年时代,当你给我《拉德斯的友谊》这本书的时候,正好是有不祥预兆的1931年7月。 两年后,他移民到了上海。在远离卡文德尔山脉出生地的地方,一场心脏病打倒了他。在一艘驶向北海的船的后甲板上,他的骨灰被撒向海风中,撒骨灰的地方离他的家乡很近了,就在赫尔戈兰岛的海面上…… 与商人小说家的作品的格调不同,他的小说里包含了勇敢的战争故事,那些绝妙的军校学生过着不受拘束的的生活,并“幸运地突然死去,这是我们大家都盼望的结局。” 现在轮到你了。一盏灯熄灭了,接着又是另一盏。最后,戏院变成漆黑一片。那舞台上刚才还有光亮和动静,现在却变得一片空旷。冷风不时从背后的包厢里吹出来,吹到舞台上。 现在,活着需要勇气。勇气,就是每天都要树立的个人意志。这几年,继续生活就是继续仇恨。勇气是需要的,信念需要努力奋斗才能变成现实。 ——

166:经过多年的观察,我认为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大骗局,其背后则是受压迫的大众的欲望:贪婪、不满、松懈、发情期、性放荡、自闭,不仅拒绝上帝,还拒绝众神。在罗马帝国衰败的时期,各个城市内的暴民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征,比如:“年轻的民族”的那种冲动、好斗的喧嚣、不断挑战其他国家;无论提出什么要求,其他国家都必须答应,因为只能这样才能跟年轻国家打交道! 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无可救药的大众,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固定的道义,痛恨纪律、形式、规定。出现这种情况的责任,可能要归咎于大大小小的商人和工业家,本世纪初(20世纪——编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匆忙地想给大量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可以相互拥抱着取暖的蚁窝。对当时的领袖而言,最令他们满意的大众是粗糙简单的人。为了使大众分散注意力,不去关心真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他们设立了这些最令人舒服的假意识形态和虚拟符号——发电厂里的天神邪教、高音喇叭中的午后茶会、性病诊所中的“青春之源”俱乐部、猴腺医生。 无论怎样,德国自从陷入了越来越不现实的地步……就必须靠撒谎过日子。要想治德国的病,必须要用毒方,要用历史从来没有见到的剧毒药方。 任何人现在都必须恨德国,真心地恨,恶狠狠地恨,只是为了德国曾经有过的荣耀的过去,因为这样才是真正地爱德国——就像父母恨自己不幸走错了道路的孩子一样。 —— 169:我在慕尼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这座城市仍然处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刺杀案件引发的骚乱之中。报纸流着鳄鱼眼泪哭诉“卑鄙的谋杀团伙针对最伟大的德国人发动了最大胆的攻击”。我认为在慕尼黑至少有一千人对刺杀失败感到沮丧。记者们嘲笑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官方对刺杀给出了一个说法,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是在英国情报部门的指使下放置炸弹的。这个说法引发众笑。没有人怀疑这场表演是纳粹释放的烟幕弹,为的是鼓动群众仇恨英国人,给希特勒先生戴上殉道者的光环。 —— 176:我还要记录另外一件事,第三帝国的元首发布了下面的禁止命令: 不许谈论纳粹高官过去的和现在的私生活; 在刑事法庭上不许出示任何有损这些新培养出小神仙的证据。 《公开诽谤》杂志上刊登了一首诗: 谷子变成了种子, 国家已经变质, 我们蜕变了, 兴奋了坏孩子。 过去发生过的 如今再次出现: 好人没有了, 坏人随处见。 一旦这卑鄙 像冰一样破碎, 人们肯定说这是一场黑死病。 到那时荒野上的男孩子 会用稻草编织出一个人形, 把痛苦变成兴奋, 那古老的恐怖变成闪电。 这首诗是高特费里特·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瑞士诗人)写的,几乎以离奇的准确性预见了未来。凯勒的这首诗,如今在德国非常流行。几乎家喻户晓,大家都在朗读——实际上,我是在施瓦宾(Schwabing)的施泰尼克酒馆听到的。老施泰尼克亲自朗读了这首诗,在场的顾客都吓坏了。盖世太保很气愤,但无法把一首诗送进集中营,也没有阻止在人群中传播。我们的状况还没有坏到不许听凯勒的诗歌的地步。 —— 188:如今发生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带着恶意、狡诈、匪气。在1914年的时候,德国中产阶级对将军们和工业投机家们轻率地开动的吞噬人命的轮盘赌毫不知情。人们还仍然保持着过去中产阶级所拥有的传统的稳重和正直……或者说类似于灵魂的东西。今天,灵魂都被淹没在垃圾、污水、鲜血中了。然而,我仍然相信有灵魂,而且每天都祈祷能复现。 —— 192:这就是今天之德国。确实,德国南部一直怀疑普鲁士人胜利后的喧嚣,早就准备好了消音器。大部分工人和几乎全部知识分子都极为反对纳粹的统治。农夫仍然抱着古老的、顽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对纳粹的胜利仅耸一耸肩,不愿“参与”其中。 但这又能有什么用呢?工业在幕后操纵;自鲁登道夫时代,总参谋部就受工业的控制。权力用恐怖作工具,工业家们紧抓着这把工具。他们控制着所有影响舆论的渠道,让大众处于麻木的、愚蠢的状态——大众就是那些拿工资的人、办公室职员、政府中的低级职员。此外,商人和堕入现实的贵族也加入到大众队伍中,构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这阶层有新官僚出现,成员的流动性很大。这些人比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更加唯物,虽然每天都在活动,但一点都不理解生活这出戏是如何演的。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头脑里就一直萦绕着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为我提供一丝痛苦的希望,不过我从没有无产阶级志向。这句名言来自巴尔扎克的《塞沙·皮罗多兴衰记》:“这是资产阶级在庆祝自己的费加罗的婚礼。” 应该说巴尔扎克的观点是很保守的,这点与我一样。此外,他的观点与民族主义分子的观点有天壤之别。要想做保守派,就必须相信地球上古老的规律不可改变:当清扫这些脏东西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地球就会颤抖。 这就是撕裂我内心的地方——同时也是撕裂许多德国人内心的地方,这些德国人跟我一样,认为德国不等于是德意志银行和德国钢铁协会。德国知识界的残余可怜得几乎就要变成菜农,既温顺,又没有组织。为了“国家好”,我必须“调整”自己。具体讲,我被要求去神话第三帝国,那个从简陋的宿舍里走出了的绅士摇身一变成为领袖。我需要假装唱赞歌,为刽子手歌唱,为破坏条约的行为歌唱。我需要加入他们的尖声喊叫之中。当看到敌人像火炬一样从真正发生爆炸的飞机上坠落时,我需要大喊大叫。 是的,这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的要求,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因为它要求一个人放弃他在国外旅行和交谈中所了解到的一切,转而听信宣传部的对其他国家的评语——在宣传部里,销售员变成了外交家,教师变成了驻外记者!为了弥合与上帝的差异,我需要采纳卑鄙的漠视上帝存在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对德国有用!我相信自己懂得历史规律和地缘政治的理论,如今却不得不放低身段,与这个国家的暴民和流氓同流合污。我认为这个政权的宪法就是破坏国际协定,而其生存基本上就是依靠宣传! 最近柏林的电影院上映了一部新闻影片,影片中希特勒站在贡比涅森林的那辆历史性的列车车厢前面,在听到法国投降的消息之后,竟然像意大利人那样用一只脚跳舞;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头装嫩的肮脏老猪,比那个仍然在赎罪的德皇更加不值得尊敬。 在德皇所犯的罪行中,我认为有这样一个,他在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起看《波茨坦保镖》这场管弦乐的时候,拍了一下穿着蓝色军装的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的后背,这位国王当时正在弯腰看地图。 然而,我仍然记得从前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村的一个农夫从镇上回来,带回了老德皇驾崩的消息。君主对社会秩序很重要,他们像外衣一样给民众尊严。那个农夫因为是君主的仆人而显得高贵。我就是在这样的讲究义务和服从的传统中培养出来的。可是就在那家电影院里,周围的乌合之众看到跳舞的元首后竟然狂喜地喧嚣起来,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自己的同胞感到耻辱。我站起来,离开了。我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左右的人用肮脏的语言评论我;他们希望我为那个蹦跳着的烂货鼓掌。如果我胆敢说出真实想法,他们可能就会私自惩罚我。 哦,我还记得7月里那个炽热的下午,罗森海姆广场的高音喇叭里传来希特勒的胜利讲演,他在“给伦敦最后一次和平的机会”——这一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空气里充满了贪婪和胜利后人们的狂暴紊乱的欲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一些老顽固分子威胁说,“我们要用吸尘器去占领英格兰。”有个在后方指挥部工作的勇士,喜欢说大话,毫无例外地挽着一个办公室浪漫女子,装扮成战略专家的样子宣布道,“拿下英格兰最多只需14天。” 站在这群疯子中间,我知道形势在那天晚上就会发生改变。我知道英格兰的回答肯定是“不”,这就让我感到孤独得就像在一个人站在地球的北极一样,尽管我周围站着上千人。 我边写边思考未来的结局,我能想象出德国被英军占领后第一天的情况,一名英国军士想不出干什么更好,便一枪毙了我:由于犯了政治错误,其他国家也纷纷夺取了胜利,这是我能想到的。我远不会错以为这里的人都是恶人,其他地方的人都是好人。然而,我不会漠视一个事实,一个欧洲疯子在德国跳的死亡之舞就要结束了。此人是个国家主义疯子,欧洲必须做出决定,要么消灭他,要么被他消灭。 我为什么要尊敬一个从沾满灰尘的历史画卷中“再次拿了”出来的国家主义这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在建造德国宏伟教堂的时候没有人听说过,它在1789年前确实是不存在的,可如今纳粹却要传承它。 我必须把爱和恨这些朴素的人类情感看作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把重商主义包裹上英雄主义的外衣,代表着资本主义企图夺权的欲望,如今就跟卢梭一样泛着平庸的腐臭味。国家主义跟吉伦特主义(Girondism)的旗帜一样,都是肮脏的破烂货,被伟大的卡莱尔(Carlyle,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称为历史上最恶劣的。只有在彻底的无政府、无目的状况下,这种哲学才能成为一种恐怖力量。当然,法本公司喜欢希特勒——因为希特勒给他的毒气工厂披上了哲学的外衣! 雇用这个阴险的强盗,鲁尔的商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为了保证重商主义的意识形态不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难道我应该假装与德国马车夫的距离要比我与法国历史学家的更近吗?我与这些历史学家维持通信关系已经有数十年了。民族主义本应该保护我们国家的传统,如今却成为了野蛮人彻底蔑视他人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不许我抗议吗? 为建造一家纤维素工厂而破坏一片森林,其代价是什么?如果一座德国大教堂阻碍了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怎么办?当德国被系统地转化为洞窟,精神中心被破坏,民众失去组织形式,混乱无序是唯一形式的时候,残余的德国灵魂的价值有多高? 我们必须清楚地说明一点:如果国家主义真的像其辩护者说的那样,是人类基本的约束力,那么为什么到了相当近代的法国大革命时才被发现呢?为什么这种基本的力量在“尼伯龙根之歌”(一部用中古高地德语写的英雄史诗。大约作于1200年,作者为某不知名的奥地利骑士。是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编者注)那个年代没有呢?德国事实上存在1400年了,但没有国家主义。只是到了现在,国家主义才盛行起来,甚至戈培尔也曾开玩笑道,这个由拿工资的职员、疯狂的军人、未被玷污的女打字员组成的混合体是否能被称为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呢?如果国家主义真是有朝气民族的特征,那么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在其保护下道德沦丧,古老的传统丢失——人们被赶出家园,有信仰的人受到嘲讽,有思想的人受到侮辱,河流被污染,森林被破坏? 如果说德国的国家实力正处于高位,那为什么我们的话语却庸俗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什么所有社会形态都变得恶劣了?我们怎么会变得如此地背弃协定、如此地不守信用?如果不仅德国官员说下流的语言,就连德军总参谋部和“前线评论员”也说,德国怎么会变得如此下流? 你假装活在我们德国“最伟大的时代”里,试着去建造大教堂,你肯定会被说成用石头亵渎。在收音机里听女声朗读德国神话,你仿佛就进入了一家妓院。说一串曾经塑造这个国家的人名:德文格、施特古魏特、托雷克、施佩尔、赫尔姆斯·尼尔,然后在说“德国”这个词,你会听到一大堆让你窒息的谎言。置身于一群唱海顿歌曲的人群中,你会觉得自己在一个喧嚣场所,像往常一样,到处是噪音,还能闻到男人的尿骚味……难道这就是国家主义?当年,就在大谋略家腓特烈大帝在危难中拔剑自救转危为安的时候,他是否知道国家主义这玩意儿? 现在是1940年,不是1848年。当被问及与“德国”有关联的东西时,我们不会想起圣保罗大教堂;我们会立即想起的是“德意志银行”和“德国钢铁联合会”。所以,让我们把这个简单问题提给国家主义者: 你们这些时髦的人,对技术统治论了如指掌,肯定会同意一个观点,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可以用人们穿越其国境的次数来衡量。但运输业不断使用新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输越来越不需要穿越国境了。从前,从默默尔到林道,需要24小时,如今只需要2个小时就够了。所以,技术发展降低了德国的地缘重要性,它已经下降到类似于萨克森魏玛大公国的地位。然而,就像当年的大选帝侯跟着吱吱叫的牛群后面去法兰克福一样,我以相同的敬畏之心看待这块具有相当的地缘重要性的弹丸之地,因为冷酷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在此地毫无用途。技术统治论,本来应该是极富逻辑性的,如今也自相矛盾起来了! 相互依存和政治独裁是否相容?难道技术不能融合不同的人,并使他们的需求和口味标准化?试想你开着每小时跑200公里的汽车,跑一小时就来到了边境线,一个蓄着大胡子的条顿人摆着手不让你同行,声称这不符合“国家利益”,那么又何必制造跑这样快的汽车呢? 我很乐意看到技术被扔到地狱里去,有许多被人捧上天的概念最后都是这个下场。我预计会有一天科学被摆在次要位置上,因为人类有了截然不同的核心利益。由于科学现在很重要,有权的人以为科学的普遍性能永远保持下去。例如,一个地区有富余的柠檬,另一个地区缺少柠檬。强大的运输工具不断在两地之间穿梭,但仍然无法把柠檬从一地运到另一地。如果这类事不断发生,那么要技术有何用途?技术除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臭气、噪音、肮脏、喧闹的人群之外,什么也没有提供。 国家主义,无论多么大声地辩护,几乎马上就要完蛋了,致命一击来自这场暴民的战争。明天,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变成一个丑陋的美梦。我不是总想着实现一个统一的欧洲,但我知道如果再不着手实现欧洲统一,代价将是极其巨大的。欧洲必须设法阻止战争,否则欧洲统一的愿望就会在摇篮里看着大教堂被摧毁,美妙风景变成废墟。 今天,我从菲拉赫回家。我站在码头上,湖面在秋天的太阳下闪着微光。一条猪鼻蛇想睡午觉,爬进岩石的阴影中。我看了那蛇半天,那亮晶晶的爬虫也有意识地回头看着我,眼睛里透露出奇怪且悲哀的光芒。家乡有个传说,这种蛇是由陈旧的泥土变的,能吸收人类残忍行径和罪恶产生的有毒酸液。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我走回湖边。太阳在山背后落下去了,我感到一丝秋天的凉意;还感到一丝悲哀,因为又是一年要结束了。我们被欺骗了,因为克虏伯要更多的钱,将军总想自夸。 即便是这条宁静的峡谷,也没有能逃脱他们的噪音的眷顾:在峡谷里的大街上,一个连的士兵正在行进,指挥官是个中尉,骑着一头母马,像是一头在篱笆上跑着的狗。士兵们唱着一首纳粹新编的进行曲。过去的“老进行曲”别认为太“软绵绵的”——这首新进行曲很像是酒吧里的音乐。 昨天,一名尽责的地方纳粹干部在贴满夸张的口号的布告板上又写下一行大字“上帝惩罚英格兰。”到了今天,又有新的内容了。那新内容,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非常无法无天,我恐怕是第一个看到的。有人在布告板上把“英格兰”三个字抹掉了,换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最边远的地区的名字——普鲁士。上帝的愤怒将会降临到普鲁士身上。 —— 209:施特劳斯博士是德国陆军系统的心理医生,军官晋升前需要他做精神状态诊断。他告诉我一件事,他问一个年轻人读完《浮士德》的感受,那位年轻人回答说:“唉,那浮士德还是个孩子。但你知道,医生,跟格雷琴做那种事,他不应该。” 伟大的歌德留给后人的遗产就剩下这么点了。 第24次1918年慕尼黑起义周年祭刚结束,我们又谈起了这次起义的事。我是个保皇党,我反对这次起义。过去的情景涌上我的心头:从莱茵兰调来炮兵部队,镇压起义军,而起义军在皇帝宣布退位的晚上之前,一直坚守阵地,他们的阵地就位于我在帕兴(Pasing)的住处的窗户前面。很快,起义军被缴械了……瘦弱的老马,破碎的马轭,饥饿的炮手……机关枪不断地扫射,死人躺在到处是脚印的地上,平躺着的尸体看上去很小,好像已经变成大地的一部分…… 此后,新成立的共和国就开始了凯旋阅兵式!古老的慕尼黑中产阶级是坦率的,他们只能如此!旗手没有旗子,赶紧申请,在游行的前几天才拿到采购令;在旗手的后面是老兵方阵,后面跟着一个弯腰驼背的穿燕尾服的老头……哦,我记得人群中有抗议者,他们戴着高帽子,在人群中晃动,就好像革命群众中竖起的矮烟囱。 当时有一辆四轮马车,上面站着几个疯狂的守旧派,他们用榔头猛烈地打击王宫的金属遮护板。还有一幕令人难忘:在伦巴赫喷泉的石头动物上,坐着一个老人,他的样子就跟亚述人有翅膀的神牛一样,但胡子是暗褐色的,一群情绪激动的人围着他,他给他们做一场长篇演说。 这就是慕尼黑的革命。 在本世纪初(20世纪——编者注)的慕尼黑,负责颁发驾驶执照的官员都戴着高帽子。我记得革命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卡尔广场有大批民众在游行,宣称要推翻一切皇权,突然人群中喧闹起来:不知何故,有传言说国王路德维希要回来了——这位国王30年前就在施坦贝尔格湖淹死了,但他的臣民都不相信他死了。他为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建造了城堡,但毁了自己。当时大雪封山,瓦格纳乘坐八匹马拉的雪橇,赶马车的是涂着白粉、戴着假发的男仆。 但这就是慕尼黑:极为不讲政治,具有一种怪异的赌徒心理,这点普鲁士人根本理解不了——所以说慕尼黑天生是柏林的死对头。 纳粹这帮人,只想着技术救国,而绝对无法改变巴伐利亚的形象,即使他们再掌权10年也不行。如果他们赢了战争,最终仍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原因有两个:(a)他们没有灵魂;(b)他们不幽默。他们是人类笑声的敌人,他们对幽默的害怕,要超过对一场新战争的害怕。 回慕尼黑:我最近去了一趟慕尼黑,旅馆里没有暖气,服务质量很差,餐布显得不干净。餐馆仅开几个小时,门刚打开,就有一群饥肠辘辘的疯狂暴民涌进餐馆。这群人你推我搡,挤进餐厅,飞奔到最近的餐桌上,蹲坐在桌前,睁着充血的眼睛,露出牙齿,等着上饭。过了一会儿饭来了,饭碗里只有一片纸一样薄的怪肉,漂浮在更加怪的汤里边。整个过程就像动物园的工人给猩猩开饭一样。 但这不是我最后这次去慕尼黑这座被普鲁士人破坏的优美城市的主要印象。在火车站附近,一长队人在逊纳菲尔德大街排队等候,这是个可怕的、令人无比沮丧的大街。我问他们在干什么,有人告诉我,这些人排队等着进妓院——大白天等着进妓院,队伍排到了火车站广场,妨碍了交通——他们是休假的士兵、战争劳工,甚至还有几个妇女。(这几个妇女显然排错了队,她们不知道排此队的目的,遭到其他排队的男人的嘲讽。)我听说每天都是如此。如果有运兵车到站,还需要请警察来维持秩序。遇到这类情况,队伍长度被限制在100人以内,于是在本地区家庭里工作的女仆就会应招来“帮忙”。 现在的慕尼黑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明智的体系都归克里斯蒂安·韦伯管理了,他在成为希特勒的红人前,只不过是一家名叫“蓝猪”咖啡厅跑堂的,他如今居然可以批评像克莱门斯·冯·弗兰肯斯坦这样的艺术家,住在皇宫里的教皇殿。最近,当局任命了一大堆陆军元帅和小神仙,这让慕尼黑人的幽默感得以发挥。为了满足戈林对职称的渴望,他获得了“世界大元帅”的称号;考虑到戈培尔的欢乐性格,他获得了半个“世界大元帅”的称号;但克里斯蒂安·韦伯仅获得了逊纳菲尔德元帅的称号。 当然,正如我说的,这个称号与逊纳菲尔德大街的有序繁荣有关,同时也使这位大人物晚上吃饭时有大批漂亮人儿的陪伴。 —— 223:上一个复活节,我与柯思亚·露西滕贝尔格谈起这件事,他两年前刚从兰特金矿(Rand mines)回来。他是个俄罗斯人,既了解西方,也了解东方。他认同一个观点,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第一次让斯拉夫直接与西方对垒。在这里,虽然希特勒不断谈论德国的“命运”、“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德国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俄罗斯既轻蔑又不信任。俄罗斯在24年前遭遇不幸,如今饥寒交迫,就像我曾经提及过的亵渎者,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法,俄罗斯人距离上帝比距离那些怀疑上帝的人要近。 昨天,黎明时分天气就是炽热的,我拧开收音机的旋钮,吃惊地听到戈培尔宣布对过去的盟友开战。我把收音机关上,心情十分忧虑。这场战争很可能会吞并我,吞没我的财产,吞没我的生活,吞没我的孩子。我很有可能会被希特勒这新花招拖入漩涡。 然而,我的第一反应是大笑。我从来没有放弃对这个民族的内核的信任,虽然目前被掩盖起来,无法分辨,但仍然存在着。这个国家必须经历一次伟大的自我毁灭,才能消除丑恶现象,这个学习过程是痛苦的,代价是巨大的,最后才能放弃对邪恶的克虏伯、霍希、廉价收音机三位一体的信仰,转而去信仰真正的神灵。 撒旦由于过度自信,超越了自己能力的限度,落入法网,从此再也无法自由活动。这就是事实,我内心因此而感到无比愉快。我恨你。我醒着时候恨你,在梦里同样恨你;我恨你破坏人的灵魂,破坏他们的生活;我恨你,因为你是人们笑声的天敌…… 哦,你看你也是上帝的天敌,我恨你。 你每次讲演都在嘲弄被你压制得无声无息的精神,但你忘记了思想产生于悲愤和孤独,思想的力量比你所有的折磨人的手段更加致命。你威胁所有反对你的人,但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仇恨是致命的毒药。那毒药会慢慢地流入你血液,当我们的仇恨达到你血液里足够的深度的时候,你会大喊大叫地死去。 让我这一生就去完成这项任务,让我的死成全这项任务!这个承诺来自那些真正遭受你打击的那些人,现在我把它记录下来,因为你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把上帝驱逐出地球,你就会在地球的底下遇到上帝。我们这些潜伏在地下的人,会高兴地给上帝唱歌…… —— 228:正派的人一定会采取从来未见到过的方式去反抗当前的种种恐怖现象——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广阔的进程,将引发巨大的精神错乱,释放出大量的丑恶。当我把我的这个理论说出来的时候,遭到了别人的嘲笑。这些人说我在捏造噩梦,他们对我说,人在战争期间心理会变得粗糙。随他们说,我的理论需要数十年才能得到证实。 —— 229:现在看来要扩展这个理论。几个好人的死,必须算是这场社会病的征兆,仿佛他们的死是计划中的事,就像符合某种可怕的逻辑一样。克莱门斯·冯·弗兰肯斯坦去年冬天病了,就在他计划来看我的前几天。症状似乎是流行性重感冒,并按此进行了治疗。但他的病情没有好转,被送进了医院。 最近,我去看了他,他瘦得让人害怕。我的一个医生朋友今天送给我一份慕尼黑医学周报,上面罗列了几个肺癌的病例,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这个不慎重的办法让我很痛苦,因为第一个病人就是克莱门斯:他是洁身自好的人。在我看来,克莱门斯是德国最高贵的人! 就在同一天,克莱门斯的表兄把他严重的病情告诉了我,仿佛命运就是要带走我所有的好朋友,而独孤是我们苦难的一部分一样。他的表兄是厄文·舍恩波恩(Erwein Schonborn)伯爵,在维森特海德(Wiesentheid)有一处恢宏的地产,是前德意志帝国首相霍恩洛厄(Hohenlohe)的侄子。他有谦和的脾气,故意不去做外交官和法官,却宁愿终生做医生。在经历长时间训练之后,他成为一名外科大夫。他的早餐在一家沙龙里吃,这家沙龙的墙上挂着拉斐尔编织的挂毯。然后,这位极为富裕的贵族,离开沙龙里的客人,骑着自行车去看病人——他给人看病从来不收费。如今这位极有文化素养、拥有众多朋友的好人,在多年的操劳之后患病了。 我与弗兰肯斯坦做朋友,不仅是因为有共同的运动爱好,共同的人生经历,还因为对生活有共同的态度,相信未来有好日子过,这点实际上是我俩之间最重要的共同点。当我想到我就要失去这位极为看重能与我一起改变这个国家现状的人时,我开始战栗起来。 戏院里,灯光闪烁,然后熄灭了。舞台空空荡荡,一股冷风从后台吹来。观众椅子上只有小虫子留下来了。在一片孤寂中,面对着散落的观众,最后一幕必须演完。 当然,柏林可没有这么忧郁!柏林现在是信心十足,在胜利的浪潮中乘风破浪,好像回到了威廉皇帝最惬意的时期。有功的人,都获得了希特勒先生丢给他们的大好处……有几个专门为这个政权的小神仙们准备的餐厅,他们在这些餐厅里吃“工作早餐”时,以极高的效率做交易,就好像每天都在过生日一样。我上一次去柏林,我去了几年前去过的一家餐厅,那里普鲁士贵族的后代的愚蠢行为曾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这次与我跳舞的是K夫人,我初看到她,感觉她像一个餐厅餐具柜。这个女人的乳房巨大,这种富态的样子是她那个阶层的女人40岁后常见的。 那位曾经的身材苗条的女人,打开手提包,露出一对漂亮的黄铜蜡烛台。根据她展示出的证据,这对蜡烛台曾经用来给拿破仑在圣克卢(Saint-Cloud)的桌子照亮,那地方很久以前被大火烧毁了…… 显然,被偷走了——但如今是在战争中的世界,难道不是吗?我不想要这被偷来的东西,于是借口没钱加以拒绝。可那女人竟然给我上起了经济学课。她对我说,银行太喜欢发钱,纸币自然就会贬值,我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要抓住眼前转瞬即逝的机会。除了蜡烛台,她还拿出法国白兰地、巴黎的内衣,最后还说能提供一对纯种锡利哈姆犬。这对犬是K夫人的一个在法国雷恩的朋友抓住的。显然,手提包放不下犬,无法现场展示。 我说都不要,那女人的热情急速减退,转身走了。我估计她认为我是一个傻子。她宽阔的后背晃动着,传送出她深深的蔑视。 保罗·维格勒(Paul Wiegler)是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坚持工作到最后的人,他也为乌尔施泰因兄弟工作,这家出版社坐落在在科赫大街上。他告诉了我出版社老门卫的故事。不知道何故,这个老员工仍然与此时身在纽约的前雇主保持着联系。根据他获得的信息,原先是百万富翁的乌尔施泰因大哥,如今年事已高,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虽然我不认识这一对不近人情的乌尔施泰因兄弟俩,但我过去有机会了解他们的像蚂蚁一般小的业务和清教徒的行为规范。如今他俩一贫如洗了。他俩也许有兴趣知道如今有了一个官方机构,叫帝国商业道德办公室,配备很全,不仅有电话、卡片目录,还有秘书。 我利用这个机会去拜访了一下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Friedrich Leopold)亲王,他是我父母的亲密朋友。亲王后是已故皇后的姊妹,还是德皇的表姐。德皇和皇后在公众的要求下,离开了祖国。她还是弗里德里希·卡尔(Friedrich Karl)亲王的儿媳妇,这位亲王是马尔拉图战役的指挥官。她如今80岁了,仍然很敏捷,根本不去想他的皇家姊妹。她既无偏见,身体又好,她总是骑自行车穿越整座巨大的城市,从哥林尼克(Glienicke)来施特劳斯贝格(Strausberg)看我的姻亲。当她谈及自己的皇家表哥和他做皇帝的举止时,态度一点都不随和。 当然,她岳父辉煌时期在哥林尼克留下的遗产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了。大部分城堡被卖掉了,她手中的资本以悲剧的方式缩减到零。她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在上一次大战爆发的第一天就倒下了,第二个儿子在赛马比赛时死于事故,最后一个儿子由于养成了不良的生活习惯,让她极为悲哀,这个结果给她造成双倍的伤害。纳粹对这类事的嗅觉很灵敏,上台后不久便就听到了风声,从此一直勒索这位母亲。他们定期把亲王投入监狱,然后索要赎金。亲王被释放后几周,马上又会被抓入监狱,游戏重新开始。后来,亲王去找戈林先生谋求帮助,被安排在接待室等待,接待室坐满了打字员和党卫军的笨蛋。在等了2个小时后,前皇家普鲁士步兵上尉(已经退伍了)和当今世界大元帅的榜样出现了,他双手插在衣兜里,嘴里含着永远离不开的香烟,向这位前梅斯战役获胜将军的媳妇打招呼: “你想要什么?” 我们谈到死去的德皇。当大皇子的死讯传来时,他的反应令人难以忘却。威廉二世本应该重视儿子的死讯。为了安慰悲伤的父母,他发去一封电报:“地位高责任重。”这封电报就这么几个字。 我必须承认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那个已故的、被人遗忘的德皇有一些更加具有善意的想法。我似乎觉得把他流放到荷兰的多尔恩(Doorn)等于是赎罪了。我只见到过他一次,当时他还“在位”,有些军事细节或什么其他东西让他生气了,他便大声叫喊,猛烈地摇晃着短粗的手,这很不符合他作为皇帝的身份。后来,当他知道了我不为普鲁士王室效劳,而是我对维特尔斯巴赫王室(1180—1918年间统治巴伐利亚的德国家族)效劳的时候,德皇在多尔恩亲手雕刻了一个木制纪念品送给我,这让我很高兴。这份霍亨索伦家族的装饰品让我开始重新认识了德国的君主。 如果说我比普通德国人对那位已经过世的君主有更多的了解,那是因为我的圈子与宫廷一直都存在联系。宫廷的老人,比如各种代理人和负责人,他们很乐于在马祖里湖区的狩猎宴会上透露宫廷里的内部细节。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比媒体早五年就知道克虏伯和奥伊伦贝格的丑闻。我知道一件真正的哈姆雷特式的故事,此事发生在1896—1897年间,当时威廉皇帝还在位…… 我的舅舅马塞尔是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的副官,经常往来于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中途喜欢在我父母的家中休息。这使得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知道柏林发生的所有情况以及有关沙皇的传闻。我记得有一个七月的早晨,吃完早餐,我在父亲的书房里看报,我爸和舅舅这两个男人在餐桌前并排坐着。 我应该解释一下那段时间报纸说徳皇在“霍亨索伦”号差点负重伤的事。当时他在甲板上散步,冒着烟的船帆从桅杆上掉下来,砸到了他的眼睛。报纸说,德皇本人虽然仅负了点轻伤,但很痛苦。在这起小灾难发生后的几天,报纸又登出一则布告,对这场事故负有看管不利的值班军官冯·汉克海军上尉,在一次郊游中死了,他的尸体和自行车被人从挪威的一处瀑布下面拖了出来。 如今,舅舅告诉了我报纸上没有说明的后台事件。冯·汉克海军上尉是个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那时这项运动颇为流行。他在“霍亨索伦”号的甲板上骑过几次自行车,而当时德皇也在场——德皇恨这项运动。威廉对他产生了敌意,仅让他在一个小范围内骑。当冒着烟的船帆掉下来的时候,正好汉克在值班,这真是最大的不幸。 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它足以把这名20岁的男孩子吓呆。德皇下令所有值班人员到甲板上来,怒火中烧的德皇伸手打了汉克一巴掌——在同伴面前挨打,汉克忘了自己是谁,竟然回手打了德皇,这其实是我们都具备的本性。 死一般的寂静。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汉克转身走下甲板。一天后,船到了挪威,这名海军上尉要求上岸,这一要求很快被批准了。那天晚上,这名军官的尸体和自行车被从瀑布下拉出来了。很自然,他自杀了——绝对不是谋杀。他因为侮辱了德皇而自杀。他的亲戚在22年后向我证实了这点。 仅凭这一件失去自我控制的事,就去评判德皇,显然有失公允。他在私下里是一个好心人,但缺乏安全感。然而,一旦他被迫出现在公开场合,他就会变得狂暴,为了克服这种不安全感,并且显示出他是个“能照顾好自己”的人,他才采取一种特殊的姿态,目的是显示出他是个严厉、不妥协的军人。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亲身经历过德皇变得越来越严厉的这种转变。在一次军事演习中,他负责招待德皇。德皇在他的庄园里散步,愉快地说着话,态度自然,很有魅力。然而,军演开始后,副官们出现了,他突然变得暴躁起来,像是一个世人皆知的那种大叫说话的古罗马皇帝;非常容易被激怒,处处让人感到痛苦。 与此同时,他从来就没有穿过合适的衣服,这使得这位必须做事精确的军事首领具有一层戏剧色彩,让人感到既悲又喜。他的腰带、剑饰、军装总是有让人诟病的地方。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告诉我,德皇有一次去英国海军部访问,突然提出要去观摩英国地中海舰队编队射击表演,他们对皇家来访完全没有准备。那位英国海军军官形容了德皇爬上英国旗舰舷梯的情形,德皇穿着闪亮的海军上将服,脚下却穿了一双极为不合时宜的夏季专用白鞋,这让大家全乐了。 刚被流放的时候,德皇住在阿莫隆根(Amerongen),一个英国女士曾看见他参加一些荷兰贵族的婚礼。德皇站在圣餐台前,穿着令人羡慕的将军服,带着黑鹰纽带——但脚上穿着丑陋的皮绑腿,我当兵的时候管这叫“裹小脚”。最近,我看到德皇拍摄的最后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与妻子的叔叔在一起,此人在多尔恩做了10年的贵族长。照片中,德皇安宁地坐在公园的凳子上,穿着一身柔软的装束,手抓着拐杖,双脚舒服地交叉着——看上去就是一个有风度的老绅士。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穿那双温暖的鞋,鞋的扣子系得不对——确实有没有照看好的细节。 我说这些不是无礼——我是觉得有趣,感觉德皇是个矛盾的人物: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方面允许他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另一方面又温和地提醒他人类活动中的悲喜剧——“你看,德皇,你应该在这些事情上很精确,但你离完美差得很远”——或者类似的说法。我不相信这些是偶然的事。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是仁慈上帝的手。这就好比在情绪激昂的诗朗诵中或政治讲演中,打字员仅暗中修改关键单词中一个字母,整个意思竟然荒谬般地变反了。 人们常说,德皇威廉本性奢侈,唯有这样才能发挥皇室的作用,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不过我不相信。我认为最残酷的笑话就是让这个怕羞、缺少个人能力、缺乏安全感的人去统治德意志帝国,而这个帝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浸泡在麻烦之中:政教之争、阿尼姆丑闻、社会危机、两代德皇相继驾崩。 我不认为他应该为解除俾斯麦的职务负责任,这件事他不能单独做主,而且他并非主谋。严肃的历史学者不会在这件事上谴责威廉。有没有可能让一个德国保守贵族一夜之间变成工业家?俾斯麦和法本能相容吗? 我认为德国人为了使自己良心不受谴责才把责任推到一个人身上。德国在一夜之间切断了与过去的一切联系,摒弃了自己的理想和偶像,这才在三月的那一天解雇了俾斯麦。我认为德皇仅是代表人民赶走了俾斯麦——他仅是在为时代作最后的表白,因为每个德国人都是一个微缩了的威廉二世:一样的看到发展就高兴,一样的大喊大叫,一样的漫无目的,一起放弃了昔日的港湾。德国人都跟威廉二世一样地喜欢惹事,一样地缺乏机敏,一样地不顾一切地自恋——然而,虽然非常没有安全感,却基本上没有害人的心。 1905年,我去托尔博莱(Torbole)看加尔达湖(Garda),当时那里正在召开药材商的大会。那天,代表们白天开会,晚上带着妻子乘坐汽轮在湖上游览。他们唱着《平静的大海》这首歌,歌声在湖面上回荡——他们非常自信,以为大家都像他们一样兴高采烈。他们悬浮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最终将感到后悔——德国这个符号是无害的,但完全迷失了方向。 我不是霍亨索伦王朝的追随者,或要为其辩护,我只不过觉得这是很显然的事。我不是皇室的内臣,也不是个倾向独裁的人。不过,我想说,这些唱歌药剂师的儿子们拒绝承认徳皇在1918年是他们的真实代表,这才是令人感到耻辱的事。 1914年,七月的最后几天里,在柏林街头,我看到有望不到边的人群站在徳皇的城堡前面,对着徳皇的窗户有节奏地喊道…… “我们要见徳皇!” “我们要见亲爱的德皇!” 这就是他们叫喊的。他们按着拍子叫喊,人群既看不到边,也听不到边缘——就好像受过训练一样,在一声号令下,一起爆发出激情,大声叫喊起来。 那是1914年7月底的事——可220周过去了,或者说1540天之后,各种极度不恰当的言论和冷嘲热讽都抛向了他。这是在他执政26年之后发生的事,这么长的时间,足以改变领导层了,他的缺点大家都知道了。这位灰白头发的老人在1540天里做的令人诅咒、令人耻辱的错事,难道比他在执政的26年里还要多吗? 我知道君主制不可避免地要被推翻,但我认为方式不对,因为在这件事中整个德国都有责任。我不认为德国人高人一等而有权嘲讽别人,戈培尔在报纸上写的那篇有关徳皇的文章就是一例。相反,我认为每个德国人都要反思自己的罪恶和缺点——特别需要反思的人是德军总参谋部的人员、德国北方的财阀、普鲁士的贵族。 在君主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鲁登道夫在哪里?鲁登道夫手下的那帮将军们,在伙同工业寡头把能力不强的君主拖入那场血腥的赌博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就在那个时候,那个灰白头发的普鲁士统帅又在何处?兴登堡是知道他的君主有弱点的,也知道君主那时正需要帮助。他显然可以除了挥一挥毫无用途的手之外再做点有用的。事实上,他提出的建议对将军们最合适:让威廉自愿去国外。 在纸上写下“忠诚是荣誉的标志”不难。难的是一生就宣誓忠诚一次;而且一旦宣誓,就再也不能像还钱要借条那样把宣誓收回来;难的是致死都能坚守誓言。 这才是瑞士卫队要做的事。1792年8月10日,虽然国王逃跑了,但他们仍然用生命保卫空荡荡的王宫:他们忠诚于自己的誓言。 在俄罗斯可能还会取得更多的胜利,甚至有一天历史会欢呼这些胜利是伟大且重要的(我不想相信这点)。然而,这些昨天还在信誓旦旦表达忠诚之心的将军们,不过是见什么杀什么的政治罪犯,他们绝对不会获得那些瑞士农夫的荣誉的。没有人会在他们的坟墓上方放置一个大理石的狮子像。 在过去的这八年中,我们痛苦,我们悲愤,我们忍受着无法忍受的耻辱,这样的遭遇使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我们获得了新的生活机会。这次新机会,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必须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审视我们自己,自问是否能防止1918年那样的懦弱行径。 “这不好,也绝对变不好,”正如哈姆雷特所言。这话简直就是我们说的。从这些乌云一般的胜利中,根本冒不出来什么好东西,因为乌云里充斥散发着臭气的罪恶。一个把宣传和谎言当作立国基础的国家,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一个既虚伪又自大的民族,会把自己的罪恶推卸给古老先贤,会向罪犯宣誓效忠,会随时准备追随撒旦,并宣誓效忠,这样的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如今,魔鬼把赌注提得越来越高! 就在人们盲目地痛饮胜利的欢喜之酒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向他们头顶袭来。可在今天的德国中,清醒的人却成了孤独者。他因为有见解而孤独,他能看到当结局来临的时候,他就要履行自己所有的承诺,无论是说过的,或是写下的。在过去对生活的众多期盼中,只有一个能留存下来:我们这个时代会要求那些不能融入主流的人去殉难,当殉难的时刻来临时,走上殉难之路的人可以从信念中获得力量。 人类的愿望,如果足够大,真的都能变成现实吗? ——

53
《绝望者日记》的全部笔记 11篇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