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传
9.1分
尽管如此,他反复表达过自己对苏联政权的同情,他相信,由于普通苏联公民的物质条件正在改善,这个政权是强大的,不太可能垮台。他赞许地说起俄国的教育系统,说从未见过有人如此渴望学习,如此专注于教给他们的东西。不过,他同情斯大林政权的最重要理由也许是俄国只有很少的失业。“重要的事情,”他曾对洛什·里斯说,“是人有工作。”有人提到俄国生活的军事化管理时——有人指出,工人虽然就业了,但没有离职或换工作的自由——维特根斯坦不觉得有什么。“专制,”他耸了耸肩,对里斯说,“并不使我感到愤慨。”不过,“‘官僚统治’正在俄国造成阶级差异”的说法倒引起了他的愤慨:“如果有什么能摧毁我对俄国政权的同情,那就是阶级差异的增长。”引自 第十七章 “投身行伍”从俄国回来后的两年里,维特根斯坦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这个想法:去兑现那个许给他的莫斯科的教师职位。这段时间他继续跟索菲亚·亚诺夫斯卡娅通信;去挪威时,他安排法妮亚·帕斯卡尔把胰岛素寄给患有糖尿病的亚诺夫斯卡娅。迟至1937年6月,他还在一封写给伊格尔曼的信里谈到:“也许我该去俄国”。不过,这之后不久,俄国人收回了给他职位的许诺,因为(据皮耶罗·斯拉法说)这个时候所有在俄国的德国人(包括奥地利人)都成了嫌疑人。
尽管如此,即便在1936年的公审秀[插图]之后,即便在1939年俄国和西方的关系恶化、纳粹-苏联协定签订之后,维特根斯坦仍继续表达自己对苏联政权的同情——结果他的一些剑桥学生把他看作“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标签当然是胡说。不过,在多数人只看到斯大林统治的暴政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强调了斯大林不得不应付的问题,以及在应付这些问题时取得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鲁利断言,英格兰和法国合力也不能击败希特勒的德国;它们需要俄国的支持。他告诉德鲁利:“人们控诉斯大林背叛了俄国革命。但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斯大林不得不应付的问题;也不知道斯大林看到的威胁着俄国的危险。”他立即又说,仿佛这两者有所关联:“我看着一张英国内阁的照片,对自己说,‘好多富有的老人’。”这一评论令人想起凯恩斯对俄国的刻画:“欧洲家族的美丽和愚蠢的最小儿子俄国,头上有头发,比起西方的秃顶哥哥,离大地和天空都更近。”我认为,维特根斯坦想去俄国生活的理由——既是“糟糕的甚至孩子气的”理由、也是“深刻的甚至好的”理由——跟他的这个愿望有很大关系:他想跟西方的老人、跟西欧的瓦解和衰退中的文化脱开干系。
这当然也是他“投身行伍”的持久愿望的另一种体现。和1915年的奥地利官方一样,苏联官方知道他当军官比当列兵对他们更有用;维特根斯坦自己也认识到,他并不能真正忍受普通士兵“低劣的不诚实”的生活。但他仍希望能不是那样。
1935年秋天,维特根斯坦当三一学院研究员的最后一年开始了,此时他还不大知道研究员到期之后自己要做什么。也许到俄国去——也许和罗兰德·赫特一样到“普通人”中间找个工作;也许如斯金纳愿望的那样,专心准备《棕皮书》的出版。看上去,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不会继续在剑桥教书。
他最后一年讲座的中心议题是“感觉与料和私有经验”。在这门课里,他努力与哲学家受到的一种诱惑作战:哲学家倾向于认为,当我们有所经验(看到某种东西、感觉到疼等等)时,某个东西是我们经验的主要内容,即感觉与料。不过,他举的例子不是取自哲学家,而是取自日常对话。引用文献时,他引用的不是哲学著作,不是哲学期刊《心智》,而是“史特里特和史密斯[插图]” 的《侦探故事杂志》。
有一次讲座,他先读了“史特里特和史密斯”里的一个段落;叙述者——一个侦探——午夜独自呆在船的甲板上,万籁俱寂,只听见船上时钟的滴答声。侦探自个儿沉思:“时钟是一种最令人困惑的工具:测量无限的一个片段:测量某种或许不存在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在班上说,这种混乱出现在“一个傻侦探故事里”时,其揭示性和重要性比它出现在“一个傻哲学家”嘴里时多得多:
这儿你也许会说“显然时钟根本不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如果在某种情形下你突然觉得它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然后你清醒了过来,说它当然不令人困惑——这就是解决一个哲学问题的方式。
这儿时钟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因为他说“它测量无限的一个片段,测量某种或许不存在的东西”。时钟令人困惑,因为他引入了一种他当时看不到的、像是一种精怪的实体。
这事与我们对感觉与料的谈论之间的联系是:令人困惑的地方是对某种我们会称为“不可感知物”的东西的引入。仿佛是,椅子或桌子没什么不可感知的地方,飞逝的个人经验则有。引自 第十七章 “投身行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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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那一年的课上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即他想跟哲学家对着干,支持我们对世界的日常感觉。哲学家就时间或精神状态提出普通人没有的怀疑,但这不是因为哲学家比常人更有洞见,而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洞见更少;他屈服于误解的诱惑,非哲学家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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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那一年的课上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即他想跟哲学家对着干,支持我们对世界的日常感觉。哲学家就时间或精神状态提出普通人没有的怀疑,但这不是因为哲学家比常人更有洞见,而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洞见更少;他屈服于误解的诱惑,非哲学家则不:我们有这种感觉:普通人谈到“善”、“数”等等,但并不真的理解自己说的话。我看到了“感觉”当中的某种古怪的东西,而普通人谈论“感觉”,仿佛其中毫无古怪之处。我们该说普通人知道自己在谈什么呢,还是说他们不知道?你可以两者都说。假设人们在下棋。当我浏览规则、细细核查时,看到了古怪的问题。但史密斯和布朗毫无困难地下着棋。他们理解这游戏吗?唔,他们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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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段话时,我们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哲学家身份的疑虑,他对“看出古怪问题”的厌倦,他想去玩游戏而非细查其规则的愿望。他再次考虑接受医生训练。那时德鲁利正在都柏林准备第一次医学学士考试;维特根斯坦写信请德鲁利咨询自己到那儿上医科学校的可能性;他的受训费用预计由凯恩斯负担。他向德鲁利提出,他俩一起当精神病医生,一起行医。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在医学的这一分支里可能具备特殊的天赋,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尤感兴趣。那一年,他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当生日礼物寄给德鲁利;他告诉德鲁利,第一次读这书时他对自己说:“总算有了一个言之有物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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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天之前,似乎不言自明的是,无论维特根斯坦和弗朗西斯做什么——接受医生训练、到俄国去,和“普通”人一起工作或者写维特根斯坦的书——他们都会一起做。至少弗朗西斯是这么想的。不过,维特根斯坦是否曾认真地将弗朗西斯视作哲学上的合作者,是可疑的;弗朗西斯在口述想法时是有用的,尤其用英语口述时,如口述《蓝皮书和棕皮书》时。但在讨论想法、澄清思想上,弗朗西斯没有用;对维特根斯坦的敬畏令他的思考瘫痪了,妨碍他作出任何有用的贡献。“有时,”维特根斯坦告诉德鲁利,“他的沉默激怒了我,我对他喊,‘说点什么,弗朗西斯!’”“但是,”他加上,“弗朗西斯不是思想者。你知道罗丹的名为‘思想者’的雕像;有一天我猛地想到,我不能想像弗朗西斯摆出那个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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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类似的理由,维特根斯坦劝阻弗朗西斯继续从事学术工作。他断定“在学术生活中他永不会快乐”,弗朗西斯则一如既往地认可他的断定。不过弗朗西斯的家人不这么看,他的许多朋友也不这么看。例如路易斯·古德斯坦,他是弗朗西斯在圣保罗和剑桥两地的同辈,后来当了莱切斯特大学的数理逻辑教授;古德斯坦认为,若当职业数学家,弗朗西斯有光明的前途。古德斯坦是最早听到弗朗西斯宣布自己放弃数学的决定的几个人之一,他强烈反对,在这个决定里,他只看到维特根斯坦自己对学术生活的厌恶在弗朗西斯身上的不幸影响。弗朗西斯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的母亲尤其深深厌恶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儿子的影响。到俄国定居的计划,放弃原本前途光明的学术生涯的想法,都令她大为惊恐。他的姐姐普里西拉·特鲁斯科特同样无法置信。“为什么?”她要求解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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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之外,维特根斯坦的第二职业选择是技工(所以斯金纳的第二选择也是技工)。这样,1936年夏天,剑桥器械公司接受斯金纳当两年期的技工学徒。他的工作大部分时候是做主螺旋桨,那是个重复性的、累人的活,他不喜欢,也一点儿不觉得有趣;这个活完全就是他为了维特根斯坦而忍受的苦工。不过法妮亚·帕斯卡尔相信斯金纳在工人中间比在自己阶层的人中间更快乐。她说,工人较友善、较不做作。这也许是真的,但在工厂的头几年,弗朗西斯没怎么花时间和同事交往。他的夜晚或是自己度过,或是和大学的朋友在一起——巴赫金一家、罗兰德·赫特和帕斯卡尔本人。比起其他的一切,他最想要的是和维特根斯坦一起生活和工作,但维特根斯坦本人已拒绝了他。弗朗西斯没有魏宁格式的爱的观念;他不相信爱需要分离、需要某种距离来保持。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很可能持有魏宁格的看法。在挪威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只有离开弗朗西斯时自己才认识到他多么独一无二——自己真的在意他。因此,他决定去挪威,也许正是为了离开弗朗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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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身去挪威前,维特根斯坦和吉尔伯特·帕蒂森到法国度了次假,两人乘小汽车一起游览了波尔多地区。帕蒂森是相对少有的维特根斯坦与之在一起能放松和享乐的人。不过,在帕蒂森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相伴可能稍过沉重了。相应地,如此前在1931年那样,他坚持,度假行程中起码得有几个晚上,自己要离开维特根斯坦到某个流行的胜地去,在那种地方他可以放纵自己无拘无束地奢华一番——喝酒、进餐和赌博。有一次,维特根斯坦陪帕蒂森赌博作乐,显出自己是这种浪费钱的艺术的新手。他们一起去了鲁瓦锡赌场玩轮盘赌,显然维特根斯坦没玩过这游戏。他细心地研究了这种游戏,然后用怀疑的口吻对帕蒂森说:“我看不出你怎么能赢!”看来有时核查规则比玩游戏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