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传 9.1分
读书笔记 第十七章 “投身行伍”
Cambrian

尽管如此,他反复表达过自己对苏联政权的同情,他相信,由于普通苏联公民的物质条件正在改善,这个政权是强大的,不太可能垮台。他赞许地说起俄国的教育系统,说从未见过有人如此渴望学习,如此专注于教给他们的东西。不过,他同情斯大林政权的最重要理由也许是俄国只有很少的失业。“重要的事情,”他曾对洛什·里斯说,“是人有工作。”有人提到俄国生活的军事化管理时——有人指出,工人虽然就业了,但没有离职或换工作的自由——维特根斯坦不觉得有什么。“专制,”他耸了耸肩,对里斯说,“并不使我感到愤慨。”不过,“‘官僚统治’正在俄国造成阶级差异”的说法倒引起了他的愤慨:“如果有什么能摧毁我对俄国政权的同情,那就是阶级差异的增长。”
引自 第十七章 “投身行伍”

从俄国回来后的两年里,维特根斯坦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这个想法:去兑现那个许给他的莫斯科的教师职位。这段时间他继续跟索菲亚·亚诺夫斯卡娅通信;去挪威时,他安排法妮亚·帕斯卡尔把胰岛素寄给患有糖尿病的亚诺夫斯卡娅。迟至1937年6月,他还在一封写给伊格尔曼的信里谈到:“也许我该去俄国”。不过,这之后不久,俄国人收回了给他职位的许诺,因为(据皮耶罗·斯拉法说)这个时候所有在俄国的德国人(包括奥地利人)都成了嫌疑人。 尽管如此,即便在1936年的公审秀[插图]之后,即便在1939年俄国和西方的关系恶化、纳粹-苏联协定签订之后,维特根斯坦仍继续表达自己对苏联政权的同情——结果他的一些剑桥学生把他看作“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标签当然是胡说。不过,在多数人只看到斯大林统治的暴政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强调了斯大林不得不应付的问题,以及在应付这些问题时取得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鲁利断言,英格兰和法国合力也不能击败希特勒的德国;它们需要俄国的支持。他告诉德鲁利:“人们控诉斯大林背叛了俄国革命。但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斯大林不得不应付的问题;也不知道斯大林看到的威胁着俄国的危险。”他立即又说,仿佛这两者有所关联:“我看着一张英国内阁的照片,对自己说,‘好多富有的老人’。”这一评论令人想起凯恩斯对俄国的刻画:“欧洲家族的美丽和愚蠢的最小儿子俄国,头上有头发,比起西方的秃顶哥哥,离大地和天空都更近。”我认为,维特根斯坦想去俄国生活的理由——既是“糟糕的甚至孩子气的”理由、也是“深刻的甚至好的”理由——跟他的这个愿望有很大关系:他想跟西方的老人、跟西欧的瓦解和衰退中的文化脱开干系。 这当然也是他“投身行伍”的持久愿望的另一种体现。和1915年的奥地利官方一样,苏联官方知道他当军官比当列兵对他们更有用;维特根斯坦自己也认识到,他并不能真正忍受普通士兵“低劣的不诚实”的生活。但他仍希望能不是那样。 1935年秋天,维特根斯坦当三一学院研究员的最后一年开始了,此时他还不大知道研究员到期之后自己要做什么。也许到俄国去——也许和罗兰德·赫特一样到“普通人”中间找个工作;也许如斯金纳愿望的那样,专心准备《棕皮书》的出版。看上去,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不会继续在剑桥教书。 他最后一年讲座的中心议题是“感觉与料和私有经验”。在这门课里,他努力与哲学家受到的一种诱惑作战:哲学家倾向于认为,当我们有所经验(看到某种东西、感觉到疼等等)时,某个东西是我们经验的主要内容,即感觉与料。不过,他举的例子不是取自哲学家,而是取自日常对话。引用文献时,他引用的不是哲学著作,不是哲学期刊《心智》,而是“史特里特和史密斯[插图]” 的《侦探故事杂志》。 有一次讲座,他先读了“史特里特和史密斯”里的一个段落;叙述者——一个侦探——午夜独自呆在船的甲板上,万籁俱寂,只听见船上时钟的滴答声。侦探自个儿沉思:“时钟是一种最令人困惑的工具:测量无限的一个片段:测量某种或许不存在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在班上说,这种混乱出现在“一个傻侦探故事里”时,其揭示性和重要性比它出现在“一个傻哲学家”嘴里时多得多: 这儿你也许会说“显然时钟根本不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如果在某种情形下你突然觉得它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然后你清醒了过来,说它当然不令人困惑——这就是解决一个哲学问题的方式。 这儿时钟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工具,因为他说“它测量无限的一个片段,测量某种或许不存在的东西”。时钟令人困惑,因为他引入了一种他当时看不到的、像是一种精怪的实体。 这事与我们对感觉与料的谈论之间的联系是:令人困惑的地方是对某种我们会称为“不可感知物”的东西的引入。仿佛是,椅子或桌子没什么不可感知的地方,飞逝的个人经验则有。
引自 第十七章 “投身行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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