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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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维特根斯坦信里的一个句子让他有话要说。弗雷格曾说,“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和“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这两句话有相同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回应道:“两个句子的意思是同一个,但写下它们时,我系于其上的观念[插图]则不一样。”这儿弗雷格到了(或认为自己到了)自家领地,全心全意地赞同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尤其因为这里触及了他此时珍视的一个思想。他论证道,维特根斯坦的思路要可行,就必须区分命题和命题的意义,从而就有这种可能性:两个命题可能有相同的意义,系于其上的观念却不同。“一个命题的实际意义,”他对维特根斯坦写道,“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一个人系于命题上的观念只属于他自己……没人能有别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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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它对你不是陌异的,因为书的要点是伦理的。我曾想在前言里写几句话,但实际上没写;但我现在要把这些话写给你,因为那将是你的一把钥匙:我曾想写,我的论著包含两部分:写下的这个部分,和我未写的一切。恰恰第二个部分是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我的书从内部为伦理划界;我相信,严格地说只能以这种方式为之划界。简而言之,我认为:许多人今日对之胡言不休的一切东西,我在我的书里都对之保持沉默,从而确定了它们。因此,除非我完全错了,这书说了你自己也想说的许多东西,但也许你不会注意到书里面说了。我暂且推荐你读前言和结论,它们最直接地表述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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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这一年也许是他一生最不快乐的一年,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和索格伦家一起度过的日子是相对愉快的。“正常人对我是一剂草药,”他写信给伊格尔曼,“同时也是一种折磨。”特别是,他和第二个儿子阿尔费德产生了亲密的友谊;在阿尔费德眼里他确实有几分父亲的样子。阿尔费德·索格伦是一个壮硕、笨拙和粗鲁的男孩——后来被称作“熊人”——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继续在道德上征询维特根斯坦的指引。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他抛弃了对大学的一切念想,而去接受技工训练。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许是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弟子,20世纪30—40年代剑桥的光彩而年轻的本科生的先驱者——那些人同样地选择了某种诚实的行业,而不是从事其教育和特权背景为之备好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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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一直在通信,谈论他俩12月份到海牙会面的计划;他们要安排日程,绕过官僚障碍,而且,至少维特根斯坦需要为此行筹钱。“想到你得谋生,我感觉很糟糕,”罗素听说他放弃了所有钱后写信给他,“但我不吃惊你这样做。我也比以前穷多了。他们说荷兰的消费很贵,但我想我们能熬一个礼拜而不致破产。”为了支付维特根斯坦的费用,罗素把维特根斯坦去挪威前留在一个剑桥交易商那儿的一些家具和书买了下来。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1912年秋天煞费苦心挑选的家具。罗素付了一百英镑;他在自传里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好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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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罗素的新情人(后来的妻子)多拉·布莱克陪他到了海牙。他们住进了双城旅馆。“你到了海牙就尽快来这儿,”罗素写信给维特根斯坦;“我急切地想见你——我们会找到办法出版你的书——有必要的话去英格兰出版。”几天后维特根斯坦到了,阿尔费德·索格伦(多拉·罗素这样回忆阿尔费德:“一个茫然的、影子般的人,很少说话,甚至吃饭时也是”)陪着他。这一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深入地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12月12日罗素写信给柯莱特,说维特根斯坦“满心是逻辑,我几乎无法跟他谈点个人的事”。维特根斯坦一刻也不想浪费他俩在一起的时间。他早起,捶打罗素的门直到弄醒他,然后连续不停地讨论逻辑几小时。他们一行一行地读这书。讨论是富有成效的:罗素对这书的评价比以前更高了,维特根斯坦则欣喜地感到终于有人理解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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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并非完全赞同这书。特别是他拒绝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任何对世界整体的断言都是无意义的。对罗素来说,命题“世界里至少有三个东西”既有意义也为真。讨论这一点时罗素拿了张白纸,在上面弄了三个墨水斑点:“我求他承认,既然这儿有这三个斑点,那世界里至少有三个东西;但他坚决拒绝。”他愿承认纸上有三个斑点,因为那是个有限的断言,但他绝不肯承认,可以对世界之为整体有所说。“他的学说的这个部分,”罗素坚持,“我觉得肯定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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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罗素也拒绝接受维特根斯坦先前对他说过的这书的“主要内容”:“不能由命题说出的东西能被显示”的学说。对罗素来说,这仍是一个没意思的神秘观念。他写信对奥特琳说,自己吃惊地发现维特根斯坦成了一个彻底的神秘主义者。“他深深陷入了思想和感觉的神秘之维,但我认为(虽然他不会赞同),他在神秘主义里最喜欢的东西是那种能让他停止思考的力量。”不过书里的逻辑理论足以打动罗素,他答应在海牙讨论的基础上写一篇导言,尝试解释书里最困难的部分。有了罗素——现在是个畅销作家——的导言,书的出版几乎板上钉钉了。维特根斯坦喜气洋洋地回到维也纳。“我非常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1920年1月8日他写信给罗素,“我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我们在那个星期做了一大堆真正的工作。”他写给费克尔:“现在这书对出版商的风险小得多了,也许甚至全无风险,因为罗素非常有名,确保这书有一群特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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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说的意思自然不是它因此就能落到恰当的人手里;但无论如何,有利的形势不是那么不可能了。两个多星期费克尔都没回信;显然他仍不相信,除了是个财务包袱,这书还能有什么别的意义。“不管有没有罗素,”1月16日他写道,“在目前的形势下,出版你的论著都是今日奥地利任何出版商都没能力冒的风险。”他建议维特根斯坦先用英语出版此书,然后——如果有了机会——再出德语版的。维特根斯坦预见到在费克尔那儿没戏,已经接触了另一个出版商。通过伊格尔曼,某个赫勒博士把他推荐给了莱比锡的雷克拉姆出版社;听说罗素导言的事后,雷克拉姆简直太愿意考虑这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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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马上从费克尔那儿要回了手稿,寄给了雷克拉姆;2月和3月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罗素的导言。导言寄来后他立刻就失望了。“里面有那么多我不赞同的话,”他告诉罗素,“既在你批评我的地方,也在你只想阐明我的观点的地方。”不过他还是找人把它译成了德语,为印刷做准备,但这只是使事情更糟。“你的英语风格的所有雅致,”他写信给罗素,“在译文里明显丧失了,剩下的是肤浅和误解。”他把导言寄给雷克拉姆,但说自己不想出版它;导言只是帮助出版商对这书作出自己的判断。结果,如维特根斯坦预料到的,雷克拉姆拒绝了这书。他用下面这个理由安慰自己,他告诉罗素,这理由“在我看来是无可反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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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我的东西是一项最上等的工作,要么它不是一项最上等的工作。若是后一种情况(也是更可能的情况),我自己都宁愿它不付印。若是前一种情况,那么它早点晚点付印,二十年后还是一百年后,都无所谓。毕竟,谁会问(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是写于17XX年还是17YY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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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特根斯坦和伊格尔曼来说,宗教是和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分不开的。事实上,对伊格尔曼来说这种意识是宗教态度的核心之点:
如果我不快乐,而且知道我的不快乐反映了自己和实际生活间的严重分歧,我就什么也没解决;我将在错误的轨道上,永远找不到摆脱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混乱的出路,只要我没有达到那至高的和关键的洞见:
那种分歧不是实际生活的错,而是我这个人自己的错……达到而且坚守此洞见的人,一次次努力照此洞见生活的人,是有宗教性的人。
照这种观点,不快乐就是挑出自己的错:人的悲惨只能是自己的“低等和腐烂”的结果;有宗教性,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配,并且担负起改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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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念头背后,就像在别的念头背后一样,可能是有一点高贵的动机。但这动机以这个方式呈现,即它采取的形式是盘算自杀,这一定是错的。自杀一定是个错误。只要活着,一个人永远不会完全迷失。但驱使人自杀的是对自己完全迷失的恐惧。根据已谈到的观点,这种恐惧没有根据。在这种恐惧里,一个人做了他能做的最坏的事,他剥夺了自己的时间,在那时间中他本可能逃离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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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师训练的那一年,维特根斯坦一直定期看望亨泽尔,有时和战俘营的同僚米夏埃尔·德罗比尔结伴前往。他和亨泽尔不只讨论教育事务,也讨论哲学。亨泽尔是个博学的参事长[插图],对哲学保持着热烈的兴趣,一生发表了约二十篇主题为哲学(多数是伦理学)的文章。在5月23日的一封信里,我们发现他写给维特根斯坦一个摘要,概述了“批判现实主义者”奥斯瓦尔德·库尔佩在其著作《实现》(DieRealisierung)里区分的三类对象(实际的、理想的和真正的)。维特根斯坦对此的兴趣究竟如何,可能将一直是个谜,因为库尔佩没在别处被提到过。但另有一个证据说明,维特根斯坦此时在关注观念论和实在论这两种互相竞争的形而上学,即弗雷格写来的一封信——我们知道的弗雷格写给维特根斯坦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日为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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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明显在回应维特根斯坦对其文章《思想》作的批评,在那一批评里维特根斯坦谈到观念论的“深刻基础”。“当然我不是反对你的直率”,弗雷格起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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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知道,你觉得观念论的什么深刻基础是我没领会的。我想你自己并不坚持知识论上的观念论是正确的。所以,我想你明白最终没有这种观念论的深刻基础,那么它的基础只能是表面的基础,而非逻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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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长信的余下部分,弗雷格对《逻辑哲学论》的缺乏清晰作了一番分析。这次他完全专注于第一个命题:“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他论证道,假定这句话里的“is”是“同一性的是”,并进一步假定它意在传递信息而非只提出一个“世界”的定义,那么,它要有任何意思,就必须有某种方法确认“世界”和短语“所有实际情况”的意义是同一的,而且这方法要独立于对这种同一性的陈述。怎样做到这点呢?“如果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从而使我较容易理解你的思考成果,”他写道,“我会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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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保存下来的两人的最后一次沟通。四年后弗雷格去世,他的理解大概就到这儿了,他从未理解这本受他自己著作启发的著名的书里的哪怕一个词。维特根斯坦体会的观念论的“深刻基础”,无疑关系到《逻辑哲学论》命题5.6—5.641给出的对世界的说明。“世界是我的世界”,“我是我的世界(小宇宙)”,而我不在我的世界里:“主体不属于世界;主体是世界的界限。”因此,唯我论——“当其含义被严格地推出时”——与纯粹的观念论相合:“唯我论的自我收缩成一个没有广延的点,剩下的是与之相协调的现实。”这样,弗雷格的实在论就被视为与叔本华的观念论和魏宁格的唯我论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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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