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全传 8.1分
读书笔记 苏珊·桑塔格全传
雪山上的彩虹

“等我长大成人,我得留心,可别让他们阻止我从敞开的门飞出去。”

她小小年纪就感到了孤独,因为厌倦自己的生活环境,她的内心生活——这是她唯一能够掌控的生活——就变得至关重要。

桑塔格自己发现阅读她偏爱的作家的传记是一种审判,她完全知道她为何不希望看到自己的生活被写出来出版。看完西蒙娜·佩特雷蒙特撰写的西蒙娜·韦伊这位法国哲学家的两卷本传记后,她在日记里写道:“这本传记是对西[蒙娜]·韦[伊]的一次多么痛苦的去神秘化啊!”

哈里伯顿,一位年轻的美国作家,写有最朴实的游记,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是我最初设想中所认为的最有特权的生活:一种充满无尽的好奇心、精力和表达力,以及无比热情的生活。他曾登上埃特纳火山、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富士山和奥林匹斯山;他曾游历了大峡谷和金门桥(1938年,该书[《理查德·哈里伯顿奇观全集》]出版时,金门大桥尚位于世界奇观之列呢)。他排队参观了莫斯科的列宁墓,也曾登上中国长城,还划船进入蓝洞;他还去过卡尔卡松、巴勒贝克神庙、佩特拉古城、拉萨、沙特尔、特尔斐古城、阿尔罕布拉宫、马察达城堡、泰姬陵、庞贝城、维多利亚瀑布、耶路撒冷、里约、伊斯法罕和……哈里伯顿让我充满欲望地意识到,世界辽阔广袤、历史悠久,世界上可看的奇观、可听的故事不胜枚举;他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也能看到这些奇观,听到与奇观有关的各种故事。《奇观全集》是我自己的热情与欲望美好部分最初的唤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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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记得自己小时候沿着古老的西班牙小径,朝坦凯弗德山麓丘陵走去;在那里,她仔细观察“可怕极了的树形仙人掌和仙人果”。她找箭头,找蛇,把漂亮的石头装进口袋。她将自己想象成最后的印第安人或独行侠。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图森占据了九平方英里开阔的荒谷,丘陵起伏,色彩斑斓,重峦叠嶂,山石嶙峋,令人望而生畏。沙漠并非是一望无际的沙丘,那里有带刺的灌木和杂草,多刺的树形仙人掌,还有挂满了鲜红果实、橘红色穗状花蕾的树。下雨的时候,沙漠上花儿盛开,天空展现出两道长长的彩虹,碧空如洗。英国作家J·B·普里斯特利1937年游览亚利桑那,比米尔德丽德和苏珊母女早两年。他来过之后,从此再也忘不了那萦绕心际的美:“一种种声音,一个个脸庞,蓝色的鸟和红色的鸟,仙人掌和松树,在晨曦中时隐时现、在落日里珠宝般闪耀的群山,甜甜的清新空气,午夜时分,繁星满天。” —— 苏珊发现了游记作家理查德·哈里伯顿。我们只消看看他作品的首页照片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万里览胜》(1925)中,他站在泰姬陵前,包着头巾,双手叉腰,放松自在,一脸灿烂的笑容;在《飞毯》(1932)里,他坐在他那架双座飞机顶上,准备好了去冒险;在《理查德·哈里伯顿奇观全集》(1937)里,一封致读者的信旁边是作者的一张照片,他看上去30来岁,英俊潇洒。信里写的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喜欢看上面全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城市、大山和寺庙”的图片的书。他爱看那本书,因为它把他带到了“陌生而浪漫的地方”,让他留连忘返。后来,桑塔格在回答什么书改变了她的人生时,她说首先是哈里伯顿的书。 哈里伯顿,一位年轻的美国作家,写有最朴实的游记,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是我最初设想中所认为的最有特权的生活:一种充满无尽的好奇心、精力和表达力,以及无比热情的生活。他曾登上埃特纳火山、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富士山和奥林匹斯山;他曾游历了大峡谷和金门桥(1938年,该书[《理查德·哈里伯顿奇观全集》]出版时,金门大桥尚位于世界奇观之列呢)。他排队参观了莫斯科的列宁墓,也曾登上中国长城,还划船进入蓝洞[插图];他还去过卡尔卡松、巴勒贝克神庙、佩特拉古城、拉萨、沙特尔、特尔斐古城、阿尔罕布拉宫、马察达城堡、泰姬陵、庞贝城、维多利亚瀑布、耶路撒冷、里约、伊斯法罕和……哈里伯顿让我充满欲望地意识到,世界辽阔广袤、历史悠久,世界上可看的奇观、可听的故事不胜枚举;他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也能看到这些奇观,听到与奇观有关的各种故事。《奇观全集》是我自己的热情与欲望美好部分最初的唤醒者。 这种往事令人回忆起桑塔格7岁时为之激动不已的一些事,她当时就意识到世界要比图森大得多,而她的玩伴、老师和其他成年人对外面更大的世界并没有憧憬,眼界未免太狭窄了!成人为何如此谨小慎微?苏珊想不明白。她想:“等我长大成人,我得留心,可别让他们阻止我从敞开的门飞出去。” —— 32:幸运的是,桑塔格10岁前就早早地找到了她的第一个文学之父,即埃德加·爱伦·坡。像哈里伯顿一样,坡也构筑起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创作侦探小说,写月球之旅和其他不可思议的探索航程——如《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故事》。但是,坡也使苏珊有了“对内在性、忧郁、心理执著,对推理的刺激、变态,以及对不顾后果的自我意识的性情的最初了解——又一阶段存在的稚嫩的渴望”。坡的作品既是冒险的,又是知性的;故事的叙述者是羞怯的,包裹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笔下的人物就像桑塔格成年后一样,是洞穴——比喻意义上的——思想的洞穴的献身者。正如《贝蕾妮斯》的叙述者坦陈的那样,“我的激情总是思想的激情”。 像桑塔格一样,坡也是一个在欧洲、在文学本身中找寻灵感的美国作家;像桑塔格一样,他也着迷于销蚀性疾病和死亡。看坡的哥特式小说,你会紧张得大气不敢喘,因为其中的死亡感像它们的头韵那样向你步步逼近:“在这一年秋天阴沉、黑暗而无声的一整天里……”《厄舍古厦的倒塌》中这些有力而迷惑人的字句不啻为一帖帖文学麻醉剂。图森具有疗效的气候想要否定一个事实,即死亡是无法逃脱的。坡的小说则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说,这似乎是一个可怖的发现,那么,对一个感觉到周围的东西在否认着什么的孩子来讲,这倒不失为一种天赐之物。如果说理查德·哈里伯顿追求的是游历世界并抓住其中你所喜爱的东西这一外在的愉悦,那么,坡追求的是同样的快乐,只不过方向相反,即内在的快乐,表明文学可以是驶向他乡的交通工具,而且——甚至更好——文学本身即可为目的地。坡教会她依靠自己的感受力,无视她遇到的所有非文学环境。 但是,无论是坡,还是哈里伯顿,都无法给桑塔格一种职业感,对一个独立思考并已逐渐认为自己的一切该由自己做主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于遭受“父亲渴望”或曰“父亲饥饿”煎熬的孩子来讲,是一种相当普通的感觉。她却在两本令一代代少女感到兴奋的书里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这两本书是《居里夫人传》和《小妇人》。 快10岁的时候,苏珊看了伊芙·居里为母亲写的动人的传记。传记介绍的第一句话就非常吸引人:“居里夫人的生活包含了太多的奇迹,所以,她的故事讲起来只能像传奇了。”伊芙这本令人心醉的传记叙述了一个完整的居里夫人,她这本传记为苏珊未来的生活描绘出一幅近乎完美的蓝图:年复一年,玛丽在死水般的波兰度过了一个个贫穷而孤独的日日夜夜。她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伊芙问:“人们该如何去想象这个17岁的女孩的热情呢?”玛丽参与了波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渴望祖国从苏联占领中解放出来,去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她企盼着能够到法国这个学识和自由圣地接受教育。她给姐姐写信,说“我梦想巴黎,就像梦想救赎一样”。玛丽的机会到来的时候,伊芙评述道:“人在巴黎,感觉是多么年轻、多么有力、多么激动!又是多么地满怀希望啊!”在巴黎,玛丽身居陋室,在钢铁般意志的引导下发奋读书,几乎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她在索邦大学获得两个硕士学位(正如桑塔格后来会声称她在哈佛大学也是这样)。她引起了大科学家皮埃尔·居里的注意。如同小说家那样,玛丽寻找着新的研究课题。她和皮埃尔共同创建出“一门新科学和一种新哲学”。他们成为“珠联璧合的创作者”,体现出“男女之间最高的结盟,[因此]交流是平等的”这一精神风貌。夫妇俩也有孩子,玛丽母性洋溢,一如她对科学满怀激情。丈夫死后,玛丽即致力于“一种永远的奉献”。她在一战期间,照料伤病员;她向全世界人民敞开怀抱。世界的奥秘和奇观让她激动不已,她立志要去探索。特别是玛丽有使命感。正如伊芙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有天赋去做某件事,那么,不管付出多少代价,这件事必须做成。”她以“一种超人的执著”坚持不懈。随着自己的逐渐成熟,玛丽发现有必要建设一种国际文化,并对自己“对一切低俗所持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排斥感”笃信不已。 居里夫人的故事也是一个高尚的故事,因为,用她女儿的话来说,玛丽是以“淡然的态度”,以“一种不可改变的性格结构和一种智慧的顽强努力”来对待荣誉的。伊芙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评价:“在所有的名人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受到荣誉腐蚀的人。”桑塔格绝不愿被看成是一个野心家,她固执地否认自己追名逐利,这一想法的源头就在这里。野心既意味着动机,也意味着成就,若将两者分开来看待,那么,对于一个既希望仰慕人,又希望受人仰慕的年轻女子来说,那真是一件讨厌的事情。 —— 59:梅里尔和苏珊一样狂热地崇拜托马斯·曼。二战期间和刚结束的时候,托马斯·曼在美国的名声已如日中天。他是诺奖得主、反法西斯主义重要人物,看上去威严、冷峻。他做客白宫,受到新闻界的热捧。谈起文学和政治来,他俨然是一个流亡的国家领导人。当曼作为一个平民,从洛杉矶飞往旧金山的时候,遇上一队骑摩托车巡逻的警察,他们把他一路护送到他在伯克利演讲的场馆。对于桑塔格,一如对于许许多多读者那样,《魔山》是一部“改变人的书,充满了新发现和新洞见”。这部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流亡者——正如桑塔格自认为的那样——他们在销蚀自己,就像是夺走她父亲性命的“遥远的别处”一样。桑塔格的意思是,《魔山》使她不再相信母亲所说的肺结核是一种“羞耻的疾病”这种鬼话。在《魔山》里,“思想就是激情”,桑塔格如是说,这就为她自己将小说创作散文化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这种写法将在《火山情人》中随处可见。 桑塔格是个“得过哮喘病、现已康复的孩子”,是“半个孤儿”。她认同曼笔下的“孤儿主角”——汉斯·卡斯托普,“一名合我那没有保护的心灵之意的英雄”。如果说她不像汉斯那样“简单”或“平常”,那么她却有着他那认真和温顺的举止(她妈妈说她“真二”[插图])。他们都知道生活中如何以礼待人,同时又保留自己的一份孤独;他们均受到监护人的看管,而这些监护人都自以为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益。但是,《魔山》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那种在南加州——尤其在北好莱坞中学——很难听到的“自由而充满激情的谈话”。 —— 82:她希望拥有一个思想占据首要地位的世界。她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在那些思想中挣扎,这没有让她感到害怕,相反,这一挑战激发出她满腔的热情。她坦率地承认,现代文库中那些巨匠她并未都读懂,但是,成为思想巨人的想法却给她以动力。 —— 85:她听阿娜伊斯·宁的讲座,“艺术与艺术家之作用”,啧啧称赞这位作家娇小的身材、雅致的容貌,以及“一双探询的大眼睛”,宁吐字华丽精准,产生一种气氛,苏珊想象,如果有人碰她一下,她就会碎掉。这种超凡魅力的仪态正是苏珊·桑塔格日后努力为她自己在公开场合打造的形象。 —— 97:从1929年起,哈钦斯就是校长。尽管他享有很高的声望,也很受公众欢迎,但是,他在学校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轻视部门特权,维护推崇经典的莫蒂默·阿德勒,老师们对此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是,哈钦斯的个性对聪明绝顶、胸怀远大抱负的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记得: 对于想勤奋读书的学生来说,这所大学极其开放;对于想偷懒的学生,则会很没劲儿的。这不是一个你可以只想舒舒服服过日子的地方。首先,气候恶劣;其次,学校鼓励你快马加鞭,砥砺前行。哈钦斯鄙视假期,鄙视休息。他是个工作狂,没有人会因为学他而感到羞愧。他憎恨做事马马虎虎,憎恨碌碌无为,憎恨胆小怯懦;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标准。因此,他树下许多仇敌。假使达不到要求,请你走人。别装样子。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严格至极,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对别人有同样严格的要求。哈钦斯是个偏激的柏拉图式的精英主义者——彻头彻尾的。 —— 132:有一门德国古典哲学课,桑塔格的论文《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与哲学宗教》得了个A,外加评语如下: 分析到位,证明有能力做出全面阐释和批评性评价。你对后期黑格尔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似乎非常合理,而且论据充足。不过,在谈论黑格尔“精神”的意义时,你本可以更明确、更清晰。你未说清楚黑格尔的体系中“绝对精神”到底有什么地位。你对“精神”与“有限精神”作出了区别,但没有充分详尽地阐述这一区别。而且——这是次要的一点——与科学间的距离相比,你把神学说成靠艺术更近一点。你本可以将这一点再多加阐述,因为这在你论文的后面似乎是一个相关因素。 —— 133: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她一篇得了B+的关于梅尔维尔小说《皮埃尔》的论文,标注的日期是1955年4月29日;该论文得到的评语是:“我个人对开头的号角声声感到恼怒。”请听一声令人不快的“号角”:“《皮埃尔》是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唯一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说。作为一部心理学上性格与命运的小说,它比霍桑的任何小说都明显深刻很多。”她言过其实的评价遭到了指责:“看完你的文章,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部小说是深刻的,而且我总体上看不出其中的明确性。”在学术生涯上她可能成功,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诗歌的精神分析的几个方面》获得了A-外加评语:“一篇结构很好的论文。” ——— 143:和她自己的妈妈一样,桑塔格也希望自己想走的时候能收拾行囊说走就走。她希望把戴维随时托付给罗丝,或者菲利普,要不就是他的家人——就像她儿时被托的那样: 我真的想过我要有几种不同的生活,但有一个丈夫却要过几种生活真是谈何容易——至少有着我那种紧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婚姻是这样;我们俩整天在一起。要知道,你无法一天24小时和某个人在一起,年复一年,从不分离,然后,如果你愿意,还想同时有自由,去发展、去改变、去飞香港……这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才讲,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得在生活与事业之间作出抉择。 —— 147:她的确抱怨婚姻通过持续的重复让感情麻木,其目标“最多”就是“创造强烈的互相依赖”。她的语言、语气十分学术化,似乎是某种掩饰,不过,她匆匆记下的日记中渐生无意义感:“争吵最后变得毫无意义,除非你总是准备吵完后就采取行动——就是说,结束婚姻。”夫妻俩常常生闷气。到1956年11月,她在日记里说婚姻是因“惯性原则”而持续的。1957年1月,她更加直白地写下整整6年的婚姻中她不自由的感觉,而且多次提及争吵激增。也许是希望搞懂是什么让她走到婚姻这一步,以及她为什么还在维系着这场婚姻,她开始了她的童年札记。她以一组要遵守的规则结束这一阶段,因为她24岁了。其中纠正自己的姿势、一周给她妈妈写三封信、少吃东西、一天至少写作两小时,以及教戴维看书。她寄希望于牛津大学,想看看她离开这个“安乐窝”后自己还能干些什么。她承认,和人相处时她的情绪不正常,或者甚至和菲利普在一起的时候也一样。但是,她独自一人的时候怎样呢?她说不上来。这时她突然想到,至少一开始,她这种自我丧失,包括在婚姻当中,一直是令人愉悦且轻松自在的。现在,她感到不自在了,而且对自己感觉失望了。 如同桑塔格的短篇小说《宝贝》中的那对夫妇的例子一样,桑塔格和里夫的合,缘于强烈的情感;分,亦因为这份强烈的情感。在1957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她宣称:“菲利普是个情感上的极权主义者。”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同意:“人们时不时得分开一阵儿,这样有好处。”类似的想法也出现在桑塔格的日记里。她提到里尔克的观点:婚姻中要维持爱情,唯一的途径是不断地分分合合。夫妻俩相互间几乎没有交谈,在“流泪加无性的拥抱”中分手,只说了一些含含糊糊、不痛不痒的话。桑塔格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一刻,说他们的分开,仍然似乎“不真实”。 雅各布·陶布斯亲自去送桑塔格乘船去英国,他等了一小时才在跳板上见到她。她对他的到来非常感动,于是吻了他。他一直挥手直到她的船驶离看不见。陶布斯1987年去世,一直到彼时,他都是桑塔格生活中极有影响力的人物。 —— 223:文章显示出她对当代思想和文学令人印象深刻的把握,也显示了她捕捉重要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文章为她正在写的小说的构思带来了进展,另一方面,她也阐明了自己作为文学辩论文章作者的立场。她的开场白是:“典型的当代小说是‘心理的’,即,该小说再现的世界的确是自我(或种种自我)的一种投射、一种具体化,其分析构成小说的主体。”在这类小说中,世界作为一个客观现实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在卡夫卡、博尔赫斯和法国新小说家的作品中,甚至连人物都不“在场”——换言之,他们客观上不存在,而是代表“脱离了客体的情感挣扎和思想斗争”。桑塔格得出结论:无怪乎这类心理探索和语言创新的“后经典小说”会带来一种读起来像梦魇的感觉。 仅此一段,桑塔格便确立了令人信服的权威口吻。她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博览群书和综合各种材料的敏锐能力。她也在解决她在《恩主》中的自我设问。她的叙述者——希波赖特——试图生活在一个个梦里,常常是梦魇,他在其中被控制、被折磨。他的梦是他以生命造就出来的艺术,他竭力希望使其生活与梦的直接性和感官性相吻合。像桑塔格的艺术观一样,希波赖特的梦也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一如桑塔格,他把自己想象成自我创造的。他不想为他的梦的快乐与痛苦多做什么解释,而只想使自己更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 233:1963年9月,该社准备出版《恩主》的时候,开始收集各方赞语。其中包括: 《恩主》当然是一个有才华的、令人惊讶的噩梦——来自伏尔泰影响下的荣格。它显然不是哪个苏珊·桑塔格小姐写得出来的,这位小姐存在与否,我都表示怀疑。这是一部令人感到极为不安的、怪异的、非美国的佳作。(约翰·巴思) 对于长篇小说处女作来讲,这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大多数刚出道的小说家,至少是本国的,往往会犯过分表露感情、爱出风头的毛病,相比之下,《恩主》是一部特别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长篇。(弗雷德里克·摩根,《哈得孙评论》) 我刚看完桑塔格小姐的这部长篇,感觉写得不是一般的好。我表示真诚的祝贺!你可能是发现了一个大作家。当然,她非常有创新,她已经学会运用其与法国文学相一致的创新风格。这很好。我尤其佩服她能做到前后严丝合缝,她决不让其幻想跑野马,她是怎么能够从梦与思想中提炼出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我高兴极了!我很乐意去参加首发式。(汉娜·阿伦特) 但是,护封上的推荐语,还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得最合适。她那庄重的高人一等且近乎晦涩的语气就像小说里呆板乏味的文风一样,给人以一种不舒服的过分讲究:“苏珊·桑塔格是让我极感兴趣的新作家。她聪慧,相当严肃,长于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来处理严肃的题材。”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的莉拉·卡普夫就在小说在美国出版的前几天,写信给《哈泼斯》的凯瑟琳·迈耶。她引用了阿伦特的评价,并补充说:“我们发现了一位大作家……我们认为,苏珊·桑塔格很快就会与玛丽·麦卡锡和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样的作家-评论家齐名的。” 尽管有这些写得很不错的宣传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决定不用它们中的任何一条来做《恩主》的书衣,而是决定利用苏珊·桑塔格本人的神秘感。哈利·赫斯为她拍的照片占了整个封底。用来装帧长篇小说处女作,这是拍得最完美的镜头之一。“镜头”是个合适的字眼,因为这张照片看上去依然像是来自一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具有宿命论色彩的影片。照相机拍摄了桑塔格大半身的侧面,皮夹克闪着微光,令她的鼻子看上去比平时宽一点点——一种法国人的格调。她化了妆,突出了她丰满的双唇、深沉的黑眸和眉毛。在特写中,她双眼圆睁,目光专注。挺直的姿势显示出她的警觉。她是性感的,却不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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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谨慎的奥登委婉地处理了性与艺术的关系,他从来都不谈自己的经历。相反,他集中在既是艺术家又是艺人、既是作家又是表演者的这么一个王尔德身上,以便在其书评结尾处做出以下概括:“艺术家和同性恋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比常人自恋,尽管程度均不如表演艺人那么厉害;可能的情况只是与其他行业相比,在艺术家和艺人当中,同性恋的比例要高于一般水平。” 描写王尔德风格的词语是“坎普”。他已经找到一条写作之路,同时又被视为作为作家以同性恋的浮华在表演。“坎普”这个被争论不休、反复讨论的术语不管有什么其他涵义,它首先是指一种呼吁自我关注并考虑公众的角色观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桑塔格才在《关于“坎普”的札记》(发表于《党派评论》1964年秋季号)的前言中冠以“以下是就奥斯卡·王尔德的言论所作的札记”的题献——好像她是在向王尔德解释那些他从中崛起、显赫一时并形成作为明星的现代艺术家那些强有力的观念的综合因素。 奥登的文章塑造出的是在因为被判刑而发布大胆观念的同时,也使自己在社会上暴得大名的王尔德。正如奥登所说:“表演者只有在与观众处于一种交感的关系时,他才是真正的自己。”王尔德决定使其诚实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并冒险自曝是同性恋的时候,他身败名裂的日子也随之而来。这样的行为被人怀疑、被人议论纷纷是一回事,向公众提出挑战,要他们接受他对那种行为的拒绝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王尔德似乎是在伪装、在表演而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模棱两可,那么,他就是坎普。在坎普中,装样子只是装样子,还是意味着某种更严肃的事,这从来就不清楚。表演者两样都来:梅·韦斯特[插图]是女人,但她也是装成女人的女人。她一直都是个惹人精。在法庭上——正如王尔德知晓的那样,这令其永远感到十分痛苦——坎普无法生存:判决必须做出,而坎普是个无限期推迟的判决。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头戴脏假发,是个公开的同性恋,坎普这种既露且藏的游戏,他玩不起来。但是,漂亮得让人迷醉的苏珊·桑塔格却能——尤其是她愿意追求切斯特深恶痛绝的东西:社会的承认。王尔德能扮演波希米亚人,但他也树立起了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使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时讲一场能挣1000美元——即使以今天的行情看,这个数字都能让他上名人报酬之最的榜单。与此相仿的是,苏珊·桑塔格能够在世界上几个国家的首都过着她喜欢的女同性恋生活,她一方面与先锋人物玩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又精心扮演一种能让《小姐》杂志和罗杰·斯特劳斯接受的角色。虽然“明显包容着”,但鲍里斯·卡奇卡注意到,斯特劳斯并不“完全喜欢这种新的坦诚”。卡奇卡引用了这个出版人对毛姆同性恋生活曝光的反应:“令人恶心……让所有这些讨厌的同性恋啧啧称赞去吧。” 桑塔格克服了困难——她忍受着斯特劳斯歧视女性的俚语,还说他是“世上”唯一能叫她“宝贝”且能相安无事的人——不过,她违反他聚会时餐后随女宾一起上楼的礼仪常规。“就是这样哎,”斯特劳斯的妻子多萝西娅说。传统打破了,女宾从此再也没有独处一室过。桑塔格正逐渐从斯特劳斯那儿获得权力,《恩主》出版前他就付给她1000美元的稿费,而且1964年年初又借给她1000美元,这时候,她找到了她第一个大题材:做她的关于坎普的“札记”。 桑塔格本来希望这篇文章发表在通俗杂志上,这样或许能使她的观点为最多的读者所了解。1963年12月,她边吃午饭,边与《演艺》杂志一位名叫阿诺德·埃利希的高级编辑讨论该文的观点。他答应发表这篇文章,可终究没有发出来。她就把它交给发行量低于一万册的《党派评论》发表。但是,因为该文非常发人深省,她遂“一夜”成名——威廉·菲利普斯这么说。 《关于“坎普”的札记》第一句话就非常吸引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尚未命名,而很多东西尽管已经命名,却从来都还没有被描述过。”这一开场白集中了桑塔格的精华:为种种现象下定义,愿意从哲学的高度去解释她加上引号的那个奇特的术语。她扬言,从未有人讨论过它。从未?嗯,她承认,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在长篇小说《夜晚的世界》中确实“以两页纸的篇幅”仓促地讨论过“坎普”。这种断语——加上几乎立即补充的限定条件——是桑塔格高明之处。研究坎普的学者当然可能将其起源追溯到18或19世纪。一个平庸的作者或许会写上好些句子,努力详述此术语。您还别说,评论家约翰·西蒙在一封致《党派评论》(1965年冬季号)的信函中真是这样做的:“桑塔格小姐本来倒应该引用一下辞书上的定义作为这篇赞颂‘坎普’的长文的开头的。您看,埃里克·帕特里奇编纂的《俚语辞典》给该词作名词的定义是‘言谈和举止方面的种种女性的,尤其是同性恋的矫揉造作’,作形容词用,则表示‘同性恋的,女同性恋的’。”但毫无疑问,这正是桑塔格希望避免的。在让读者完全陶醉于坎普之前,她根本不想去掉书袋,或者介绍什么同性恋。 第二段又是一句预示着成熟的桑塔格的句子:“我受到坎普的强烈吸引,但几乎同样强烈地排斥它。”桑塔格使用第一人称,但她的自我指涉难以捉摸,它是一种逗引,就像坎普表演者的一样。她态度前后矛盾这一点几乎贯穿于她所有的著作之中,其特征是她在此处所谓的“为反感所冲淡的深深的认同”。这一说法非常策略地在理解其文本与超出其文本的理解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她也希望表明她是在做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即捕捉一种非由理性掌控而是靠一种“趣味之逻辑”发挥作用的感受力。她努力去表达那不可表达的东西,便只得“谨慎而灵活”,因此叫札记,不叫详尽阐述的论文。 —— 306:肯尼思·伯克以稍友好的口吻表达了类似的疑虑。没有人比她的老师理解得更透的了;在《反对阐释》中她以某些方式自我贬损: 我向这篇文章的才智、洞察力和总体的机敏表示敬意……你给它们写稿的那些报纸必然要求你走捷径简单处置。理想的情况是,你的书能够修补这个缺憾。你总是要求我们接受你对你的权威的判断,而在一本书那么长的作品中,你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让我们自己做出判断。比如,回头看看你的《马拉/萨德/阿尔托》那篇文章。想想这儿一个可怜的家伙,远离总部,走在海滩上,大部分时候总是这样。他被告知这个语言有多么好,以及咒语有多么棒,等等——但是,如果附近有人问他怎么说,那怎么办呢? —— 307:桑塔格认为自己从《党派评论》的圈子中崛起,然后又超越了这个圈子。很难想象格林伯格或麦克唐纳按照桑塔格在《灾难之想象》中所做的那样,去训练他们自己在科幻小说方面的才智;该文今天看来仍然是一篇科幻小说改编成电影方面的关键性批评指导文章。但是,对桑塔格来讲,新感受力讨论的完全是在当时的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也即所谓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之间往返穿梭的能力。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不加区分地对待文化,尽管豪和其他一些评论家认为,她的立场与观点对他们几十年来努力确立起来的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珍贵的区分是毁灭性的。她不理会当代批评,认为平庸是一种故意的挑衅行为——而且,对一些人来说是极大的歪曲。根据杰克·贝哈的观察,她根本没有真正为她心里想的平庸命名。这些沉溺于内容的批评家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一些稻草人。命名会不可避免地要求她在论争中做出种种限定,走向那些她希望避免的乏味的变迁,走向对历史的种种单调的,虽然也是真实的诉求。 不过,欧文·豪自己也承认,到20世纪40年代中叶,格林伯格和麦克唐纳都已经讲完他们在大众文化方面能够讲的话。他们的论点和范畴均是静态的。桑塔格引起关注的是,她在贝克特和披头士乐队之间发现了一种动态的东西。正如她在《反对阐释》最后一篇文章中所争辩的那样,只有一种文化,一种感受力——而非如C·P·斯诺将艺术与科学对比时声称的那样有两种,也不像《党派评论》的评论家们坚持认为的那样,有什么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别。但是,根据豪的判断,桑塔格的观点取消了艺术的优劣之分。这就误解了她。文化当然就是一种,但是,正如桑塔格在无数次的访谈以及一篇对《反对阐释》文集的回顾文章中反复重申的那样,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在提倡取消美学标准。没错,她陷入关于肉欲性、自发性、表面和肌理而不能自拔时,使用的语言使她在欧文·豪等人看来就好像是在标举表面性和反智主义,是一种“做你自己的事”的盲目的思路。她讽刺马修·阿诺德把文学作为对人生的批评、作为道德提升的观点,将之弃于一旁,而代之以重视新的“活泼方式”的新感受力。这是惹怒豪的模糊表述。30年后,桑塔格会把她的文章解释成“一种更多警觉、更少自鸣得意的严肃”的梗概。但是,没有对内容的某种定义,却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她,欧文·豪有困难。究竟有什么好严肃对待的?如果几乎一切都能转变成严肃认真的研究对象,那么,“严肃”这一术语究竟指什么?对欧文·豪来说,桑塔格是个“能把祖母的补丁缝制成漂亮被子的政论作家”,因而必须受到排斥。 欧文·豪攻击桑塔格的折中主义。他以讥讽的口吻哀叹道:“要是人们能够学会视知识生活为游戏的一种变体就好了!”他根本不相信桑塔格和《纽约书评》对知识时尚和政治时尚的敬重。作为一位从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到以苦行信奉的方式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价值的旅程中一路痛苦地走过的作家,豪看到桑塔格及其资助人似乎准备“为了片刻的激动而要放弃传统的规诫”的时候,他深感震惊。桑塔格在为《时尚》和《小姐》这样的期刊撰稿,这对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连在《纽约客》上发表作品,都顾虑重重。她似乎已经投身于豪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吸收性”之中了。她是豪极其怀疑的新一代人的一分子,因为这代人“为权力所吸引”。桑塔格的文章发表在《党派评论》,只能加深豪对杂志在维护标准与拥抱片刻之间的冲突所怀有的忧虑。据菲利普斯说,拉夫想排斥桑塔格。不管对桑塔格的观点有着怎样的保留,菲利普斯终究投入了她的怀抱。 桑塔格之所以成为新时代胸怀远大的知识分子抱负的巾帼英雄,完全是因为她拓宽了严肃认真含义的范畴。她没有把文化割裂开来。既在《时尚》杂志又在《党派评论》上发表文章,这并不代表她虚伪;相反,这种灵活适应性映照出一位精力充沛、大胆无畏,可以活跃在任何一个她所选择的领域的女性。苏珊·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的一大礼物是她的证明: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思想界。无疑,一些人把她的这种行为视为自我推销。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她渴望在听众面前发表演讲,而听众的数量比莱昂内尔·特里林或者欧文·豪所想象的人数多得多,这似乎是值得赞美的。苏珊·桑塔格帮助《时尚》杂志和《党派评论》改变了发表的东西。 然而,即使桑塔格当时似乎很先进,她内在的保守也有一丝痕迹——当时并不为人十分理解——流露出来。传记作家彼得·施赖伯撰文说,当《纽约书评》有段时间停发她的文章时,用他的话来说,她似乎“太偏激了”,她在《党派评论》“就此愤愤地向她的朋友理查德·霍华德、罗杰·斯特劳斯和威廉·菲利普斯抱怨”。其实,她仍然从精英的视角在写着。与西尔维娅·普拉斯不同,她没有为大众而写的追求。桑塔格绝对不可能着手一部小说,如普拉斯所言,称之为一部“粗制滥造的作品”。普拉斯却会这么说,而且毫无尴尬感。不过,当时她并不在提倡文化欣赏计划;相反,她只是全神贯注于她自己的创作以及她希望掌握的所有种类的创作上。只是那些犯罪小说作家是如何建构这么引人着迷的情节的?普拉斯想知道,于是她向一名低俗小说作家询问了他们的办法。作家的这种基本要素问题,桑塔格这种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是不可能注意到或感兴趣的。 在《一种党派观点》里,菲利普斯说,为了努力将两代人拢到一块,他曾邀请分别推崇新、旧感受力的两派人士前来聚会,最后却反而加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然而,有场晚会上,“欧文·豪说他完全为苏珊所倾倒,都忘了她是他的政敌”。豪在《纽约知识分子》中对她的攻击使他成为一名尤利西斯,拼命抵抗桑塔格那塞壬般美妙的歌唱。 桑塔格的“知识之父们”——借用利亚姆·肯尼迪的术语——感到担忧的是她在新一代中的领先地位;对新一代来讲,“世界似乎在开放”。而桑塔格靠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正在一定程度上绽放。到1965年秋天,版权部已经向世纪中叶书社卖出1000册《反对阐释》。1966年2月,戴尔取得了大众版和平装版版权。截至1967年年底,该书已售出10000册精装本;对于一本论著来说,该销量是相当可观了。截至1969年5月,三角洲普通版平装本共计卖出21994册。 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走的是其他文学家(如诺曼·梅勒、威廉·斯泰龙和詹姆斯·鲍德温)的出版商奉行的路子。普通版常为大学所采用;便宜些的大众版则瞄准了普通读者。作者成为名人,能应邀在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上露面。当然,作者成为名人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但更传统的促销手段——巡回演讲、打广告——通过作者的巡回演讲而得到了加强;这包括每出一本新书,每发表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媒体都会通过种种渠道对作者进行采访。桑塔格偏爱报刊访谈。她并不热衷于成为诺曼·梅勒和戈尔·维达尔那样的电视名人或媒体辩手。而且,她有效仿的榜样。她在日记里发誓:“等我讲起话来能像丽莲[·海尔曼]在《巴黎评论》上那样清晰和权威的时候,我才接受采访。” 的确,桑塔格走的是一条比当时其他的作家风险更大的道路。她不仅拒绝成为《老爷》杂志的专栏作家,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拒绝接受约稿,也不去完成编辑们布置的命题作文。20世纪60年代初刚出道时写了一阵子书评之后,她基本上就不愿接受靠写书评而稳稳地能赚得的进项。她也有不得已写书评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她就写些计件书评,来付账单,但她有着巨大的勇气,去思考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的思想。与此相仿的是,她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所谓的专家的;如果她一定要在电视上露面,那她也能表现得坦率、得体、迷人,就像一名职业演说家在发表演说一样。但是,她多半拒绝了这些机会。 还有一扇选择之门向桑塔格敞开:教书。尽管她偶尔也教一门课、做一场讲座,或者当一阵子驻校作家,但是,她拒绝接受大部分可能会妨碍她保持一个作家独立性的工作。1964年,她辞去在哥大的教职。教书,她会说,是一大乐事,但教书不同于写作——教书更直白,不过不那么令人激动,不那么无畏。“我愿意在大学世界富有诱惑力的、为石墙所围的安定生活之外安营扎寨。”她在《反对阐释》1996年版序言中旧话重提。 因为罗杰·斯特劳斯坚定不移地要出版她的著作,桑塔格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其学术生涯。1966年初,做“入门丛书”的保罗·弗拉曼德因《恩主》滞销而考虑把桑塔格从他的单子上一笔勾掉的时候,斯特劳斯提出了“特别的诉求”,指出她正全心投入一部新小说的创作之中,而且,《反对阐释》由于推出了大众平装本和“巨大的评论空间”,已经卖出3800册。斯特劳斯劝说道:“可能的话,就继续出她的书吧,她是我们在美国能够找到的最有趣的作家之一。” 对于斯特劳斯的努力,桑塔格做了回报,她告诉他关于沃尔特·本雅明这类作家的情况,并建议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在其旗下的午日出版社出版本雅明的著作。斯特劳斯听到一些他认为可能是出版对象的作家时,常常征求桑塔格的意见。她并不将自己局限在文学阐释范围内,可以说,她还分析市场行情,这样,对在知识分子中间可能期待什么样的卖品,斯特劳斯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他们的合作是作家与出版商之间一种不同凡响的携手合作,结果,他们推出了许多优秀作品。没有这样的合作,这些好书即使能够出版,它们进入美国文化市场的速度也会缓慢得多。在这方面,桑塔格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推进了像艾利亚斯·卡内蒂、丹尼洛·契斯[插图]、罗伯特·瓦尔泽[插图]以及罗兰·巴特[插图]这些作家的创作生涯的发展。桑塔格这样做,因为她意识到时代为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她不仅能宣传她自己,而且能将美国文化引向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视野。正如桑塔格本人在《反对阐释》1996年版的序言中所言,60年代对于等待机会的人来讲,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十年:“空气中处处洋溢着新鲜的许可,旧的等级观念已经弱化,并即将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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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写作作为一种渴望的活动强烈地吸引了桑塔格。作家作为一种自我建构物让她激动不已。 —— 364:桑塔格怎样才能写得更好?作家怎样才能将自身的经历转换到生动的小说创作之中,这是个谜。弗兰纳里·奥康纳在《谜与写作方式》中,引用了约瑟夫·康拉德的观点。康拉德认为,艺术家“从自身走出,在压力与抗争的区域,如果他配得上,又够幸运的话,那么,他就能找到富有感染力的话语”。与迪迪相仿,桑塔格“试图从那些可怕的问题中突围出来,占领某个持久的、克己苦行的有利位置。消除那闪光的痛苦。找到一个凉爽安静之所,安坐其中”:这便是洞穴。 —— 393:1968年12月下旬,桑塔格在去古巴途中,在墨西哥城国立大学就其河内之行发表演讲。在她前面,已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演讲者使得1968年10月2日的大屠杀事件后的气氛着上了政治色彩;2号那天,墨西哥城大约2000名示威者抗议军队对大学的占领,结果遭到殴打、枪杀,有的还被投入监狱。据《纽约时报》1998年9月14日的一篇文章说,“成堆的尸体用卡车拖走,灭火水龙带用来将鹅卵石上的血冲洗干净”。屠杀激怒了年轻一代,也震惊了墨西哥城。听桑塔格讲座的是一群有战斗力的、反美的学生,或许有1000人挤进了只能容纳400人的报告厅。不管她说什么,似乎都不够激进。听众就那场战争和美国外交政策对她进行无情的连珠炮似的发问,并对她的观点进行抨击。她彻底崩溃,哭了起来。她很快就恢复了镇静。要知道,这个作家的自控力是令人钦佩的,她站在讲坛面前可一直是沉着冷静、泰然自若的,但一谈到越南战争,她便再也无法保持镇静。 —@ 436:斯特凡娜似乎走下银幕,走进桑塔格的生活。斯特凡娜也是罗特希尔德家族成员,也是犹太裔,在战争期间曾处于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之中,这些使得她成为桑塔格追求的那种流放者。斯特凡娜曾经在麦尔维尔更早的一部影片《海之沉默》(1949)中扮演角色,正如一位影评人所描写的,她看上去“极像一种抽象的力量,一座法国式的活雕塑,就如同某种女性德行——高贵和勇敢——的拟人化形象,这一形象能在卢浮宫或法兰西学院见到:往后吹的短发、短而挺的鼻子、有力的眼神,坚定而小巧的嘴,还有强壮的美腿,这一切使她看起来坚毅顽强”。桑塔格陶醉其中,听任斯特凡娜的摆布;斯特凡娜不仅成了桑塔格的情人,而且成为她的电影制片人。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桑塔格自豪地指出,事实上,整个法国只有两名女制片人,斯特凡娜即其一。 斯特凡娜眼中的桑塔格,用桑塔格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人。她嫁给里夫的时候,除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其他都不重要;而这种生活包括塑造一个坚强、有抱负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她母亲的对立面。在那个年代,女性的穿着都是单调的褐色、黑色和灰色,服装、鲜花之类的东西是不为人在意的。而她现在培养了她的女性气质,喜欢美丽的服装、喜欢跳舞、喜欢聚会、喜欢鲜艳的色彩。她乐意接受物体的曲线,好像她此前一直都是沿着单调而枯燥的直线在世界行走一样。 —— 439:如果要概括我们那处于其耀眼的惊人一现时的文化模式,那些占星术式的组合肯定是要包括在内的,而其中之一即是苏珊·桑塔格、妇女解放运动和《时尚》杂志的融合,它阐明了现存于知识分子、时髦而激进的问题与时尚市场之间的组合。 ——罗伯特·布鲁斯坦 —— 439:桑塔格在1971年1月做完《卡尔兄弟》的剪辑,在巴黎待了两个月。她和妮科尔·斯特凡娜住一起,后者的地址也成她的了。正如1972年5月桑塔格对一位采访人所说的那样,她已成为巴黎知识界的一分子。她在这座城市头十年(1958年至1968年)间断性的居住时还是个局外人,是美国人中间的一个美国人而已,如今她却几乎完全融入了法国人的圈子。她甚至搬进了萨特在波拿巴大街42号的旧公寓;1942年至1962年间,萨特就住在那里。公寓坐落在圣日耳曼广场后面,桑塔格从起居室的窗子望出去能看见圣日耳曼教堂和“双偶”咖啡馆——海明威和其他名作家经常光顾的地方。 西蒙娜·德·波伏瓦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女宾》的电影拍摄权无偿地给了桑塔格,从而表明了后者新的身份;斯特凡娜则做制片人。桑塔格期待在法国从事电影拍摄,因为她不清楚如何在美国筹措资金独立拍片,而且,她猜想,如果要去寻求美国电影厂对她的片子的支持,她就必须做出种种妥协;对这种让步,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如果说法国并不鼓励女权主义者或者独立的电影人,那么,它却提供了桑塔格能够抓住的机遇,尽管其范围仍嫌狭窄。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欢迎作家(如阿兰·罗布-格里耶)当导演。 —— 446:妇女必须意识到,家庭的本质就是拖妇女的后腿。家庭将妇女囚禁在家里,使得她们不适应社会竞争,培养出“一家生产内疚的工厂和一所自私的学校”。桑塔格甚至反对每户人家都拥有洗衣机。即使每家每户都雇得起帮手,也无法把妇女从一个决意要吞噬自身和其他一切贪婪的消费社会中解放出来。家庭不是一个避难所,而是一座监狱,从现在占领了每个客厅的电视上看到的同样信息使妇女变得规规矩矩,不能越轨。(自语:虽然桑塔格有许多观点我无法认同,就如这一观点,但我读这本传记时,不知为什么,感觉这位作家没有非常客观地评价桑塔格,而是带有许多偏见,现在我发现传记最难写,无论自传还是给他人写传记。) —— 446:桑塔格从未将她自己的成功往女权主义运动的议程上靠,甚至也没有与从女权主义角度来阅读历史相联系。某种个人的说辞当然是有必要的?苏珊·桑塔格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什么让她产生了紧迫感?这一紧迫感一直藏身何处?她如何看待她做出的选择?她如何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她有过怎样的家庭?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被女权主义唤醒的妇女渴望读到自传——她们能够学习到的生活的例子。丽莲·海尔曼在回忆录中似乎坦率地叙述了她与达希尔·哈米特[插图]在一起的复杂的、时续时断的岁月,因此,她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生涯。她的首部回忆录《一个未完成的女人》(1969)向新一代女权主义读者发出呼吁。海尔曼因自己的失败而对自身极为苛刻,但对自己的充沛精神感到自豪。她脆弱过,但现在坚强且坦率——她坦承她未完成,意思不仅是说过去未完成,而且是说她现在仍然雄心勃勃,要继续前行,直到取得胜利。 不是桑塔格一个人感觉到把个人因素与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女权主义复兴——坚持认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所造成的压力。与别的女作家一样,她感受到召唤,要发表她自己的宣言。的确,有哪个全身投入工作的妇女不希望听桑塔格谈谈她的身心投入程度呢?在《妇女的第三世界》结尾,桑塔格谈起自己来:“我永远都不会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解放了的妇女。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但我一直都是个女权主义者。”接着,她提供了一个自己的小传:她希望成为生化学家并获诺奖的梦想,这自然是看了玛丽·居里的传记而受到的激励。然后她谈到她想当医生,后来又想当作家——从未想过因为身为女人,她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就会受阻。她宣称她的家庭生活“极其简单”(她称之为“亚核心家庭”,仅用了半句话就将其一带而过)。这位不自觉的女权主义者接着在学业上不断攀升,然后17岁结婚,一直用自己的姓,然后与丈夫离婚,拒绝接受她的律师所谓的对赡养费的“理所当然的要求”,即使她当时“身无分文,无家可归,没有工作,还有个6岁大的孩子要抚养”。她记得,在大家对她的单亲状况以及这样生活会有多么艰难唠叨个没完的时候,她很生气。毕竟,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生活。她的确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情况是个例外。成为例外赋予她某些她能够“作为我的权利来享受的”有利之处。但是,她最后说:“我现在更明白了。” 桑塔格现在明白什么?她明白一个有才华、有动力的女性成功了,她对采访人维多利亚·舒尔茨说,因为她“更多地受到瞩目”,她就好比是“一屋子白人中间的一个黑鬼”。妇女解放运动教会她将自己的成功置放在一个政治语境中看待。她批评其他女性(间接地也包括她自己),因为她们没有看到她们的成功实际上确认了男人享有同意例外存在的特权。事实上,她体会到,成功女士都是讨厌女性者,她们更喜欢和男人待在一起。她甚至声称“大多数被视为‘解放了的’妇女其实是无耻的汤姆叔叔,逆来顺受,迫不及待地去讨好男同事”。文章结尾处,她号召成功女性不要以“背叛自己的姐妹”为代价去保持“与男人的良好关系”。 桑塔格写她的宣言时,也在给罗杰·斯特劳斯这个她的男性声援者写信函报告,她让他相信,她一直都在想着他。她在信里写道,她不在纽约的时间里,总是想念他。但是,她回到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那些女性下属感觉桑塔格蔑视她们。虽然桑塔格劝说女性对流行的妇女杂志提出起诉,但她却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事实上,她试图在其中塞进一篇题为《变动的判决》的文章,这篇研究“衰老的双重标准”的文章,《麦考尔杂志》认为冷漠、过时到了让人感到奇怪的程度,因此没有录用。当然,拿一些女权主义标准来衡量,桑塔格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与才智,即使在她与里夫婚姻期间,她曾经有过她所谓社会不需要的来自家庭方面的帮助。但她不太愿意多谈她是如何玩男性游戏的。她只是很保险地就她自身这样的女性泛泛而谈。更重要的是,她“受人瞩目”不仅仅是一个“例外”而起的作用,她拼命努力才使得自己受到瞩目,这一努力在《妇女的第三世界》里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女权主义不是桑塔格能够忽视掉的一个问题,但她也不希望个人与之有什么瓜葛。吉尔·约翰斯顿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约翰斯顿给桑塔格介绍妇女运动中的重量级人物:格洛莉娅·斯坦内姆[插图]、布伦达·费根法斯妥、菲利斯·切斯勒、凯特·米利特等。约翰斯顿希望桑塔格也参加进来:“她把我们叫到她在河滨大道的顶层公寓,我们坐在那儿,以一种要提高觉悟的方式,讨论一些表面的女权主义话题。”提高觉悟这一点“闯入”了《妇女的第三世界》,但是,桑塔格仅此一击,没有走得更远。确实,她对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她与她们的关系似乎是与妇女运动的命运一起潮涨潮落。薇薇安·戈尼克差不多十年后遇到桑塔格,在聚会和其他场合与桑塔格匆匆见面,觉得桑塔格对女权主义的接受依赖于她自己的女权主义写作品牌在纽约“文学证券交易所”里的行情。戈尼克的股票上涨,桑塔格似乎就受欢迎;跌下来,桑塔格受到的关注程度也相应减弱。 吉尔·约翰斯顿是一个可以与桑塔格匹敌的尤物,因为当时,约翰斯顿是一个战斗性的女同性恋主义者,在做桑塔格只能怂恿旁人做的事情。约翰斯顿就像桑塔格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电影里拨弄的那些替身人物之一。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约翰斯顿一直是艺术和舞蹈评论家,有一阵子,舞蹈家露辛达·蔡尔兹是她的情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桑塔格成了蔡尔兹的又一个情人。但是,约翰斯顿使个人的成为政治的,使私下的事情变为公开的事情。她不怕自己看起来是在走极端。激进行为实际上必然会造成边缘化,桑塔格不会冒这个风险。桑塔格的主导魅力在于异性恋,尽管文艺界知道她更爱女人。 妇女运动兴起前,桑塔格的成功还只是发生在真空之中;也就是说,无论是她,还是当时的文化,都未被强迫对她作为一名妇女所取得的那种成功进行认真的思考。1959年,在老左派强势时期即将过去时,桑塔格进入纽约,开始与并未认真对待女权主义和大多数女作家的纽约知识分子打交道。迟至20世纪60年代早期,莱昂内尔·特里林仍旧对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屑一顾,宣称她不值得作为一个经典作家来被认真考虑。除了玛丽·麦卡锡,30年代的女作家,如约瑟芬·赫布斯特和佐拉·尼尔·赫斯顿,大都被遗忘了。桑塔格这一代的女作家在学术界也许会得到好评和尊重,但是,用桑塔格偏爱的一个术语来讲,她们恰恰不是“示范性人物”。 桑塔格的示范性品质促使她变得谨小慎微,不随便承认任何可能使她变成少数分子的身份。甚至有人认为,她既性感,又有头脑,这一结合使得一代男性更容易去对付20世纪70年代妇女越来越甚的知识自负。综合上述种种原因,桑塔格和斯特劳斯害怕她的听众和读者知道她的性取向,担心一旦为人所知,那可能会击碎男人能够得到她的念头,而这假象使她的知性为人所接受。 而且,身为作家,桑塔格不明白她为什么需要展露很多个人的生活情形。她长大成人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一个年代,比如威廉·福克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哀叹隐私的不可侵犯性这一美国品德正在被媒体及其消费者迅速摧毁。他下结论说,现在每个名作家都成了媒体可以娱乐消遣的对象。桑塔格是在福克纳式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以自身的质量取胜。她希望人们羡慕她的写作方式,而非她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商业社会创造出来的粗俗词汇。然而,她做出的种种逃避,采取的形式却又是一种否认,否认她是示范性的,否认她不仅仅是作家,因此,许多观察家认为她看起来并不真诚。女权主义许多内容都是文学外部的东西,与她所理解的文学生活无甚关系。她的榜样一直是纪德和托马斯·曼。桑塔格不可能既是搞运动的人,同时又忠实于她的作家观;运动政治将从根本上打破她对一个作家必须保持的得体的理解。 1971年春在曼哈顿市政厅,刚刚在《性奴》中激怒了女权主义者的诺曼·梅勒坐在台上,面对一群厉害的女人:杰曼·格里尔、戴安娜·特里林、全国妇女组织主席杰姬·塞巴洛丝,以及时任《村声》专栏作家的约翰斯顿。台下坐着的名人包括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苏珊·桑塔格。当晚变得非常闹腾,因为约翰斯顿和两个女人(她的朋友)从边上冲到台上,然后开始搂着吻着。梅勒咆哮道:“给我站起来,有点淑女的样子!”桑塔格对他使用“淑女”这个词稍稍给予了责备。 在这个阶段的访谈中,桑塔格再次将自己的生涯置于女权主义的氛围里。例如,在她的描述里,《卡尔兄弟》讲的是一个职业妇女(莉娜)受到前情人——一个恶棍——的奴役,一个已婚妇女(卡伦)身陷一桩令人厌倦的中产阶级婚姻之中。但实际上,《卡尔兄弟》没有把这些问题当回事。男性受到责备出现在她发在(1972年9月23日)《星期六评论》上的文章《衰老的双重标准》里;这是《变动的判决》的修改稿,一篇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平庸之作,主要能让人看到桑塔格对男性特权世界的抨击。让她关注的问题是男人掌权能持续多久,以及他们如何能吸引妙龄女郎。年龄和外表对于有权势的男人来讲无关宏旨。他们能一直那样生活下去,而年龄对于女人来说却是一种“变动的判决”,她们到21岁,或者30、40、50岁的时候,一次又一次担心灾难就要降临。桑塔格(未指名道姓)描写她的朋友哈丽雅特21岁时的危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飞逝了。我不再年轻。”哈丽雅特对着16岁的苏珊叹息;苏珊感到迷惑不解,她“年纪太小了,意识不到这一点”。桑塔格深信不疑地对她的读者说,当时,哈丽雅特是个美人,现在,年过40,她风采依旧,仍然是一个魅力十足、妩媚动人、活力四射、“吸引眼球”的女人。 妇女们通过装嫩、谎报年龄、使用化妆品以及女演员采用的所有技巧,来弥补这种年龄观念上的双重标准带来的问题。妇女们添置行头,打扮自己。她们无奈之下只好特别关注款式。有时,妇女们在街上拦住桑塔格,她们说钦羡她,但承认并没有看过她的书,这种时候,桑塔格都很生气。她对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这样的朋友说,对一个作家来讲,这是怎样的一种侮辱啊!但是,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都是通过《时尚》杂志和其他流行杂志上刊登的照片,或者从她的书衣上才对她有所了解的。对她们而言,桑塔格就是她的形象、她那些抢眼的造型,以及其他人的书籍封底上印着的她撰写的发人深思的推荐语;她是个魅力四射的人物,她的妙语专栏作家们都爱引用。 当然,也有许多年轻女子读过桑塔格的著作,而且许多人,比如卡米尔·帕格利亚,还企盼着也像她那样——不过,从帕格利亚的例子来看,过度效仿桑塔格这一榜样会以半严肃半搞笑的下场结束。1973年春,帕格利亚在本宁顿学院从事她的第一份学术工作。她二十五六岁,是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而且是公开的女同性恋者。她认为,桑塔格是一位对男性主宰提出了挑战的激进主义分子,而且写过关于影响遍及精英和大众文化范畴的主题的文章。与桑塔格一样,帕格利亚放弃了狭隘的学术研究,而运用一种视野宏阔的、跨学科的方法。她当时在撰写的博士论文——《性面具》——日后成了一本有争议的畅销书。用帕格利亚的话来说,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建立了一种“公共剧院”,生动地描述了一个“跟上时代潮流的女知识分子”角色,复兴了女文人的概念并将之现代化。但是,帕格利亚对桑塔格的希望更甚。“我一开始对桑塔格就有的抱怨之一”,她在给桑塔格的传记作者的信里写道,“(是)她在石墙酒吧骚乱事件之后对她自己的性生活仍旧表现出的怯懦。”1968年,帕格利亚是耶鲁研究生院唯一公开的同性恋学生。而另一方面,桑塔格“在媒体上、在那种肤浅的曼哈顿晚会上,有将自己作为一‘名士’推销出去,但又试图求助于隐士般的、过着离群索居生活的纯粹作家,以及超脱的艺术家的先例,以此来转移人们对其私生活的打探”。 1968年10月15日,帕格利亚第一次见到桑塔格本人。那一天是越战暂时中止日,帕格利亚当时为耶鲁大学研究生,去看一个朋友,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学生。1973年春,帕格利亚开车去见在达特茅斯的桑塔格,希望说服她来本宁顿演讲。帕格利亚在达特茅斯见到的那个女人不禁让她想起桑塔格在瑞典的电影片场上的宣传照片:桑塔格“看上去时尚、干练——靴子、长裤、高领套衫、宽皮带、飘动的围巾。玛丽·麦卡锡或西蒙娜·德·波伏瓦都不是这样的面貌,或者说,都不能取得这样的预期效果”。 帕格利亚拼命筹措付给桑塔格的讲课费。学院只能付700美元——大致是通常桑塔格讲课费的一半,却是学院通常付给演讲者的两倍。帕格利亚指望理查德·特里斯特曼帮她劝桑塔格来。本宁顿学院教师多为男性,他们对讲座并不像帕格利亚那样热心。事实上,帕格利亚后来才知道,因为付了双倍的钱,老师们也就指望桑塔格能讲得双倍好。帕格利亚四处张贴海报,扩大影响,催促她的学生把他们的朋友带进这一“非凡的体验”之中,桑塔格可是要阐述关于当代文化之洞见的。 —— 469:自从桑塔格在本宁顿露面以后,帕格利亚对她这位偶像不再那么迷恋。她注意到,桑塔格撤离了学术界,她不想试着去改变学术界,而是满足于“势利的嘲讽”,从她自己浸淫其中的法国批评理论中抽身而退,即使该理论正席卷以及——用帕格利亚的话来说——腐蚀着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更有甚者,桑塔格对大众文化——特别是对电视——所表现出的“风格讲究的蔑视”暴露出一种精英主义态度,而这恰恰违背了她早期著述的观点,因为那些著述指出,文化——无论是高雅还是通俗——均反映出一种新感受力。据桑塔格说,玛丽·麦卡锡对她讲过“你是我的翻版”。1992年,帕格利亚公开抨击桑塔格的时候,实际上,她是在对她以前的偶像说“下一个阶段的我就是现在的你”。 —— 453:吉尔·约翰斯顿是一个可以与桑塔格匹敌的尤物,因为当时,约翰斯顿是一个战斗性的女同性恋主义者,在做桑塔格只能怂恿旁人做的事情。约翰斯顿就像桑塔格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电影里拨弄的那些替身人物之一。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约翰斯顿一直是艺术和舞蹈评论家,有一阵子,舞蹈家露辛达·蔡尔兹是她的情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桑塔格成了蔡尔兹的又一个情人。但是,约翰斯顿使个人的成为政治的,使私下的事情变为公开的事情。她不怕自己看起来是在走极端。激进行为实际上必然会造成边缘化,桑塔格不会冒这个风险。桑塔格的主导魅力在于异性恋,尽管文艺界知道她更爱女人。 —— 456:身为作家,桑塔格不明白她为什么需要展露很多个人的生活情形。她长大成人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一个年代,比如威廉·福克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哀叹隐私的不可侵犯性这一美国品德正在被媒体及其消费者迅速摧毁。他下结论说,现在每个名作家都成了媒体可以娱乐消遣的对象。桑塔格是在福克纳式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以自身的质量取胜。她希望人们羡慕她的写作方式,而非她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商业社会创造出来的粗俗词汇。然而,她做出的种种逃避,采取的形式却又是一种否认,否认她是示范性的,否认她不仅仅是作家,因此,许多观察家认为她看起来并不真诚。女权主义许多内容都是文学外部的东西,与她所理解的文学生活无甚关系。她的榜样一直是纪德和托马斯·曼。桑塔格不可能既是搞运动的人,同时又忠实于她的作家观;运动政治将从根本上打破她对一个作家必须保持的得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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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片头是以色列的圆顶建筑、新月形街道、十字架和电视天线等一个个镜头。沙漠里的阿拉伯牧民的镜头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耶路撒冷战时墓穴的场景。心脏监听器的嘟嘟声与战场上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随着以色列人的面孔和阿拉伯人的面孔、以色列的场景和阿拉伯的场景的交叠,以色列电台和阿拉伯电台的声音与战场上一具具尸体的镜头叠加混在一起。片中两个主要声音的第一个来自作家约拉姆·卡纽克,他开始解释以色列的起源,作为对大屠杀的一种回应、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发展。这里有犹太复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有对悲剧的否认;然而,也有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人权利的否认(此前,该片有一场景设在阿拉伯校舍,画面上是老师们在教反犹太的教材)。卡纽克是个坚定不移的以色列人,然而,他也希望承认巴勒斯坦人,渴望和平。但他注意到,这个国家在变化,变得越来越像美国,越来越注重消费,开始与其社会主义的过去分道扬镳。 在强调这个国家越来越厉害的商业化的镜头中,传来第二个重要的声音。以色列物理学家尤瓦尔·尼尔曼讲述了阿拉伯对以色列的看法:这是个必须切除的脓肿。以色列人是入侵者,正如十字军东征者一样。尼尔曼提及阿拉伯人寻找“彻底的解决方法”——这些词语当然让人联想起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认为反犹是阿拉伯社会的一种流行病。 卡纽克与尼尔曼的声音一直在比拼。书评人斯坦利·考夫曼将该片称为黑格尔式的,因为它强调的“不是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而是两种相反的、局部的真理之间的斗争”。约翰·西蒙称赞影片对“视觉细节敏锐的观察力”,同时认为,“通过采用两大演讲者应答式辩论贯穿片子始终的方式”开辟出新的天地。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影评家都认为电影有那么迷人。戴维·莫兰就认为它“乏味得令人昏昏欲睡”(但他听到电影配音那悲叹的音调——桑塔格显然希望强调的那种摆脱不了的悲痛——的时候,他的心又软了下来)。 没有任何阿拉伯人的声音可以与卡纽克或者尼尔曼的声音相媲美,仅此一点不周到就足以让桑塔格受到指责,说她具有亲以色列人的偏见。但是,该片尽管表面上是置于赎罪日战争的后果以及范围更广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之中,它探索的无疑是犹太良知和犹太意识。正如桑塔格在《时尚》杂志讨论《希望之乡》制作的文章中所言,这是她个人色彩最浓的一部片子。 在拍这部片子的过程中,桑塔格与卡纽克成为好友。卡纽克1930年生于特拉维夫,他参加过以色列1948年独立战争。青年时代,他在纽约住过十年,画画,写新闻稿。1961年,他回到以色列,翌年,开始发表小说,并逐渐建立起国际声誉。引起桑塔格注意的是他的第三部小说《亚当复活》(1968)。该小说被誉为也许是他最杰出的作品,它讲述了亚当·斯坦因的故事,他是沙漠中某个疯狂的王国的国王,总是在重新制定那些可笑的、让他免于被投入毒气室的法令。卡纽克非同一般的音域(他是最早写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以色列作家之一),从喜剧的变成悲剧的,使他成为确定《希望之乡》调门的最理想的模棱两可的声音。电影里接近一半的时间他都在断断续续地说着,几乎边说边为电影写好了剧本。他对桑塔格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因为他在她身上激发起一种她几乎没有与人分享过的坦率。在他们最亲密的阶段,她介绍他的时候,会说他是她三四个最要好的朋友中的一个。她和他讲到妮科尔,甚至讲到她父母。她谈起自己的性事来非常坦率。他见过她儿子——戴维,但他对他们母子那奇怪的关系捉摸不定:“她不像母亲,而他也不像儿子。” 卡纽克第一次见到桑塔格时,激动得不能自持。她对他说《亚当复活》她一个晚上就看完了,说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她后来为小说哈泼平装本写了一段推荐语)。他开始看她的著作,并为她的中欧思维所吸引,这一思维令他极其频繁地想起沃尔特·本雅明和卡尔·克劳斯。与他们一样,她也将哲学和历史打通,她似乎继承着一种非常悠久的德国犹太传统,而别的美国出生的作家没有人把握住了这一传统。卡纽克怀疑,假设她不是犹太人,她是否还能这么透彻地理解本雅明。在他眼里,她是个“理性天使”。 很快,卡纽克和桑塔格开始长时间地讨论身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她第一次告诉他她是犹太人时,他感到震惊。他没有把她身上的任何东西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后来,卡纽克在纽约拜访桑塔格时,她对他说,第一,她是犹太人;第二,她是作家;第三,她才是美国人。他觉得奇怪,她干吗要这样强调,他多次问及她的犹太性。他在桑塔格和她的好友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身上都看到了他们身为犹太人的自豪感,同时又都希望不要因为这一身份而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所有的历史重负。一次,放映《希望之乡》的时候,随笔作家菲利普·洛佩特听到桑塔格自称为“国际犹太人”,惊讶极了。 卡纽克在美国的知名度非常低,他希望也许桑塔格能够帮他一把,因为她提携了许多她赞赏的作家。他送她一本《最后的犹太人》(1982),跟她解释说,他刚获诺贝尔奖提名。后来,他意识到说错话了。她似乎要从他身边撤了。他显然要她做得过多了。他渴望在他视为第二祖国的美国成功。他以为桑塔格对此会理解的,不会觉得被他利用。有一次,她还邀请他参加罗杰·斯特劳斯举办的晚会。他感到腼腆、尴尬,但桑塔格对这一点很注意,把他介绍给斯特劳斯时说:“他是约拉姆·卡纽克——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桑塔格说话方式是大使式的;正如卡纽克所说,她已成为文学界的政治家。 卡纽克谈及他对1973年的感觉——那个阶段,他与桑塔格之间几乎是一种心荡神摇的关系,谈及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时,她从他身边走开了。说起这两个阶段的经历,他的口吻同样地充满爱意、尊重和后悔。他把自己与桑塔格的关系比作她与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友谊。卡纽克回忆说,她妒忌诗人,“她爱他,同时又恨他”。卡纽克记得,她不高兴的时候,对人会非常小器,但他相信,正因为如此,她才成了艺术家。 布罗茨基,一个相当挑剔的人,让桑塔格迷上了,后者因为叫他“我们的约瑟夫”而犯了众怒。布罗茨基基本上是一个不愿意接受恩赐的人。她在一次采访中承认她“在情感上对布罗茨基非常依恋,就像很多女人那样”。卡纽克说,他会说桑塔格的好话,却也经常对她非常挑剔。布罗茨基的一个朋友,马娅·赫尔曼·塞库利奇也记得他对苏珊矛盾的感情;当赫尔曼向布罗茨基问起桑塔格时,她回忆起他的典型动作,有点恼怒地用手指快速敲击。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曾目睹布罗茨基对桑塔格发火,记得他说:“苏珊,苏珊,等等,请你闭嘴,我在说话呢!”他可以是迷人且慷慨的,但也是蛮横粗暴的。桑塔格对此非常了解,她在日记里写道:“关于一个诗人(约瑟夫)的故事,他的作品确实比他重要好多。” 布罗茨基获诺奖,这表明他登上了世界舞台。这是桑塔格向往已久的。正如卡纽克所说:“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很小的时候,对于自己长大后想成为什么人有着种种矛盾的理想。她希望自己非常有名、非常富有、非常新颖、非常具有创新力,也非常先锋。”极少有人能够平衡好这些矛盾的欲望,桑塔格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卡纽克认为,在美国,人们对“功成名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苏珊希望功成名就”。她在思想界获得认可是在欧洲——正如卡纽克所发现的那样,当时她一句话就对他在欧洲的写作生涯创造了奇迹。接着,他补充说:“我满怀敬意地说,苏珊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利用了美国。” 卡纽克发觉“那么一刻,苏珊对自己怀有的种种理想——她的自我主题——对她来讲成了一种‘想法’。她成功地将自我认识以她希望的方式投射到世界中去”。她希望有人钦羡她、爱她。他记得她在纽约走起路来像王后一样。在圣约翰大教堂(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她看上去多么雍容华贵!不过,她又是如此急迫——一个战战兢兢的王后,满腹狐疑,又满怀恐惧的人。“但她总是表现出强的一面,”卡纽克继续说道。他说,她决不屈服于惧怕,她显然为自己的表现而感到骄傲。“在《琼斯皇》里,尤金·奥尼尔说,人生来就是破碎的,人生就是修补。上帝的恩典是胶水。苏珊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位在自己的内心觅得上帝恩典的人。她用所有这些碎片胶合起一个自己。” 在另一种意义上,卡纽克认为桑塔格来时没有历史: 我满载着历史而来。苏珊排斥她的历史。即使她在说她是犹太人的时候,我也并不能说她和我指的意思是相同的。她要创造历史。我未曾有必要创造自己。我在书里创造自己。她的写作与存在是同一的。神奇的是,她在写作和生活中都能成为苏珊·桑塔格。她就仿佛是一块移动的大地、一个移动的国家、一个移动的存在。 她自我成就,走进了自己的希望之乡。 —— 535:《论摄影》的开篇是全书的一个概要,指责痴迷于影像的世界,桑塔格随后在第二篇文章《透过照片看美国,昏暗地》[插图]中将惠特曼和阿巴斯组合在一起。标题让人想起圣保罗和陶布斯所阐述的诺斯替教观点,即真理只为少数人所知。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真理的——因而当然不是通过一本摄影作品集就能获得的。惠特曼希望对美国文化说“是”,要拥抱美国文化所有的多样性,而阿巴斯的照片则要说“不”——美国的大部分东西不是可以那样轻而易举就被吸收的。桑塔格偏向将阿巴斯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延续;超现实主义强调畸形人或物,注重对不可同化的元素之间的大胆组合。照片能制造一种幻觉,即任何两个元素看上去都是比邻的,因此,效果是超现实主义的。对桑塔格来说,美国是“超现实主义国家的精华版”。尽管她不赞同“廉价的悲观主义”,也不能认同美国“是个畸形动物或畸形人的展览,是一片荒原”这样的浅薄观点,但是,她也无法提供不同于阿巴斯所提供的观点。与她早期斗士般的反美主义观不同,桑塔格在此处更标举一种文化观察家的中立口吻,而注意到“美国人对赎罪和谴责种种神话的偏好今天仍然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最有活力、最吸引人的层面之一”。 ——— 553:然而,塞尔泽只讨论了桑塔格的论点,并没有讨论她的个人要务。患病迫使桑塔格重新审视她本人想法的来源,她是如何使用隐喻,以及如何阐释她自己的生活的。生病期间,她也开始重估她的政治主张,虽然她对资本主义制度所怀的敌意永远也不会消除。在1978年夏季号的法国杂志《如是》上,她对一种西方的倾向发表评论,这一倾向即“‘谅解’在东方发生的事情”。然后,她承认:“是知识分子自己为了不丧失信心而拒绝接受真相。”她下结论说:“在这方面,我也不清白。”她和她的那帮人都过于轻信一句话了:“我们相信来自东方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相信的。”为什么?这与“羞于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关。内疚促使知识分子谴责他们自己的社会,向苏联寻求一个更好、更公正也更平等的世界。别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那么长于吸纳异见就去谴责它,是时候结束这种谴责了!知识分子应当面对它: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应当努力去为健康和正义这类“真正的问题”而战斗。革命事业的想法(如她所赞同的古巴革命和北越革命)现在并未过时。你无法改变一切;你试图改变一切时,就不得不去“压迫人”。桑塔格反对犬儒主义;还有政治方面的工作要做。她甚至希望继续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那意味着什么。她对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及其剥削层面持续的揭露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桑塔格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这是东欧持异见者涌入西方的结果。他们均是不容忽视的著名知识分子。即使是像丽莲·海尔曼这样的老资格斯大林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没戏了。对于桑塔格来讲,关键人物是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她对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反动”政治抱怨的时候,正是布罗茨基纠正了她的看法:“你要考虑的是在政治层面上你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他曾经表明的,他现在所描述的,都是事实。” 桑塔格和布罗茨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苏联认为他是社会寄生虫而将其驱逐出境几年后成为朋友。他受审时被问及职业,他答曰“诗人”。法官又问,布罗茨基凭什么自称为诗人。那他凭什么被视为人类一员?布罗茨基反问道。因其毫不妥协,布罗茨基在苏联的一个劳改农场关了一年半,伐木、碎石、掏粪。但是,W·H·奥登等著名知识分子公开请愿,反对布罗茨基的监禁,最终,当局释放了他。他对美国充满感激之情。美国给了他一个家,还给了他在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的教学岗位。 布罗茨基和桑塔格都是清心寡欲方面的榜样,他们能够忍受巨大的痛苦而毫无怨言。桑塔格喜欢提及布罗茨基说的话,即他从国内的流放和农活中得到享受。那是实活,不管怎么说,整个苏联都“在深渊”中。这俩作家都抽烟,以此流露出他们强迫性的个性。布罗茨基不愿戒烟,即使他的心脏病和手术勒令他必须戒烟,他还是照抽不误。他说过,早上不能点上一根烟,就不值得起床了。桑塔格同样有烟瘾。她倒是尝试过戒烟,但更多的时候她并不觉得这个习惯有什么要愧疚的——即使在她的法国医生让她戒掉的时候。她有几个月的时间,的确努力自律,但她是靠着抽烟才写完《论摄影》这本书的。有个朋友曾经扬言,如果桑塔格不戒烟,她就再也不见她了。但是,不享受抽烟的乐趣,在抽烟方面让她过分克制自己,就只能让她更想抽烟。 布罗茨基并非胆小之人,但是,桑塔格的大无畏仍旧让他感到震惊。在威尼斯“异议”双年展(1977)期间,桑塔格邀请布罗茨基一起拜访奥尔加·拉奇;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埃兹拉·庞德流放意大利的最后岁月里,是拉奇在陪伴着他。桑塔格解释说她真的不想一个人去拜访,布罗茨基同意陪她去;他意外地发现拉奇是个强悍的人物,她信心十足地解释了她认为庞德并非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理由。布罗茨基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但面对这样一个能说会道的对手,他抛开戒心,认同了她的辩护,而暂时感觉非常愿意宽恕庞德。似乎一切都快结束了,可就在这时,桑塔格突然说:“奥尔加,别以为是因为庞德做了那些电台广播而令美国人失望。假使仅仅因为那些电台广播的话,那他不过是又一朵东京玫瑰[插图]而已。”布罗茨基后来说,他“差点从椅子上跌倒在地”!他无法相信桑塔格竟然将“一大名流比作东京玫瑰”!(桑塔格知道——用她的话来讲——布罗茨基对“诗人的权威有着一种崇高的、苛严的认识”。)拉奇非常清楚桑塔格的意思,只是追问了一句:“那么,美国人认为埃兹拉身上什么东西那么令人厌恶呢?”桑塔格说:“哦,那很简单,是埃兹拉的反犹太主义。”当然,这又让拉奇开始努力为庞德去开脱了。毕竟,他有一个犹太的名字[插图],而且从未掩饰过,她指出。给布罗茨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桑塔格希望把这场谈话重新来过。没有人像苏珊这样顶真,也没有人像她这样揪住一个难以处理的话题不放。 苏珊·桑塔格没有约瑟夫·布罗茨基不行。他做的远远不止为她重新定位她的政治方向。他也是犹太人,他理解桑塔格对流放的认识以及她想到处流浪的欲望。和桑塔格一样,布罗茨基也并非是一个宗教情怀浓烈的犹太人,但是,约拉姆·卡尼尤克认为,他俩对于所处场所均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正如桑塔格在给布罗茨基的一篇赞辞中所写的,他是那种在精神上“同时在两个不同地方”生活的现代艺术家。桑塔格脑子里想到的是凡·高写给他弟弟西奥的一封信;信里谈到他在法国南方绘画,同时,他写信时又觉得自己“其实”是在日本。桑塔格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人住在一个地方,同时梦想着另一个地方。1979年在曼哈顿,她仍然有一种幽闭恐惧症感觉,即使大洋就在街的尽头。她在美国从未感到自在过;她对一家法国杂志的编辑说她宁可“远距离地看待我的美国人身份”[插图]。至于布罗茨基,他拒绝接受所有去访问他的家乡列宁格勒的邀请,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亦复如此。他说过,他什么都记得,可他不想回俄罗斯,就像乔伊斯不想回都柏林继续生活一样。 失去家园的强烈感受迫使乔伊斯、布罗茨基和桑塔格这些作家向文学要生活,同时找到至少接近于他们所理解的文学王国的真实之所。对桑塔格来说,有好多年,巴黎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对我来说,它曾是生活和思想强度的象征。”[插图]甚至在纽约,她都无法寻找到她在巴黎体验到的那种对精神生活的全身心投入。人们在纽约过的完全是个人的生活,聚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也只能是交换一些平庸的想法,她抱怨道。但是,现在,她的巴黎田园牧歌也接近尾声了,她想不出一个50岁以下的伟大作家的名字,她对《新观察家》的记者说:“目前的法国文化几乎一无是处。”[插图]在她看来,甚至法国电影现在似乎也凋敝了。她认为,或许,它应该有段休整期,而她则必须继续前行。 桑塔格与布罗茨基的关系以及她登上世界舞台的感觉使她和老朋友——比如约瑟夫·蔡金、保罗·特克——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虽然她和特克后来还是朋友,但20世纪70年代末一种显然带着回顾的语气充斥着他写给她的信:“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一条瞎了眼的洞穴鱼或别的什么,您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听上去像是其他幻想破灭的桑塔格的爱情俘虏说的话,特克继续说:“真是糟糕透顶,我中了你的魔咒,一个窘得说不出话来的男孩,手伸得太长了……你他妈的就是女神,你说‘西比尔’,我需要一些学识……你真的重新整理了我的脑袋,它现在在哪啊?溶解了消失了。”然而,像蔡金一样,特克无法放手:“我想要说,您好苏珊姐姐,无论什么地方!我总是把您带在身旁……”特克的矛盾心态与桑塔格为了女名流的魅力而摒弃波希米亚有关。 1978年春,特克和桑塔格大吵一架,事情是由戴维·里夫搬离桑塔格的河滨大道的公寓引起的。特克立马给她写了一封信: 我不会选择去与你没完没了地争论。非常无聊……搬走那个周末你改变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从原先那个宽宏大量、非常人性、温柔的形象变为霸道、泼妇一般,就因为她儿子(最后终于)想过他自己的生活,这把她吓疯了;而且你似乎变得愿意用所有令人极为不快的处理方式,来强迫人们进入他们被要求的位置,一点不尊重或不理解他们自身的需求,不管他们来自哪里……你关注美国文学界桑塔格王朝的建立(与可怜的戴维的合作)的情绪状态似乎是孤注一掷、荒谬可笑,甚至是贪婪的……难道你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对人耐心点?……可能你觉得不是这样,但你多年来对我的态度现在已变得相当尖刻,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至少可以说。有时,好奇怪地,莫名其妙地,我就能懂了,你便变得热情、友好、开朗,然后,不可思议地……超级黛客[插图]……我们就别骗自己了,你也不是那么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们俩都不再是那么值得追求的东西,我们都承受不起那种情感上的消耗、经不起大动感情。 和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一样,特克也有自己的痛苦。他在信的最后求婚并约请一顿“美好的犹太式牛奶餐”——还问桑塔格要钱。这顿饭似乎是对她指责他反犹太的回应;对她的指责,他回应说他是“反一切的”,还补充道:“难道你不是吗?”他们之间的通信会继续保持十年。 与布罗茨基结成一对后,桑塔格将其知识分子世界的中心从巴黎移到纽约。左翼政治和文学罗曼史——即萨特/波伏瓦时代——已经拉下大幕。法国的影响将随着罗兰·巴特这样的思想家而告终,而对新一代思想家她却几乎毫无兴趣——尽管她也读他们的书,以保持信息灵通。她要把法国最好的东西带到纽约。她要开沙龙。她已经在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地,但是,她需要一种途径和场所,一个没有她认为会令人感到窒息的那种有着永久学术联系的地方作为栖息地。

她在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这里发现了自己的锚地和同盟;森尼特当时在纽约大学正声名鹊起,他受命创办该校人文学院。20世纪70年代中期,森尼特从哈佛大学来到纽约大学。当时,没人真正清楚人文学院究竟要做什么,但宗旨是要将纽约的知识界、艺术界和学术界联合起来。森尼特相对于纽约是初来乍到,他的思想是在坎布里奇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因此,他得依靠像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这样的好友——当时执教于城市学院——在“社会与学校”之间——正如学院的五年规划中所写的那样——进行接触并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巴塞尔姆把森尼特介绍给桑塔格;桑塔格曾在城市学院教过书,与巴塞尔姆和他的同事、小说家弗雷德里克·塔滕成了朋友。桑塔格为成立学院这件事所吸引,她请森尼特筹到经费、准备好办学方案后就给她打电话。 1977年,即建院第一年,已是研究员的桑塔格把森尼特介绍给纽约大学以外的知识分子圈。她带过来的第一个人就是约瑟夫·布罗茨基。两位作家共事,学院在他们手里被用作创造一个文学社团的途径——而忽略了学院的一大部分其他兴趣,比如关于城市研究的研讨。学院将其视野拓展到欧洲文化领域。罗兰·巴特来美国时,把学院当作他的第一站。德国和中欧思想家也常常来访。森尼特目睹桑塔格在纽约重新打造起她在国外的生活。 当时,众多现今已开始左右美国知识分子文化的欧洲人还不为人知。布罗茨基带过来许多流亡者和持异见者。德里克·沃尔科特,这位加勒比诗人、日后的诺奖得主加盟学院,他在这儿越来越欣赏桑塔格和布罗茨基了。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努力创作打榜剧目,他喜欢知识界名流构成的文化。是的,曼哈顿这三位流放者均为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作者,他们自己成为一个团体,三人之间进行的对话大多将他人排除在外。 1980年秋,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在纽约大学合开一门每周一次的诗歌课程。在一个由畅所欲言的纽约人组成的班上,一个有着一绺显眼白发(通常坐在前排)的女人控制了讨论。大多数时候,整个课由她和布罗茨基对话。学生们很恼火,心想布罗茨基干吗要这样容忍这个闯进来的女人。她显然非常自我陶醉,而布罗茨基对她很尊重。有个学生拿起一份《村声》,看到了桑塔格的照片,这才意识到这门课其实是布罗茨基-桑塔格的合作表演。沃尔科特则几乎一言未发。期末考试仅有六个学生参加,其他人都只是来看看布罗茨基和桑塔格是怎么上这门课的。 有人愿意来学院讲课,在那里待上几周,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讲,这倒适合于校园以外的人士,却扰乱了一些依靠课程表来安排生活的教授。“他们喜欢知道从4:00到6:30他们准备去思考了,”森尼特如是说。桑塔格有个想法的时候,她便在学院组织个什么活动——像1979年9月举办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回顾。丹尼斯·奥特曼——一位澳大利亚访问学者——说在该学院听课就好比与《纽约书评》共进午餐;该报编辑罗伯特·西尔维斯也是学院的一个研究员。奥特曼目睹过桑塔格唱主角的“放肆的研讨”;桑塔格坐在那里,“双腿伸开,搁在长长的讨论桌上,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三明治,一边咀嚼着一些想法。有一刻,她对我说的话大为光火,朝我猛地转过身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感到威严的体验,尽管也是令人感到相当可怕的体验”。但奥特曼发现,这种爆发也是其他人都经历过的“一种过渡仪式”。他意识到,桑塔格可怕起来非常可怕,可迷人的时候则相当迷人。学院的副主任乔斯林·卡尔森跟朋友说,你永远都搞不明白她什么时候会抨击一个问题的哪个方面。这得看她当天的心情,她的不可预料性给予她一种巨大的力量,使她足以去吓倒别人、操纵别人。最近,桑塔格很容易就原谅了奥特曼在唐人街一次饭局上对她的冒犯。她将自己对生活的设计展示给他看,跟他解释做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并告诉他“在隐喻的意义上不拿工资、独立生活的好处”。 学院里并非每个部门都相处融洽;它不是一个由共同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的团体,而是一个无政府主义集合体,桑塔格是其中一拨的领头人。一组人可能会与另一组人进行工作上的竞争。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个事情?干吗要搞这个展览?布罗茨基声称,建筑是一门堕落的艺术。那学院为什么还要讨论这个?不管有着怎样的缺点,学院符合桑塔格的要求,既能与教育事业有联系,又没有俗务和责任要承担。她能够向院方为巴特或博尔赫斯争取到来纽约的机票。 学院是桑塔格试验思想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场所。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她偶尔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教书。她不愿意与学生分享许多,比如,只是自以为是地在一门自传课上大发议论;该课程讨论从让-雅克·卢梭到诺曼·梅勒的自我发展——她认为前者必然地发展到后者。小说家爱德蒙·怀特是她这个阶段的好友之一,也是学院的执行院长,有一次,他参加她关于尼采的讨论会,发现桑塔格备课不够充分,在那里一个劲地装腔作势地说着“难道尼采不伟大吗”这样的旁白,让他深感震惊。 但森尼特注意到,桑塔格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她是一位置身于学术体制以外的知识分子,也是最后一位不附属于什么的那一类思想家”。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一旦被行政化而纳入教学,那么,一些东西便失落了。尽管冒险让位于可以讲授的思想,“向成年人解释事物就限制住了你能够解释的东西”。即使是思想独立的布罗茨基也还有其自己的学术研究任务。但是桑塔格则“真的是拒绝妥协”,森尼特说,他还记得与莱昂内尔·特里林的一次长谈。“他因为自己没有走自由知识分子之路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内疚感。” 森尼特英雄化桑塔格,在诺曼·F·坎托看来太夸张了;坎托看了本传记的第一版,然后给桑塔格的传记作者写了一封信,上面满是修正内容。作为纽约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他渐渐把学院看成是一个浪费钱的开销,三年来,几乎花了大部分最初的埃克森基金(1978年秋拨下的款项),后来变成“实际上就是,一个星期五午餐俱乐部”,可能包括24个成员:纽约大学老师、《纽约书评》一伙人,还有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和作家。“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花在星期五午餐设计菜单以及与酒宴承包商洽谈上。我看到了酒宴的账单,它们让我很不舒服,”坎托写道。但是,纽约大学的校长约翰·C·索希尔告诉坎托别去干涉。“您说桑塔格以前不从学院领薪水,”坎托强调,“我记得她领啊,年薪5000美元。不过,我觉得给她的津贴主要是学院用来付给教职员工的大量的海外旅行开销。”桑塔格计划把学院变成“苏联那些心存不满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地下通道,借此邀请他们成为学院的访问学者”。坎托否决了这个计划;他确信桑塔格因此与他反目。他怀疑,森尼特,也许还有桑塔格和罗伯特·西尔维斯,“在把我搞下台不当院长当中发挥了难以捉摸的作用”。 坎托,一位受人尊重的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一个直言不讳的保守派知识分子,2004年去世,他对桑塔格的作品没有多少认同,甚至连尊重都谈不上,但是,他的说辞与她对企求她到场的其他高等学校所提出的那种要求并非意见不一。坎托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他下结论说,桑塔格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一个搞阴谋的人,一个骗子”。他讨厌人文学院变成家庭作坊式的做派。罗杰·斯特劳斯是校董,也是捐资人(1977—1982)。戴维·里夫也有作用要发挥,他当了《人文评论》总编辑;这本写作杂志由学院委托编辑,用以记录学院的重大活动。 但是,除了桑塔格的一帮密友,学院还招待像爱德蒙·怀特这样的一些作家。他1940年出生,一直将她作为英雄来崇拜。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出道时,他就想见两个人:保罗·古德曼和苏珊·桑塔格。他希望他们在他的生活中扮演“改变命运者”这一角色。在理查德·森尼特家见到桑塔格母子就实现了怀特的梦想,为回报他的尊敬和爱戴,桑塔格为《一个男孩自己的故事》撰写推荐语,并推荐该书去申报奖项,他1982年获得美国艺术和文学协会的授奖,这一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该奖项同时含一张7500美元的支票),使他的文学生涯开了个好头。 艾滋病出现之前的年代,一个公开的同性恋作家得到如此引人注目的支持,殊属罕见。怀特回忆起,作为一种“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的、有意识地命名的”现象,同性恋小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出现。他认为,对桑塔格这个未出柜的人物来讲,对他表示热情而公开的认同,这似乎是了不起的姿态了。她重读了他写的全部作品,将《一个男孩自己的故事》视为他早年创作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因此怀特认为她写的推荐语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但当怀特后来将她和戴维写进《嬉戏》(1985)这部小说时,桑塔格要求把她的推荐语从他前一本书后来所有的版本中撤下。 怀特把桑塔格当作他的赞助人,因此,曾在乔·帕普公共剧院对面的拉斐特街他的公寓里为她举办过许多次聚会。怀特很乐于将她介绍给一帮好玩的人,比如作家弗兰·勒博维茨,勒博维茨后来成为桑塔格的密友。怀特记得勒博维茨和桑塔格那时候成为闲聊专栏的话题,因为弗兰会把苏珊带到时装秀,而她以前从未在这种场合出现过。与此同时,戴维和怀特成了好友,戴维将怀特当作又一个同性恋“叔叔”来看待——这些“叔叔”当中包括画家贾斯珀·约翰斯和诗人理查德·霍华德,他们都是看着他长大成人的。另一个同性恋叔叔,作曲家内德·罗雷姆,在一次桑塔格到他公寓来访当中,感觉有点不自在,因为罗雷姆教她说法语脏话的时候,未成年的戴维就坐在他妈妈身边。罗雷姆又一次想起戴维,是在怀特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桑塔格的一个好友斯蒂芬·科赫告诉罗雷姆桑塔格在欧洲。“那她现在在这里干什么?”罗雷姆指着一个人问道。这个人“身穿白色连衫裤,一头色调庄重的披肩发,低头垂肩地站在那儿”。“那不是苏珊,那是她儿子戴维,”科赫回答说。 怀特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矛盾,其他同性恋观察家也对此作过评论。怀特对桑塔格讲:“假使我写本关于你的书,那么,我会起名为《拉比与花花公子》。”桑塔格想知道为什么。“嗯,因为你的个性有两面性。和过于纨绔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得非常拉比;和过于严肃、道德的人待在一起,你就会变得非常无法无天、非常纨绔。”接着,他提醒她那篇关于“坎普”的名文,在这篇文章里,她表达了类似的分裂的情感。桑塔格喜欢这一带有奉承的分析,只是不喜欢怀特用“拉比”一词。她说:“我认为书名你最好叫《牧师与花花公子》。”怀特觉得苏珊和戴维对他们的犹太性都很陌生。“他们对此似乎一无所知,真的。而且对它几乎没什么兴趣。”戴维似乎更喜欢与有厌食症的北美中上层白人约会——如果有时他们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必须有钱。 记者安德鲁·科普坎德曾经陪桑塔格去河内,他也有怀特说的感觉。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带她去泡同性恋迪斯科舞厅。她有几次一时兴起,差点要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那是其中一次。科普坎德和他的情人——电影制片人杰克·斯卡格利奥蒂——看着桑塔格在那里扮演学者——一直很矜持,就是不肯找乐子,而是需要永远保持自控那种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斯卡格利奥蒂回忆说,戴维同样也是这副德性。 桑塔格没有出柜,这让怀特很好奇。在法国生活了多年后,怀特感觉明白她为什么保持缄默不语了。即使是公开的同性恋,法国作家也拒绝被贴上“同性恋作家”这一标签。在法国传统中,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个公民,界定过细的话则意味着牺牲自由。当然,美国作家已惯于拒绝接受诸如“黑人作家”——或者,就威廉·福克纳的情况而言——“乡土作家”或“南方作家”这样的标签。怀特记得桑塔格讲她受不了有人会想到称她为“女作家”,更别提“女同性恋作家”了(他们俩从未讨论过“女同性恋作家”这一说法)。桑塔格希望知道怀特为什么会接受像“同性恋作家”这种“糟糕的”头衔。怀特在学院写了一篇研究罗纳德·弗班克的文章,桑塔格鼓励他投出去发表,他说也许他愿意投给《鼓吹者》这份同性恋刊物。桑塔格感到惊讶不已,她再次想知道怀特为什么满足于在这么一本边缘杂志上发东西。但对同性恋政治,怀特怀有某种政治上的忠诚。他也认为桑塔格是政治的,但她却又希望尽可能从身份政治领域中抽身而出;她认为身份政治是狭隘而封闭的。 20世纪80年代初,怀特目睹了桑塔格在努力重塑其政治主张。保罗·霍兰德的《政治朝圣者》(1981)痛斥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路线表现出的奴颜婢膝,桑塔格对这类书籍感到愤怒至极;她告诉保守主义评论家希尔顿·克莱默她在积极准备回应。她认为,霍兰德错就错在他对批评对象缺乏同情心。戴维·里夫在《新共和》杂志(1986年7月28日)充分表达了他母亲的观点;他提及“正统西方知识分子的后代与冬宫风暴以来掌权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里夫称之为“悲惨的”而非“引起怜悯的”故事,因为它需要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抱有一种顽固的希望”。这是一个高尚的故事。“新保守主义缺少的就是对一个伟大的人类希望怀有体面的悲悼之情;其对待思想的方式与它批评的传统比起来是粗糙且粗俗的。”对里夫而言,同路人这一传统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够格,因为他们从未爱过,也从未失去过什么。 桑塔格向怀特描述了她一直未写出的一本书中一个个案的概要,书名大约是《旅行》或《航程》。她将提供一种有向导的朝圣之旅,西方知识分子已经到苏联以及其他共产主义乌托邦朝圣过。桑塔格对怀特解释说,这些游客对工厂一无所知,现在将共产主义在现代所取得的胜利展示给他们看。他们一般不懂该国语言;一切都经过了翻译的过滤。这些知识分子很不熟悉工业景观,因而惊呆了;他们决心要喜欢一切东西。对桑塔格来说,这似乎完全是可以原谅的,比如,像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这样的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竟然带着一份赞许苏联的报告回到英国,尽管莫斯科大清洗已经开始。但是,她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是埃玛·戈德曼[插图]和安德烈·纪德——两人都是放弃了原有信仰的真正的信仰者。 “苏珊非常擅长于说服别人接受她的观点,”怀特回忆说。“例如,1978年,她不会说:‘你与左派彻底决裂了吗?’而会说‘你第一次聪明地发现左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什么时候?’你会立即哽住,然后你会说:‘哦,我想是在我看曼德尔斯塔姆[插图]的《希望对希望》(1970)的时候。’她接口说:‘啊,我明白了,那么晚。’” 桑塔格对怀特说她也希望重新审视她关于“坎普”的观点。她开始探索花花公子的角色;他们希望浓缩文化的不同层面,使自己成为世界的终极仲裁者。在我们的时代,花花公子常被人们混淆为同性恋,但她认为花花公子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不一定有同性恋因素。她想搞明白,纨绔子弟与同性恋的概念是何时联系到一起的。但是,怀特认为,通过她自己的性取向来探索这些想法让她害怕,因为她担心这一新视角会降低她的可信度和重要性。不管怎么说,关于“坎普”的新思路从未走得很远。 桑塔格希望阻止将她的性取向扯进来诱惑其读者——“苏珊可以是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人,”怀特说。他记得,在他因为《嬉戏》和她闹崩之后,一位迷人的英国作家玛丽娜·华纳来访,她告诉怀特说:“关于苏珊,你全搞错了。她魅力四射,我们在一起开心极了。你只是有过一次糟糕的体验,如此而已。”怀特回应说: 那好,我来描述一下你和苏珊·桑塔格待上一天的情形。她请你上一家中国餐馆,告诉你所有可以点的东西,买单,然后同你逛格林尼治村,逛三四家不同的书店,因为有些书名你不知道她大发雷霆,然后帮你买下这些书,叫你一定要看。她谈起她的不幸和她的爱情生活,然后问你的爱情生活如何。她向你透露有关她患了乳腺癌等一些女人的事情。 华纳惊讶得张口结舌。“这就是你和苏珊待在一起的一天,”怀特说,“总是相同内容的一天,总是同样的迅速谈及私密话题那一套。她知道如何切入话题。” 法国名刊《如是》发起人之一、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对怀特所说的关于桑塔格的诱惑性也深有同感。在其小说《女人们》里,索莱尔斯对她的自我主义表示厌恶,称她为一个名叫海伦的作家,“作家这支队伍里真正的明星之一”,纽约“官方的、有组织的同性恋反社会”的一分子。索莱尔斯来自巴黎,那里没有隐匿身份的同性恋文学界,他猛烈抨击他所认为的桑塔格的妄自尊大及其损人利己、虚情假意的亲昵行为。与海伦一样,她给他的小说中的叙述者送上“一个舒心的笑容,而我轻而易举地在笑容中察觉出强烈的敌意”。海伦对他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描述她的风流韵事,描述集中在简(影射艾琳·福恩斯)身上,并解释说“重归于好”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海伦硬是把自己的文集塞给她的法国来客,告诉他因为他在纽约度假,所以,他会有时间“从头到尾”看文集,然后他们俩能够在一起进行“深度”交流。叙述者逃开了,把海伦十公斤重的文集统统扔进了哈得孙河。 怀特思忖,桑塔格是从理查德·霍华德那里学会施展她的魅力攻势的;霍华德总是拿出支票簿,为他的同伴买下重新找到的书籍。看着博学的霍华德在曼哈顿一次宴会上编制长长的作家名单,就是在向一个政治大师学习。在《嬉戏》中,怀特把霍华德写成了马蒂欧,摆出一副为“高雅文化忙碌”的样子。怀特说:“苏珊和理查德都是那种旧式知识分子,他们什么都懂,而且认为你也应该什么都懂。”这是一个“美妙的、令人羡慕的品质”。 然而,桑塔格本人有时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怀特从来都不认为桑塔格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启迪作用,即使是在讨论中也是如此。她没有即兴发挥的智慧或聪明劲。她的反应不是特别敏捷。她赞赏幽默,但怀特看不出她本人有什么幽默可言,虽然她批评旁人没有幽默感。她以为她自己很容易就能表现出法国式的放肆和轻浮。但是,她开玩笑可能会是这样的:“哦,罗兰·巴特如果有几年没见我,而看到我在房间里朝他走过去,他会说:‘苏珊,总是那么忠贞不贰。’[插图]他真是太过自我了。”有一次,她跟怀特讲:“你知道吧,我的文章要比我这个人高明。知道为什么吧?那是因为我一改再改,慢慢地、慢慢地重写。我把它们轻轻地推上山,从我平平的资质推到更聪明的高一级的层面。” 年纪轻轻就成名,这形成了她的个性。和她一起去看电影也是怪怪的感觉。排在队伍里的人会掉过头去看她,然后窃窃私语——当然,纽约通常极少有人上前找她攀谈。就好像是王室成员出现在公共场所——而且,她当然清楚这一点。“大致说来,她应付自如。”尽管她的确喜欢耀武扬威,大骂她看到的那些人,说他们乏味、愚蠢、不够聪明。怀特搬到巴黎、开始写《嬉戏》时,他宣称“这一切都可悲地结束了”。他承认“这有点像是给逼急了之后的选择。我对苏珊太热心了——热心得超过我真正想要的程度。我认为,如果说,我身上不无奉承她、屈服她的一面,那么,我也有报复她的一面”。

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桑塔格似乎在生怀特的气,她怀疑他不再是她的忠实信徒了。他断定,这麻烦的起因是他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的关于罗兰·巴特的《符号的帝国》以及桑塔格编辑的《巴特读本》的书评。怀特意识到,她认为自己的导读是重要的文字,但他不喜欢她对巴特所持的看法,因为桑塔格更多地把巴特说成是个花花公子。怀特更喜欢热拉尔·热奈特,他的巴特研究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得多,尽管怀特赞赏桑塔格和巴特的译者——理查德·霍华德,“却不足以令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满意,”怀特懊悔地回忆道。他们俩都打来电话表示不悦。苏珊说:“你干吗要谈热拉尔·热奈特?他什么都不是,他什么都不是!他是无名小卒,而我写出了这篇了不起的文章。你怎么能不更多地关注我的文章?”怀特答道:“是这样,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俩是朋友,我如果再一味地夸你的文章有多么好的话,人们会认为我太过谄媚了。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热奈特是一流的。”最后,在巴黎的一场音乐会上,桑塔格说:“你知道我当时在这里,你可以设法联系我的,可你没有。”怀特则说:“我不知道你待在哪里。你倒是可以找到我的。”他们分道扬镳了,都觉得很受伤。 两个文友或同仁分手,往往会促成一部回忆录或小说的创作,保罗·索鲁和V·S·奈保尔的情况就是例子。[插图]《嬉戏》变成怀特“纽约生活的重述,使得学院成为一个聊天的地方”。怀特说,主角马蒂欧是他自己和理查德·霍华德的合成——尽管霍华德肯定地说这个人物完全是对他一个人的讽刺。怀特认为这个人物是“自嘲的,却并非要出什么人的丑”。霍华德放出话去,叫人不要为怀特的书写什么评论(怀特在波士顿一家同性恋报社办公室的告示栏看到过霍华德写的一封信),明显是以此来进行报复。理查德·森尼特也成了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不过,他对此泰然处之,只是大笑着说“可恶”。 在怀特的《嬉戏》中桑塔格是玛蒂尔达,一个“以沉默寡言、脾气古怪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而实际上却是个热衷于社交生活,“始终知道如何追求戏剧效果”的古怪名人。尽管怀特没有把歌剧爱好者玛蒂尔达写成一个女同性恋,她却不可否认地表现为同性恋。怀特抓住了对她来讲角色扮演即身份确立的那个桑塔格。这样的角色是一种风格、一种成为自我的途径,也是一个形成之中的感受力的种种展示。玛蒂尔达是一个戏剧性的桑塔格:“她是这样的一个文人,其大多数经历都是通过书中或舞台上的人物来体验,那都是些悲惨而生动的人物,她出于担心有抄袭之嫌而避开了这些人物的强烈情感。”像桑塔格一样,玛蒂尔达在道德家当中扮演美学家的角色,在美学家当中则扮演道德家的角色。道德家动辄生气发怒,美学家则热衷于参加社交活动,尽情享受生活。 在玛蒂尔达身上,怀特也传达出桑塔格对时机的绝佳把握、她对观众的操纵和她那飞扬跋扈的气势: 政治、诗歌和上帝 她谈论;爱情和食物,然后头点点 朝合适讥讽、折磨、困惑的谜语, 朝性、语文和最佳宠物 抱在腿上,猎物、开心、皮毛、利润。然后 她停下,夸张地,吸口气 从前她勇敢地面对死亡、赤字、法律、 媒体、自由贸易、花边袖口、熟的、生的。 最后一行以打趣的方式提及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生与熟》,这表明桑塔格能够以其广泛的兴趣“炖”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来。 桑塔格的如饥似渴似乎表明,她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和信心。但像怀特笔下的玛蒂尔达一样,她也不得不采取勇敢的行动,战胜阵阵袭来的忧郁(桑塔格说,她在写那篇关于“坎普”的名文时就处于忧郁的状态)。帮助她走出忧郁的是她与生俱来的戏剧感和怀特所谓的“是现在而非迟早得登场或者演讲这一无情事实”。 怀特说塑造玛蒂尔达这个人物时,他脑子里有桑塔格以及拿破仑的头号敌人即作家德·斯达尔夫人——这种合成构成了对桑塔格极大的赞美。这两个女人都利用了她们作为“国家的反抗者”的声誉。不过,他也展示自我宣传:“在照片上,她(玛蒂尔达)总是显得高挑、镇定、不可一世地昂着头,在一双双智慧的、不同情的目光的注视下一脸的灿烂。” 丹尼尔(戴维)看上去就像玛蒂尔达的兄弟;玛蒂尔达称他为“亲爱的”,好像他是她的宠物一样。丹尼尔爱他妈妈,同时又喜欢中伤她,说她“对自己的了解要少于他认识的其他人”。母子俩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却一致对外。如同一头母狮与她的幼崽,玛蒂尔达和丹尼尔[插图]津津有味地品尝猎物——那是一种游戏:先激发起一帮人发表观点,然后驳倒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堆在“其爱的祭坛”上的“血淋淋的祭品”。(此处怀特是在预言他自己的命运。)甚至马蒂欧也觉得要对玛蒂尔达“以那么多的方式不断侮辱人”表示抗议了。玛蒂尔达一直把丹尼尔当儿子来提。对此,他感到十分恼火,同时又不断地加强与她的联系。尽管他穿着打扮得像花花公子,行为举止又像知识分子,但像他母亲一样,丹尼尔的眼睛盯着市场和最有利的机会不放。她利用他来“试探新沙龙里别人的反应”,打听种种愚蠢的新游戏或念头什么的,并让他殷勤地陪她四处走动。她更喜欢他的陪伴并且不公正地对待她的女性崇拜者,即使她们将她的傲慢行为看作她刚正不阿的标志。在她的宇宙中,她只善待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她本人,但是,她又不希望有哪个人讲她的力量与她是个女人有什么关系。 然后,玛蒂尔达也已是强弩之末:“她不再有什么创新政治(甚或创新美学)。”她仍然渴望权力和地位。她参加一些活动是出于一种“史学家的好奇心”。作为一个鉴赏家,她仔细打量着陌生人,一直到弄清楚他们在音乐或餐饮——不管什么,只要能了解到就行——方面有什么专长。她总是马不停蹄地考虑接下来做什么事。没有什么纤绳能把她拖回到过去,讨论家庭生活让她感到厌倦。要是她不身陷什么争议,不受到公众的关注,那么,她就会一个人在房间里没精打采地来回转悠,不知所措。她要获得拯救,就得从她那巨大的书房拿起一本书,然后沉醉其中——或者专心致志地开写一本新书。因为“尽管她是个名人,却对自己一点没有信心,觉得应该什么都了解”。她必须挑战自我去采取行动。否则,她就会枯竭、过着呆板单调的生活、坐立不安,变得忧郁、着急。丑闻对她的新陈代谢更有好处。她更换朋友,经常出门旅游。 谣传桑塔格曾扬言要控告怀特。小说家戴维·莱维特说:“作为言论自由的著名倡议者,那些作家在被人写到的时候,是第一个跳起来、第一个提出起诉、第一个叫起来的人。”(莱维特自己就曾经被斯蒂芬·斯彭德起诉,后者反对他在一部小说中用他的自传材料。)莱维特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所指对象即为桑塔格。莱维特继续说,越来越接近要提桑塔格的名字:“一旦局面对他们不利,作家们常常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伪君子,拼命为自己的言论自由辩护的作家会毫无顾虑地去压制他人的言论自由。”辛西娅·奥齐克请莱维特说得具体些,他就说了一条传闻:《嬉戏》中的“人物原型”桑塔格和“其他几位作家”曾试图阻挠人们对这部作品进行评论,阻挠书店进货。莱维特补充说:“我感到有点震惊,倒不是因为我不能理解他们的恼怒,而是因为他们竟然试图不让人们知道这本书,以这种行事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恼怒。” 也有谣传说,怀特无奈之下,只好做了些改动,与桑塔格母子妥协,怀特讲他从未“直接”收到过戴维或者苏珊的片言只语。然而,怀特在达顿出版社的编辑比尔·怀特黑德举办了一场化装舞会来庆祝《嬉戏》的出版——这个安排是符合小说本身的精神的——于是戴维·里夫企图来砸场子。据怀特黑德说,里夫打扮成摄政王朝的花花公子模样,带了根牛皮鞭子,宣称他是来抽怀特的。但保安进都没让他进去。 怀特觉得,桑塔格和里夫要不是先听到了某作家传的话,对《嬉戏》的出版是断不会这样紧张不安的;这个作家事先看了手稿,尽管他发誓保密,但还是马上就告诉了他们,暗示说对母子俩那可是一种相当负面的刻画。怀特认为,玛蒂尔达集激情与智慧于一身,这使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小说让他们之间产生了疏远,他为此感到遗憾。他希望桑塔格认为这一刻画是对她史诗般的、高调个性的一种称颂,他又说:“我只是希望我在你的书里不是以恨她的人的面目出现。”他发现她既引人爱慕,又叫人无法忍受,“真是相当顽梗”。在他心目中,她就像是一个罗马女皇,剔着牙,等着大家取悦于她。她有着皇帝的无礼。但是,他又想她。《嬉戏》出版后他几次在报刊上提她的名字,说她的好话。他希望他们能够重新做回朋友,但他们再也没有互相搭理过。“不可能的事了,”他一声叹息。理查德·埃夫登[插图]有次对怀特讲:“名声就像一个山谷,一旦人从山谷的一边到达另一边,你就非常有名了,也就绝不可能不那么有名了。”“我们都在另一边了,没有回头路,”怀特下结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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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说完这些话,《土星照命》就结束了——必须结束了,因为桑塔格本人还在前行。弗兰克·克莫德在其评论结尾说,也许,桑塔格会适时地注意到卡内蒂提出的忠告:“学会呼吸;寻找超越集结权力的东西。”列奥·布劳迪这位声名显赫、有权有势的精明学者也有其疑虑。他将桑塔格书中的两篇揭露之作——《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和《西贝尔贝格的希特勒》与其他五篇有关英雄崇拜的文章对读: 从根本上讲,我认为,桑塔格难以坚持一种抨击浪漫派的个人主义的一面(导致政治狂妄),以接受另一面(导致艺术上的自我膨胀)的观点。我本人不想将两者等同起来:趾高气扬的艺术家所造成的伤害比神气活现的独裁者少得多。但是,自高自大的艺术品抨击公共政界中自高自大的姿态,这确实是个微妙的悖论,桑塔格提出的竞争规则并不令人感到信服,这也许是因为她本人就纠结其中的缘故。 —— 635:支持被波兰军事管制取缔了的团结工会组织的市政厅事件就像是一次团结工会大会:集会不仅包括作家和知识分子,还有左派歌手(皮特·西格)和来自PATCO(被里根解雇的职业空管人员协会)工会和联合汽车工会的代表。小说家戈尔·维达尔、E·L·多克特罗和库尔特·冯内古特也到场了,还有约瑟夫·布罗茨基。市政厅是左派偏爱的场所,有1500人在那里集会,不仅仅支持团结工会,而且谴责里根政府。里根政府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不可能被认为是真诚的,因为它已经解雇了入会的工人,而且支持萨尔瓦多的压制政策。 一个个演讲者试图将波兰的苦难等同于PATCO的困境以及美国在萨尔瓦多的政策,听得桑塔格和布罗茨基十分厌恶;布罗茨基后来致函《新共和》杂志(1982年5月26日),对演讲表示不屑,称其为“悲苦的市中心左派典型的治疗集会”。桑塔格则小心翼翼地起草演讲稿,使它听起来一开始还是和大家一样,要抨击里根政府,并觉得有必要“在一片义愤中把我们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到了第三段(她才讲了几分钟时间),她便示意“把我们与他人区别开来”这一努力本身可能会“将我们引入某些虚伪和谎言之中”。转眼间,沾沾自喜的神态便逐渐消失。尽管在她的控诉中,桑塔格一直将自己包括在内,但她不看着听众,也不再与听众“站在一起”。到了第四段,她毫不掩饰地说,关于共产主义,左派可是谎话连篇。下面已是一片嘘声——但也有一些喝彩声(其中有来自保守派周刊《全国评论》的经常撰稿人D·基思·马诺)。桑塔格解释说,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心灵》1953年出版时,她不想相信其中的话,而宁可视之为“冷战宣传工具”。但现在重新读了,她认为也许米沃什当时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不够强硬。 在这里,桑塔格的话又完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调重弹——吐露出一副改变信仰者、前共产党人或同路人的腔调。这种形式她的听众很熟悉;事实上,是太熟悉了,所以,许多人,包括E·L·多克特罗和拉尔夫·舍恩曼,都感到纳闷。为什么1933年出生的苏珊·桑塔格,年龄太小不可能参与20世纪30年代的辩论,却要像她的上一代左派人士那样为自己曾经的亲苏行为而认错呢?她的“错误”在于认为像古巴和北越这样的社会最终会挽救共产主义,但她从来就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年长的听众被激怒了,因为所有这些他们以前都听过。这些不仅是旧闻,而且是由一个本人从来都不是其中一员的人来讲。那个晚上以后,市政厅里的人当中再也没有人信仰苏维埃乌托邦了。 桑塔格公开的悔过激怒了听众,却让约瑟夫·布罗茨基很感动,后来,布罗茨基仗义执言,为她辩护,称赞她对世界文学的奉献,夸奖她在“认识哲学及其发展途径”方面的写作(《新共和》杂志1982年5月26日)。的确,她的演讲涉及的是她和左派人士作为忠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她甚至抨击左派人士的自鸣得意:“我们曾经如此肯定谁是我们的敌人(其中有专业的反共产主义者),如此肯定谁是有德行的,谁又是不明是非的……我们认为我们爱好正义;没错,我们许多人确实爱好正义。但是,我们爱真理还爱得不够。”改革共产主义的努力,就像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样失败了。她表示,为了真诚地团结团结工会,左派人士就必须抛开自以为是的想法,别认为自己是站在进步、正确的一边的。几十年来,左派的辞令已经为滔天罪行做了开脱,并为镇压了像团结工会这样的运动的政府而辩护。对俄国出生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观察家以赛亚·伯林而言,桑塔格的公开改变信仰的行为似乎是令人感伤的。他对她说:“我对那张面孔不是十分肯定。” 面对市政厅里的一片愤怒声,桑塔格站起身来,扬长而去。马诺评论说:“考虑到她的听众在知识方面的接受习惯,这是一次勇敢的努力。我对此印象深刻,同时又很感激。”对桑塔格的抨击也是激烈的,常常还是藐视的。比如,有人讲,她不过是跟在巴黎的新哲学家们后面鹦鹉学舌罢了;他们排斥萨特及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支持,并给法国很多知识分子扣上集体罪名,说他们为苏联内务部劳改局开脱,还大赞苏联及其冷战卫星国。她在《国家》上遭到痛斥,该刊重发了她的演讲稿,然后请了几个作家——都是刊物的一些长期作者——对她提出尖锐批评。似乎没有哪个人真正信仰苏联共产主义。安德鲁·科普坎德回忆起1968年越南春节过后几个月的时候他和桑塔格同访河内的情形,嘲笑她没有胆量一直站在北越一边,北越“正在根据现实世界的势力和怒火程度继续(辩证地说,我敢用这个词吗?)它的发展”。把桑塔格惹火的某些恶劣行径是由图书编辑菲利普·波乔达干的;他称她为“名气不大的名人”,说她将“对共产主义的极其不同的体验”简单化了。桑塔格的两个朋友——人权斗士阿里耶·奈尔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对她比较宽容,总体上接受她的言论,没有多少苛责。事实上,是希钦斯促成了《国家》研讨会的召开,他赞扬桑塔格批评左派人士揪住斯大林主义不放,当然,他也责怪她“那坏脾气的、非历史的话语”。他认同她对论战的偏好,最后讲:“我们厚道些吧,只当她是希望唤起观众的注意力才故意夸张的。” 桑塔格在《国家》上回应的口吻是嘲讽的。她驳斥了阿里耶·奈尔的道貌岸然。她说安德鲁·科普坎德是“20世纪70年代出了名的蹦迪专家”,一句话就把他打发了。而波乔达之流心里想着什么样的“对共产主义的极其不同的体验”呢?她极其精明地否定了那些左派人士,他们相信团结工会的出现是一个失败的共产主义制度的产物,或者会以一种更好的共产主义来取代那种制度。“东欧正在酝酿的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她这样预言。“我们那时候错了。是在那些国家生活的民众告诉了我们这些,”她坚持认为。 戴安娜·特里林欢迎桑塔格加入“她作为反共主义者的艰难的新生活”,她拒绝了,说“谢谢,但不用了”。仿佛是要再次确认其左派资格似的,桑塔格在《国家》上的文章最后表示支持“萨尔瓦多国内的民主运动;我大力支持美国政府撑腰的、萨尔瓦多进行的推翻专制的斗争”。然而,正如利昂·韦塞尔蒂尔在《党派评论》(1982年夏季号)上所说,萨尔瓦多的反对党从改良派到革命派都有,但它们没有一个像“一场民主运动”那样纯洁或完美。桑塔格的评论表明她这个人“政治上很幼稚,不了解政治上那一套行事方式。她只是在表明立场而已”。韦塞尔蒂尔的意思是,她说的是美学家的语言:“政治不美好。表明立场美好。”马歇尔·伯曼在《索霍新闻》(1982年3月2日)发表文章,哀叹桑塔格“大量的政治谎言,无论是早期的,还是后期的”,伯曼认为,这些谎言均是她认为的“精神冒险”、“现代主义危险的联系,一个什么地方都去过的知识分子的最后旅行”的一部分。伯曼回忆起这样的桑塔格,她很享受像蜕去死皮一样地抛弃旧立场,她在《中国旅行计划》里宣称“人必须更简单……简单,就好像是处于大遗忘之中一样”。 尽管像威廉·F·巴克利这样的保守主义分子赞扬桑塔格勇敢,但是,右派人士和左派人士几乎马上就开始重新思考她所说的话。《新共和》杂志的出版人马丁·佩雷茨发现,桑塔格的演讲让人感到极其迷惑不解,因此,他说:“像苏珊·桑塔格这类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应该没有政治立场。”D·基思·马诺开头一阵儿热情过去后,发现她的演讲“不过是一个语义骗局”。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旁观者》(1982年3月6日)上争辩说桑塔格“其实没有抛弃她以前的忠诚”;她的演讲更像一种治疗体操。 阿奇·帕丁顿在《美国旁观者》表明了很重要的观点:桑塔格已经摧毁了一类左派人士的冷战认同,他们顽固地“认为当今世界是在同样的程度上受到苏联和美国的威胁的”。她不辞辛苦,远访波兰,当时,“几乎没有美国人这样做,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政治派别”。她倾听波兰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给她讲述的事情,接下来,她没有曲解这些话,去迎合美国左派的情感。桑塔格破坏了一条左派规则,即“批评个别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宗旨,这是允许的;批评作为一种制度的共产主义,则不允许”。 可当桑塔格向纽约的美国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控告《索霍新闻》在未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就重发她在市政厅的演讲稿的时候,她在市政厅集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就令人费解了。她要求得到50000美元的损害赔偿,因为她发现她的演讲稿末尾两段被删,这样做便歪曲了她的意思。她的律师——利昂·弗里德曼(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律师,也是笔会的法律顾问)称,桑塔格本拟设法把演讲稿发在《纽约时报》上的,现在《索霍新闻》抢先发表,使她无法在自己所选刊物上登载,同时剥夺了她通过自己的作品获益的权利。“我并不是一个好打官司的人,”桑塔格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官司,我非常希望也是最后一次。”她虽然同意该报发表演讲稿的大部分,但她不能同意其行事方式,声称该报“拐走了我的演讲稿,并脱离其语境将它发表出来”。 桑塔格所说的话很能反映她的自我保护心态——这部分是因为《村声》在攻击她。专栏作家纳特·亨托夫这个第一修正案的著名捍卫者得知桑塔格要打官司时真是惊呆了,他认为她这样干是危害了言论自由的理想,也表明了她的傲慢态度:“苏珊·桑塔格,不管你怎么想,你可不是皇亲国戚。”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一家小报似乎不值,他认为这种行动并不比简·方达扬言要诉诸法律来禁止一本她没有授权的传记好到哪里去。事实上,桑塔格的表现更糟糕,因为简·方达至少没有真的提出诉讼。桑塔格声称《索霍新闻》盗用了她的“践约权”,因此违反了纽约不公平竞争法的时候,亨托夫说:“这简直是一套不讲道理的政治话语!”市政厅会议不是一次文学朗诵会,而是一次旨在影响民意的政治活动。桑塔格当然有权对篡改其演讲稿的报纸表示愤慨——亨托夫自己的许多公开演讲就被媒体歪曲过,但参与到“闹哄哄的公共话语之中”就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如果你希望像玛丽·波平斯[插图]一样,做到政治上完美,那就请你待在家里看校样去,”亨托夫劝桑塔格。 亨托夫争辩说,桑塔格真正希望的其实是控制历史对她的评价。她为什么修改演讲稿再在《国家》上发表?比如,把《国家》与《读者文摘》作比较时,她的言辞就缓和下来,而且更改了她对《被禁锢的心灵》的评论的措辞,说她为该书所“困惑”。“这不就像一些国家改写公共历史一样吗?”亨托夫责问道。亨托夫注意到,《国家》编辑维克多·纳瓦斯基在杂志上介绍桑塔格的演讲时,补上了一个被删改过的段落,他不想配合桑塔格所做的“清除”。接下来,亨托夫又反驳利昂·弗里德曼的辩辞,后者认为,《索霍新闻》发表了桑塔格的演讲词,遂使她无法再将稿子卖给《纽约时报》。心存怀疑的亨托夫问《纽约时报》为何要担心发行量很小的《索霍新闻》所产生的影响?紧接着亨托夫的疑惑,《村声》另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科伯恩的专栏作家与《时报》专栏版编辑夏洛特·柯蒂斯说起这件事;柯蒂斯透露,《时报》拒绝刊用桑塔格的演讲稿是因为稿子没有新意,也没有什么新闻价值,而不是因为《索霍新闻》已经发过。公开争论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争论应当是自由、公开的,“听的人越多越好,”亨托夫提出。而桑塔格倒好,她采取了缩小范围的策略,亨托夫表示不满地说:“那多不自然,多么自恋,又多么自我中心!”像桑塔格的诉讼对公共事务的报道将会产生“寒蝉效应”,亨托夫悲叹:“对詹姆斯·麦迪逊[插图]做这种龌龊的事情!” 桑塔格有自己的支持者——像她的朋友阿里耶·奈尔,一个人权活动家——他声称,她的版权受到了侵犯,但是,甚至奈尔也承认,他担心“法院可能会做出比情况所证明的更加绝对的判决”。因为打官司,桑塔格受到了许多攻击,得不偿失。他在一封几乎是致她的公开信中劝她最好撤诉。“桑塔格应该受到批评,”奈尔最后说。但是,“对她的一些抨击手段是卑鄙的,劲道足得好像他们要反诉她似的”,她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索霍新闻》于1982年3月15日歇业。随后不久,桑塔格撤诉。但是,市政厅引起的争吵及其后果对桑塔格下一本书《苏珊·桑塔格读本》的被接受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戴维·里夫和罗杰·斯特劳斯感到有必要去维护一名女子的声誉了,因为在纽约的某些圈子里,已经有人将她戏称为“那个桑塔格”。 —— 670:桑塔格认为,这最近一次世界大会值得关注,因为它“对习惯做法做了些微调,把议题确定为《作家的想象与国家的想象》”。作为笔会组委会成员,她发现这个议题是“振奋人心的”,也“有点儿创意”。是诺曼·梅勒想出了这个会议计划。1985年6月,梅勒当选笔会主席,他使一个约有2000名成员的小组织重新焕发出活力,让它在曼哈顿扮演起颇具影响力的新角色,这次作为东道主,要迎接也许是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国外作家来到美国东海岸。梅勒有近1000000美元的预算,外加免费入住的旅馆房间,这些是唐纳德·特朗普[插图]和其他一些有钱的捐助人赞助的。“承办那次会议的事情我们谈了三四年,”笔会的一个理事说。“但我们不知到哪里募捐。但是诺曼知道做什么、怎么做。”像桑塔格一样,盖伊·塔利斯[插图]也是笔会副主席、笔会资深会员,他宣称要是没有梅勒,要是“他不去出力募捐,这次国际会议我们就开不成”。1985年秋,梅勒出主意,说可以在百老汇举办“文学之夜”系列活动,由16位名作家登台,每张门票定价为1000美元。库尔特·冯内古特、阿瑟·米勒、汤姆·沃尔夫[插图]、伍迪·艾伦、威廉·斯泰龙、琼·迪迪恩和苏珊·桑塔格均参演。 —@ 673:美国作家完全是个人主义的,而像俄罗斯作家则认为所有作家都在“推动着一个车轮向前”,从而为文学自身的荣耀做出贡献。当然,俄罗斯作家可以和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求胜心切且个人主义,米勒承认,但是,他们也拥有一个伟大的整体,而他们全都属于这一整体。对美国作家来说,签名请愿支持受压迫的作家是必要的,然而这也太容易了,但是,构成美国国内共同纽带和使命的终究又是什么呢? —— 682:鄙视舒尔茨的会员中,小说家乔治·加勒特持有一种更有分寸,但谴责程度并不逊色的观点: 大多数作家(事实上是你听说过的所有作家)都融入了与出版界的一种亲密的共生关系中,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令人舒适的关系。没有作家(特别是那些最成功的作家)的默许和暗中的支持,整个摇摇欲坠的体系就会崩溃。当然,他们也会愚弄你们,作家们。以笔会为例。笔会永远都会利用我们应得的权益来反对这里那里以某种形式出现的公开审查制度,反对在南非,要不就是肯尼亚或加纳的种族隔离,坚决反对除了某些东方集团[插图]国家以外的世界各地的酷刑,对同样这拨子人造成的长存于美国公众身上的琐屑或深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行为大都保持缄默无语;也正是这拨子人给作家们预付版税、出版作品。不管什么价,反正不包括立誓缄口保密,甚至也不包括多少自我牺牲。 笔会成员曾尝试改变这种谋私利的机制。关于笔会不民主的性质,已经发生过多次抗议,包括评论家西摩·克里姆发表在《笔会通讯》(1979年5月30日)上的声明,他说“身处一群过于腼腆、无法掀起什么风浪的作家队伍中深感苦恼。大家的意见似乎是:我们不得已,只好寻找一个更民主的途径来选举主席”。他严厉抨击组织里充斥着精英主义;草根的声音听不到。 以色列小说家阿摩司·奥兹和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后来道出了舒尔茨最重要的观点,即与金博尔关注道德上的等同相类似的观点:“不分青红皂白便宣布自己疏离,就是放弃判断、分析、辨别,就是不动脑子。这样会存在被边缘化和背离培养创造性思维的传统的、社会生活之基础的风险。它会成为不相干的权宜之计。”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些,作家有充分的理由脱离国家、脱离社会。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和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假装它们是脱离现实世界的结果。就好像是在证实奥兹的警告一样,奥兹看到了作家在大会上发言的简单化方式与他们写作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的“鸿沟”。他强调说:“有些国家差不多是好的,另一些是糟糕的,还有一些则是危害极大的。”认为问题只出在作家与国家之间,这是骗人的假象,他下结论说。 历史悲剧不是圣洁的个人与恶魔般的权力机构之间存在的无望的永久冲突,而是相对体面的社会与残忍的社会之间的永恒冲突。说得再准确些,是相对体面的社会一旦遇到暴虐社会的残暴便表现出永恒的怯懦。 这是一种桑塔格决不会使用的语言,因为这与她类似于卡莱尔对文学和政治人物的英雄崇拜形成对照,她的英雄崇拜对象从胡志明、菲尔德和切·格瓦拉轻易地转向了像瓦茨拉夫·哈维尔[插图]这样的领导人。 关于纽约大会的第二个主要争议是,诺曼·梅勒没有邀请足够多的女作家来做专题发言。对此,桑塔格是小心翼翼,几乎缄口不语。117名发言人中,仅有20名女性。格雷丝·佩利对媒体称:“我们都被这一情况搞得惊呆了。”梅勒是《性奴》(一本反驳其女权主义论敌的书)的作者,他讲了下面的这番话,根本没有想去做什么来把批评他的人争取过来:“因为专题讨论的构成很合理地是知识分子,而又没有那么多女性能像苏珊·桑塔格那样首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才是诗人和小说家。更多的男性首先是知识分子,所以,就存在某种自然的倾向,选的男性要多于女性。”对这一言论提出反对意见的作家,举其中三位最杰出的为例,有纳丁·戈迪默、埃里卡·容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们一起反对梅勒。他报出了24名决定不来参加会议的著名女作家的名单,以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可不打算退而求其次,用知名度不那么高的女作家来代替。盖伊·塔利斯也为梅勒辩护,说女性也参与了大会的策划工作,对于男女代表的比例失调她们理应分担责任。佩利承认自己对此没太关注。乔伊斯·卡萝尔·欧茨拒绝在谴责梅勒的请愿书上签字:“我真的同意你们的观点,”她对抗议者说,“不过,事情相当复杂,诺曼一直处境艰难,他整整一周日子都不好过。这次大会他干得很卖力,我真不能签这个名。”梅勒对苏珊·桑塔格特别恼火,她明明也是大会组委会成员。她为什么就不能早点打个电话来,说出她的抱怨来呢? 女记者们仔细观察她,她们知道她的出场与她的所作所为一样吸引眼球。罗达·凯尼格发现她“身穿呢裤子,脚蹬靴子,一件扣了纽扣的衬衫或是高领毛衣外面套了一件未扣纽扣的衬衫;有一天,加了一件棉皮马甲,围了一条未系起来的围巾”。来自《新闻日报》的莱斯利·汉考姆有一次看到托妮·莫里森抢了桑塔格的风头时惊叹不已。毕竟,桑塔格似乎天生就是适合参加这样的文化会议。她是个艺术女王,不特别说什么,但是,一旦讲什么便极有吸引力,听众都会想记下来,带回家好好琢磨。她也是个美人,一头黑发,其中有一绺明显的白发戏剧性地勾勒出她一边脸的轮廓。她坐在一群演讲者当中时,你就很难将目光移开去看别人。 但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莫里森出现了,“这位男性论坛上唯一的另外一位女性”戴着一顶加勒比遮阳草帽,帽檐有伞那么宽。进行到后面的议程时,她摘下帽子,露出一块五彩斑斓的头巾,和那顶帽子一样吸引眼球。这是唯一一次人们的视线能够从苏珊·桑塔格身上移开。 诺曼·梅勒认为这次笔会大会是失败的,但他默默地工作到卸任,1986年6月,小说家霍滕丝·卡里舍接替他而成为笔会新一任主席时,他仍旧担任理事会副主席。经过这次大会的争吵,选出一位女主席似乎是势在必行了,但是,像其他笔会主席一样,卡里舍也是靠圈内人物来进行管理。当她试图在该组织搞出点名堂时,她遭遇到地位稳固的笔会执行理事卡伦·肯纳利的对抗。正如一位前笔会主席所说,是卡伦,还是霍滕丝,这要看谁能证明是更加不择手段。肯纳利寻找到她该获得的支持,而且卡里舍年内就离职,正如以前的一位理事所言,奔向“一个更好的约会对象”,成为声名卓著的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会长。 下一届笔会主席由谁来担任似乎是事先就已经明了。她的名字挂在主席候选人名单上已有多年。没有多大的反对意见,她就当选了,获此晋升差不多是她应得的权利。桑塔格当主席在笔会内外都得到了肯定的评价,即使那些不欣赏她风格的人也肯定了她。有人要诺曼·梅勒评价一下桑塔格任内的表现,他只说了一句(还是通过他忠实的秘书朱迪丝·麦克纳利在电话里说的):“苏珊·桑塔格是个好主席。”有个理事抱怨桑塔格霸着话筒,一直在那儿回应一个个理事并重述着他们的话。但是,正如另一位理事反驳的那样,那又有什么特别的呢?笔会一个叫悉尼·奥菲特的老会员说笔会对其主席素来非常苛刻。另一位前笔会主席——缪丽尔·鲁凯泽发现这个活令人紧张不安。作家们喜欢对别人的观点、建议和倡议吹毛求疵。一位前理事说过,说白了,作家组织就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如同牧猫。”[插图]毕竟,主持笔会的工作不会有助于提高一个人作为作家的声誉,一点儿都不会。 奥菲特目睹了多位在任上的主席,正如其所言,苏珊·桑塔格这样的人同意当主席,必须掐好时机。这个作家必须出过一本书,必须在写或准备写一本书,或者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成为领军人物。让卡里舍做笔会主席是要她来当调停人的,但事实证明,她无法制止由纽约大会激起的争吵。笔会的自由平等派痛恨该组织近来与提供大笔资金的支持者建立联系。从本质上讲,大多数作家择业都与梅勒引入笔会的金钱世界和市场经济保持距离。笔会一直是个小型组织,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资金大多来源于自己手头也十分拮据因而捐不出那么多钱来的作家。 桑塔格尊重金钱和金钱的力量。有一次,爱德蒙·怀特得请几个无名小卒吃饭,她便抱怨起来,他听后扯了个谎,说他们很有钱。“哦,是这样,”她会意地点点头。她喜欢奢侈——外出旅行时坐飞机头等舱,诸如此类——如果是别人付钱的话。这种额外的待遇似乎是她应得的,完全是因为以前她选择过节俭的生活,不喜欢去拼命挣钱。奥菲特刚认识桑塔格那会儿,她喜欢大家一边一小桶一小桶喝着啤酒一边讨论文学,奥菲特心里琢磨这下桑塔格该如何适应如今这个有索尔、盖伊弗赖德·斯坦伯格夫妇这样的大财主支持的笔会。索尔·斯坦伯格曾与麦克尔·米尔肯关系密切;米尔肯是垃圾债券商、被定罪的重罪犯。记者肯·奥莱塔称笔会与斯坦伯格间的关系“肮脏不堪”。但是,在1986年,大多数描述都幽默地写道,笔会成员以为他们是在作家索尔·斯坦伯格的公寓里,他们不明白他怎么买得起如此贵重的陈设、18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作品等等。而奥菲特注意到桑塔格却是在优雅热情地结交斯坦伯格夫妇,奥菲特认为,桑塔格这样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她视之为买单的一种方式。 “笔会成员要在苏珊·桑塔格面前开始说教,是非常困难的,”奥菲特说。即使像E·L·多克特罗这种坚定的左派作家也十分敬重桑塔格。“懂得如何达成和解又不妥协,这是一门艺术,”奥菲特在说的是个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人,他能够从这样一个人那里得到忠告。当然,特别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桑塔格的不可预见性和独立性。他从来都没有把握弄清楚她对具体的笔会成员的看法。她不在保护什么战线或立场。他记得桑塔格非常乐于倾听,而非自己讲——在他供职于笔会长达35年之久的经历当中,他发现作家要做到倾听真是一件难事。桑塔格养成了一种“尊重人的习惯”,听完一个人的讲话,而奥菲特肯定,她对作为作家的这些人没有什么用处。他回忆说,她发表观点时不带说教。 桑塔格确信有必要通过支持其行政人员来加强领导,来把像笔会这样一个混乱的组织凝聚在一起。1987年2月18日,在霍滕丝·卡里舍任内召开的一个理事会上,桑塔格“对委员会讨论执行理事(卡伦·肯纳利)权限的权利提出质疑”。桑塔格任职期间,不仅要人尊敬她,而且要人忠于她。奥菲特承认他难得看人的负面,他认为桑塔格与卡伦·肯纳利相处得很好。“卡伦是真正掌管笔会的有影响的人,”奥菲特指出。而其他笔会成员看到这两个女人关系相当紧张。 早在1987年3月,笔会理事会就知道桑塔格要来接管笔会,担任主席,尽管其他事务让她忙忙碌碌直到6月份才到任。上任主席前的一段时间,她每个月都坚持参加理事会的会议。有两大问题摆在理事会面前:即将在韩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和促使笔会日趋民主的运动。在1987年3月18日的会议上,理事会成员、《美国评论》(桑塔格的若干小说曾在该刊发表)的编辑特德·索罗塔洛夫“担心现在的领导看上去越来越像政治局了”。但没人采取措施去处理他提出的问题。在过去的15年间,笔会已经成为一个壮大了许多的组织。 桑塔格支持笔会在少数族裔当中发展成员的活动,但是,对于理事会成员轮流担任,以减轻“任人唯亲这一看法”的激烈争论,她显然拒绝发表意见。她将大部分精力留着考虑即将在韩国首尔召开的笔会大会。这个国家人权记录不佳,关押作家,并且以盗版美国图书而臭名昭著。在1987年9月16日的理事会上,时任主席的桑塔格将韩国年会称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笔会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利用这次会议来对他们施加影响从而释放被关押的作家,并在该国发起一场辩论——那么,一言以蔽之,美国分会应当派代表赴会。而且,她赞赏讨论“韩国文学的整体”的提议,只是她担心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找到专家来做这件事情。 在1987年11月2日的理事会上,美国分会继续在为参加韩国会议是否合适而争论不休(会期已确定为1988年8月28日至9月2日)。桑塔格决定将有关韩国会议的决定推迟到12月份的理事会上来讨论。在此期间,笔会11月份的通讯刊发了一篇关于《首尔:1988》加框的社论,表示在那里举行国际会议的最初决定(1986年6月汉堡召开的第48届年会上提出)是仓促之中通过的。在国际笔会5月在卢加诺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分会竭力主张不在韩国召开年会。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分会、澳大利亚(墨尔本)分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会和南斯拉夫四个分会支持美国分会,这引起国际笔会的各个阶层无不怨声载道。但美国分会决定参加韩国年会,部分原因是首尔在会前将承办奥运会。笔会将拥有一个世界舞台来履行其职责,(由桑塔格执笔的)通讯社论宣称“将不会以被动的面貌出现。我们将周密计划,接待和会见代表韩国文学活动方方面面的作家”,并“表达我们对在韩国努力捍卫文学表达自由的力量的支持”。 为了完成去韩国的使命,桑塔格需要助手。她向笔会理事会宣布她要带戴维一起去。一名理事对她的这一决定提出质疑。为什么是带戴维去?她答道,韩国人提出要他去。另一位理事会成员纳闷:桑塔格真的相信她自己那套鬼话吗?他想象不出她要不这样又能怎样厚着脸皮扛过去。但情况就这样,戴维真去了。媒体提到了他,不过,在1989年1月报道这次颇有争议的韩国年会的《笔会通讯》上并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实际上,他是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并在里面对他母亲的话作了对她有利的引用,发表在《采访》[插图]杂志1988年12月号上。《新闻日报》的D·D·古滕普兰问杂志编辑,她为什么没有讲明里夫是桑塔格的儿子(见《访安迪》,1989年1月3日)。“你认为他本来应该提及这一点,”谢莉·万格回答道。“嗯,是我的错,我以为人们会知道的。但很可能你是对的。” 桑塔格带领卡伦·肯纳利,自由写作委员会联合主席、驻帕特南的执行编辑费丝·塞尔以及诗人罗伯特·哈斯和戴维一同前往。代表团的第一份快讯发表在1988年8月24日的《纽约时报》上。在《笔会的更高宗旨》一文中,赫伯特·米特冈报道说,美国笔会将举行餐会,向被关押的作家和出版家表示敬意。“我们的目标是说服政府释放他们,作为对笔会大会的一个友好姿态,”肯纳利这样解释。《时报》8月31日还发了美联社的新闻报道,引用了桑塔格的话:“参加这样一个聚会,想到我们的同行现在还关在狱中,其中一些人病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笔和纸,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令人失望的,而且在道德上是令人忧心忡忡的。”这次餐会还有来自其他七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桑塔格说,餐会“允许我们对韩国民主运动的勇气表示我们的钦佩和支持,同时还有我们对全世界作家的问题和文学关注的讨论”。该报道未解释为何仅有七个国家的代表参加餐会。 —— 709:桑塔格留给笔会的财富,是她对作家对有争议的事件和人物的言论权所做的毫不动摇的辩护的结果;1989年2月18日,这一做法遇到了最大的挑战,因为就在当天,《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霍梅尼对《撒旦诗篇》的作者萨尔曼·拉什迪判处死刑后,整个北美文学界和出版界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加拿大禁止再进口该书。巴诺书店、B·多尔顿书店,以及加拿大的科尔斯书店宣布这本书下架。记者劳埃德·格罗夫和查尔斯·特鲁哈特发现,“一群平常十分健谈的美国作家近日被邀请上电视为拉什迪的出版权利辩护时,都一反常态地缄口不语”。霍梅尼认为,拉什迪这个作家亵渎了伊斯兰教及其创始人穆罕默德,因此悬赏5000000美元要他的脑袋。一些作家愿意公开谴责这一死刑令,桑塔格是其中的领头羊。 ——

786:除了波斯尼亚人的勇气,桑塔格还钦佩他们在枪林弹雨以及其他恐怖主义行径中顽强不懈地努力过上正常的生活。在萨拉热窝,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以前一直和平地,甚至是幸福地生活在那里,相互通婚,极少考虑他们之间存在的宗教或种族差异,多元文化的萨拉热窝体现了桑塔格的国际主义理想,而欧洲和西方其他国家根本就没有勇气或者也没有想到去维护这一理想。桑塔格对这个地区的文学有所了解,但是对其历史所知不多,她才作出以上的判断。此前,她访问过在杜布罗夫尼克的作协,塞尔维亚人向克罗地亚发起进攻、开始轰炸该城时,她在那里结交的朋友给她打来电话。1993年7月,她宣称“更糟的还在后头。我认为波斯尼亚人将被彻底打败,萨拉热窝会被占领、割裂和摧毁……这场战争也预示着欧洲将彻底名誉扫地”。1995年7月,她又补充说:“联合国永远都无法从它在波斯尼亚的失败中恢复名誉,北约也永远无法从它拒绝采取行动中消除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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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全传》的全部笔记 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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