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手稿 6.9分
读书笔记 第222页
雪花泡茶
比如,白话文学究是怎么搞起来的,就是一个问题。 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新文学的工具,是胡适、陈独秀等人鼓吹“文学革命”的一桩要案。由于保守势力的冥顽不化,这场革命的确颇为艰难,直至七八年居还有一场大争论。事后人们想起先行者筚路蓝缕之功,自然不忘一九一七年的宣言,也就按因果律把后来的一切都归溯到那里去了。然而,文学史家们这里有一个重要疏漏,那就是。一些通俗小说早在“文学革命”之前已经用现代白话文从事写作了。如,李涵秋的《广陵潮》就纯用白话写成,出版于一九一五年: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也是地道的白话小说,出版于一九ー六年。而比它们更早的《海上繁华梦》(海上漱石生)、《九尾鱼》(张春帆),是稍带一点文言痕迹的白话小说,两书问世时都还未进入民国。说来,中国的白话小说并非晚近的景致,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宋元时期。不过,这种白话文体发展到清末民初还是跟以往大为不同,不但它自身愈益接近生活语言,而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边提到的那些章回体白话小说,在出版单行本之前,大都先在报纸上连载,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直接打入社会各阶层。这足以说明九一七年的“文学革命”之前,白话文学已经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可想而知,这般情形不是林畏庐、章士钊之流所能阻挡得了的。按说,这样重要而显见的事实,很难想象会被文学史家们遗漏。也许他们是故意视而不见。总之,现在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对此一概只字不提。不提倒是简单,这事情摊出来确乎有点煞风景。当新文艺家们还在用夹杂着骈四骊六的半文言笔墨鼓吹白话文学时,一向被他们瞧不起的通俗小说家们竟早已将白话文章摆弄得很顺溜了 当时最激进的《新青年》杂志迟至一九一八年オ改用白话文。 其实,从根本上讲,白话文学的勃兴并非由于什么人的鼓吹和提倡而造成。倘若没有读者,没有相当的社会需要,这事情是搞不下去的。在现代白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通俗小说家之所以能领先一步,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商业化原则使他们比新文艺家们更直接地面对读者。在一九一七年之前,通俗小说(如早期鸯蝴艓派作品)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存在,早已跟报业、出版业的市场运作联系在一起了。相反,新文艺家们的公共关系迟至“五四”以后也还局限于文化人或官僚文人的圈子,在这一点上,他们依然保持着旧文人的某些举措。比如,他们对结社的兴趣远胜于在出版业的投入,这种兴趣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文人雅集;他们中间纷纭迭出的各种流派,形式上非常接近传统的宗派、门墙;他们办刊物也是为着召集同人,并不从商业角度考虑买方市场(读者)的需要。 新文艺家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心态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大力鼓吹新思想的人们,有时还在某种士大夫文人情趣中转不出来。像刘半农、钱玄同这等人物,都是当时“文学革命”的中坚,在跟复古派厮斗犹酣之际,他们居然还在那里费心琢磨如何用白话填词,甚而如何恢复词的音乐性等等。虽云意在革新,其实还是舍不掉文人酬唱的那份顽习。这事情如今说来不免有几分可笑,而当时刘、钱二人却是一本正经的好兴致。他们想到:词本该是可以歌咏的韵文,后来词调失传,作词的人只好按词牌填字,这就很不像回事儿。于是提出“今世必欲填可歌之韵文”,大有回到周邦彦、姜白石那儿去的意思。诚然,他们自己并不以为那是复古,心想只要采用新调便准有了创新意味。
引自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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