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进步之后：攫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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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不同场所的转译就是资本主义：它们使得投资者积累财富成为可能。
p65-66，攫取，边缘资本主义，供应链
    然而，即使在工厂里，也有其他的积累因素。在19世纪，当资本主义第一次成为探究的对象时，人们把原材料想象成大自然对人类的无限馈赠。（现在，原材料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在我们的食品采购体系中，资本家不仅通过改造生态系统来剥削生态系统，而且还利用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即使在工业化农场里，农民们也要依赖于他们控制之外的生命过程，如光合作用和动物消化模式。在资本主义的农场里，在生态过程中制造的生物，都是为了财富的集中而被圈养。这就是我所说的“攫取”（ salvage），也就是利用不受资本主义控制而产生的价值。许多资本主义的原材料（如煤炭和石油）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资本家也不能生产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是劳动的前提。“攫取积累”（ Salvage accumulation）是指龙头企业在不控制商品生产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这个过程积累资本。攫取不是一般资本主义进程中的点缀，而是资本主义运作的一个特征。
    攫取发生的地点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和外部，我称之为“边缘资本主义”（ precapitalist4周边资本主义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商品和服务，无论是人类的还是非人的，都是为资本主义积累打捞出来的。如果一个农民家庭生产的农作物进入资（065-66）本主义食物链，资本积累就可以通过回收农民耕作中创造的价值来实现。现在，全球供应链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特征我们看到这一过程无处不在。“供应链”是将价值转化为主导企业的利益的商品链；非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之间的转换，就是供应链的作用。
  
p66
将土著知识转译为资本主义的回报，就是一种打捞积累。
p67-68 边缘资本主义——多样性
随着库存不断受到控制，对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控制需求便消退了；供应链从中获利，将各种环境下生产的价值转译为资本主义库存。理解这一过程的方法之一是借用规模化，即在不扭曲关系的情况下创造扩张的技术壮举。…（067-68）…与此同时，正如J. K. 吉布森-格雷厄姆（J. K. Gibson-Graham）对“后资本主义政治”持乐观态度时所说的那样，经济多样性是有希望的。边缘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可以为我们反思生活中资本主义原本无可置疑的权威提供一席之地。至少，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多种前进的道路，而不仅仅是一条。
p87-88
自由/萦绕：同一经历的两面。想象一个充满过去的未来一个充满鬼魂的自由，这既是一种前进的方式，也是一种记忆的方法。在这股狂热中，采摘蘑菇避开了人与物在工业生产中被分离的窘境。蘑菇是尚未被异化的商品，它们是采摘者自由的结果。然而，这一幕的存在，只是因为某个奇特的商业活动（087-88）容纳了这种双面性的体验。买家通过“自由市场竞争”的戏剧性表演，将自由战利品转译为交易。因此，市场自由进入一场自由的混战中，看似强而有效地把原本集中的权力、劳动、财产与异化搁置一旁。
p96 自由——公共轴心
采摘者之间的差异如同迷官，但他们都全力在森林中寻找自由之路。正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自由既是一个公共轴心，也是一个社群特定事务的分界点。尽管这些日常事务存在进一步的差异，松茸采摘的方式如此不同，但其实都是受到自由的激发而产生的。
p143
    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遵循了一种人类学的传统，即关注礼物的特质作为一种社会交换的形式。这种关注是由新几内亚东部的美拉尼西亚人所做的贝壳项链和臂环的交换所促成的，马林诺夫斯基将之描述为库拉圏。对于几代社会分析家来说，库拉交換激发了人们对价值创造的多样形式的思考。这些装饰品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们并不是特别实用，也不是一般的交易代币，本身也不是很有独特趣味性；它们只有扮演库拉活动中的角色才变得有价值。作为礼物，它们能建立关系和声望；这就是它们的价值。这种价值颠覆了经济学的常识，这就是它值得在这里被借鉴的原因。
    事实上，通过对库拉圈的思考，我们有可能将异化视为资本主义一个令人困惑却与众不同的特征。库拉圈提醒我们，资本主义中的人和事物都被异化了。就像在工厂里，工人们与他们所做的物品分离，物品在没有涉及制造者的情况下被出售所以，物品与它的制造者和交换者都是分离的。物品变成了独立的对象，被使用或交换；它们与被制造和部署的个人网络都没有关系。2虽然这种情况对于我们这些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人来说似乎很平常，但在库拉圈里就显得很奇怪。在库拉圈中，物和人是在礼物交换中共同形成的，通过这些礼物交换，物是人的延伸，而人也是物的延伸。库拉的价值通过它们制造的个人关系而为人所知；反之，人们也通过他们的库拉礼物而被人关注。此，事物不仅在使用和商品交换中具有价值；它们可以通过所属的社会关系和声誉来获得价值。
库拉和资本主义在价值生产上的差异如此惊人，以至于ー些分析家认为，我们可能应将世界划分为“礼物经济”和“商品经”，每个经济体都有一个单独的创造价值的逻辑。“就像大多数二元论一样，礼物和商品的差别实际上很难厘清；大多数情况都会并置这些理论类型，而且混淆，甚至延伸其外。然而，即使它过于简化，也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因为它促使我们去寻找差异。我们不应轻轻松松地习惯经济常识，而是要对不同价值体系的差异保持警惕。探索资本主义是如何从非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汲取教训的，以及这些价值体系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运作方式，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发现差异的工具。礼物与商品的区别可以代表异化的存在与否，异化是将物品转化为资本主义资产所必备的品质。
在思考松茸商品链、集中关注松茸销售的最终目的地时，这种工具的吸引力也增加了。在日本，松茸几乎都被作为礼物。最低等的松茸被销往超市或用作食品加工材料，但优质知名的品种，则是精品赠礼。几乎没有人购买一朵优质松茸只是为了自己食用。松茸可以建立人脉，作为礼物，它们与人际关系密不可分。松茸成为人的延伸，在礼物经济中带有明确的价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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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是如何变成礼物的？反过来，这些商品可能是早于礼品从商品链中制造出来的？……转译。
p191
将科学和民俗形式的证据混合在一起，会引发向科学低头的遣责。然而，这种情况假设了一种完全统一的科学的存在，它将所有的实践都分解成一个个单一的程序。相反，我提供的故事，是通过分层的、不同的认知和存在实践共同构建的。如果构成元素互相冲突，也只会使这些故事的效果更加突出。
我所主张的实践方式的核心，是民族志和自然历史的艺术。我倡导的新联盟是基于对观察和田野调査的保证一一我所谓的关注。受人类干扰的景观是人文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最理想的关注空间。我们需要了解人类在这些地方所产生的历史，以及非人类参与者的历史。里山复育的倡议者正是非比寻常的导师；他们让我重新认知了作为协调和历史的“干扰”的含义。他们让我看见，干扰是如何开启森林的生命故事的。
    干扰是导致生态系统发生显著变化的环境条件的改变。洪水和火灾是一种干扰形式；人类和其他生物也是引发干扰的原因之ー。干扰既可以更新生态系统，也可以推毁它们。干扰的严重程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规模。有些干扰规模不大：一棵倒下的树，会为森林带来一道光；有些则会产生巨大影响：如一场海啸袭击了核电站。时间尺度也很重要：短期的损害之后随之带来旺盛的再生。干扰为具有变化性的遭遇开疆辟士，使新的景（192）观集合体有机会出现其中。
  生态学家所使用的干扰并不总是负面的，也并不一定是人为造成的。

“干扰”作为一项分析工具，需要意识到观察者的视角——正如所有社会理论中最好的工具一样。……193 干扰与我们如何生活休戚相关。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那些干扰评估：干扰从来不是“是”与“非”的问题；干扰指涉一种开放的、不定的现状。……干扰总是与视角相关，从而也是基于生活方式阐发的问题。
p194
物种也并非总是讲述森林生命的准确单位。“多元物种”这一术语仅是超越人类例外论的代替词。有时，个体的有机体会进行激烈的干预，也有时，更大型的单位更有可能向我们展现历史的行动。我在橡树、松树和松身上就发现了这种情况。櫲树很容易进行种繁殖，这一可以跨物种界限产生丰硕结果的树种，使我们对物种产生了混淆。然而一个人使用什么单位取决于他想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为了讲述松茸森林在大陆漂移和冰川作用下形成和消解的故事，我需要将具有奇妙多样性的“松树”作为故事的主角。松属植物是最常见的松茸宿主。谈到橡树时，我会延伸得更广泛，包含了石栎属（如北美石栎）锥栎属（如北美矮栗树），以及栎属植物（如橡树）。这些关系亲近的属种是松茸最常见的阔叶寄主。因此，我的橡树、松树和松茸在它们的群体中并不相同：它们就像人类一样，在离散中传播并改变自己的故事线。这有助于我在集合体的故事中注意到行动。我关注它们的扩散，关注它们所创造的世界。我的橡树、松树和松茸，不是因为它们属于特定的类型而形成集合体而是在集合体中自成一体。20
带着这种想法，我调研了四个地点的松茸森林：日本中部、（195）俄勒冈州（美国）、云南（中国西南部），以及拉普兰（芬兰北部）。我在里山复育中小小的沉浸体验有助于我观察到，每一处的林业工作者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doing）森林。不同于里山，美国和中国的松茸管理并不将人类视为森林集合体的部分；令那里的管理者们备感焦虑的是人为干扰过多，而非太少。相比里山的工作，其他地方的林业管理是以合理的进步尺度作为标准来衡量的：森林能否成为科学和工业生产力的未来？与众不同的是，日本里山的目标是宜居的此地此刻。21
然而，比形成对照更要紧的是，我更希望在人类、松茸和松树共创的森林中发现历史。我研究这些重要事态，是要提出至今未解的研究问题，而不是制造障碍。我以不同的方式在同一片森林中寻找，每一种方式都受到其他方式的影响。接下来的四章中，我将通过讨论松树，探讨这种同时发生、既单又多重的形成过程，每章将会阐明生命是如何通过干扰而彼此协调，然后顺势发展的。随着各种生活方式的一起出现，以区块为基础的集合体就此形成。我要说明的集合体，是将宜居性一一在一个受到人类干扰的地球上众生共存的可能性，作为考量的场景。
    不稳定性的生存总是一场冒险。
p229
也许20世纪早期富有生机的日本农耕森林，看起来有些像今天云南中部的森林。历史学家们急于将明治维新取得的现代化与大跃进的失败区分开来，但从一棵树的视角来看，可能没有太大差别。在不同的情境中看待农耕森林会持有不同的观点，可能是因距离远近，以及前瞻与保守的观点不同所产生的对比。
人类和树木被卷入了不可逆转的干扰历史中，但在某种程度的干扰之后，又会出现一种培育众多生命的再生力量。农业化的橡树松树林一直缠卷在稳定和共生的漩中。然而，它们往往由大灾难引发动荡，比如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出现的森林砍伐。在干扰的长河中，涌现出环环相扣的生命小漩涡：这正是人类思考如何补救的最佳起点。但这里也应出现森林的观点：尽管遭受种种损害，但它复苏的势头却从未停止。
p282-283
铃木博士以文化人类学家对待（文化）单元的方式对待物种：将（283）其视为一套必须不断被质疑、以维持原本作用的框架。他表示，我们熟知的种类，是在世界和知识创造之间的脆弱接合中发展出来的。种类总会不断变化，因为我们总在以新的方式研究它们。即便它们看似流动不定，而且更引发困惑，它们却同样真实。
p305
我所描述的蘑菇采摘者，是其他生命表现的观察者，也是他们自己森林舞蹈的表演者。他们并不关心森林里的所有生物；事实上，他们在这一点上有所取舍。但是他们观察的方式是把他者的生命表现融人自己的生命中。交集的生命线引导着表现，创造出一种森林知识的独特模式。
p326
    诸多像京都“松茸十字军”这样的组织，正利用蘑菇的魅力，使之成为一种对大众承诺的象征，象征着重新复兴人类与森林之间的伙伴关系。如果松茸真的能够重生一就像十字军组织在2008年秋天成功改造过的山坡那样，就会为志愿者带来极大的鼓舞。在打造森林的过程中，能与其他参与者共谱意想不到的羁绊，对志愿者而言就是最振奋人心的事了。松树、人类和真菌在物种共生形成的瞬间得到了复兴。
    大家都很清楚，松茸无法让日本重返经济泡沫前的辉煌时代。复育松茸森林不是救，而是在成堆的异化里捡拾可用之物。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需要耐心，才能在这个不知未来为何物的世界里，融合多元物种的其他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