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大历史观下的文化、民族共同体
对于每一位中国读者来说，“中国”和“中国人”都是早就习以为常的称呼。然而在历史学家眼中，“中国”一直是一个富有动态、不断变化和拓展的概念。围绕“中国”一词内涵外延的演化过程，海内外有相当多的精彩论著进行探讨，为广大读者熟知的有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等书。这当中，许倬云先生的论著绝对不容忽视，他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和《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都是探讨这一话题的力著。而就在前不久，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又推出了他关于“中国”演化史的第三本书——《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如果把这三本书看成是许老关于“中国”话题的三部曲的话，那么新推出的这本《说中国》，可谓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熟悉许倬云作品的读者应该会发现，上述三本书虽然都是探讨中国大历史主题，但侧重点各有不同。《万古江河》重点讨论中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我者与他者》则主要阐述历史文化范畴中的中外关系，而《说中国》则是探讨历史上“中国”概念之变动。在这本书里，许先生透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样四个维度，来分析“中国”这一概念外延波及范围的变化。通过他举重若轻、以简驭繁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五千年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段内，都是一个多文化和多民族的复杂共同体。每逢乱世，例如三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等历史时期，都是各个民族之间血缘、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也都是中国的范围得以广泛拓展和延伸的时期。这样的融合与拓展，甚至从上古时代就已经开始。许倬云在书中论述道：“中国从上古时代起，就是由水稻、小米、牛羊多种生产与生活方式，由东北辽河红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与汉水如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类型文化共同构成。”许先生这样的论述，跟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里的论断不谋而合，即我们不能用中国现今的构成范围与疆域，来反向追溯并书写中国的历史，同样也不能以中国历史上的构成范围与疆域，来作为中国现今概念外延的佐证。
在这本书里，许倬云先生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还在于他的大历史观和“截断众流”的历史视野。用许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所谓大历史的研究方法，不能从单独的事件着眼，必须从各种现象的交互作用来观察整体的变化。”为了分析中国何以能够成为一个延续性的共同体，许先生就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加以佐证分析。在他看来，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经济、文化精英的长期存在，小农经营和市场经济互相依附的经济特性，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和宗法制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中国得以长期延续、分而不久的重要原因。如果说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更多是强调长时间段内对于个体历史事件的综合考量的话，那么许倬云突出各种现象交互影响的大历史观，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在战乱与颠沛流离之中度过青春岁月的老一代历史学人，许倬云先生对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可谓痛心疾首。正基于此，他在书中对于蒙元和满清的抨击特别强烈，说它们是“完全仰仗暴力压制的统治形态”，并且“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并不仰赖传统中国皇权的合法性，统治者不在乎中国传统对于‘天命’的解释”。而对于夹在这两个王朝之间的汉人王朝——明朝，许先生同样持明显批判态度。他认为“明代本身的皇权，继承了蒙元的暴力性格，其专制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如果说，上述批判是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的话，那么他对于蒙元和满清的另一番论断，则展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精神。尽管站在汉族中国立场上，许先生赞同对于这两个政权“征服王朝”的论断，但作为一个支持“华夏/中国”大共同体概念的历史学者，他又不完全认同蒙元和满清是两个“外族政权”。更准确的历史说法，应该是把他们算作“双重体制”。在蒙元时代，族群同化的浪潮大大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的迁入中国和汉人向东南亚的移居，造成了族群的混融。而到了满清时期，对蒙古的合作、对新疆的征服、对西藏神权统治体制的支持与控制，再加上收复台湾和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使得满清形成了更加庞大的“双重体制”的帝国，也使得中国的延伸范围更为广阔。而正是得益于满清的持续经营，中国近现代的疆域和控制范围才基本上得以确立。
透过本书的讲述，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华夏/中国”不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这也给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处理这个国家的疆土、现实和历史论证问题，提出了极高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课题，也算是许先生给大家提出的最大疑问。
2015.7.28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首发于2015年11月8日的《晶报•深港书评周刊》，见报时略有删改。）
熟悉许倬云作品的读者应该会发现，上述三本书虽然都是探讨中国大历史主题，但侧重点各有不同。《万古江河》重点讨论中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我者与他者》则主要阐述历史文化范畴中的中外关系，而《说中国》则是探讨历史上“中国”概念之变动。在这本书里，许先生透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样四个维度，来分析“中国”这一概念外延波及范围的变化。通过他举重若轻、以简驭繁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五千年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段内，都是一个多文化和多民族的复杂共同体。每逢乱世，例如三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等历史时期，都是各个民族之间血缘、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也都是中国的范围得以广泛拓展和延伸的时期。这样的融合与拓展，甚至从上古时代就已经开始。许倬云在书中论述道：“中国从上古时代起，就是由水稻、小米、牛羊多种生产与生活方式，由东北辽河红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与汉水如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类型文化共同构成。”许先生这样的论述，跟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里的论断不谋而合，即我们不能用中国现今的构成范围与疆域，来反向追溯并书写中国的历史，同样也不能以中国历史上的构成范围与疆域，来作为中国现今概念外延的佐证。
在这本书里，许倬云先生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还在于他的大历史观和“截断众流”的历史视野。用许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所谓大历史的研究方法，不能从单独的事件着眼，必须从各种现象的交互作用来观察整体的变化。”为了分析中国何以能够成为一个延续性的共同体，许先生就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加以佐证分析。在他看来，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经济、文化精英的长期存在，小农经营和市场经济互相依附的经济特性，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和宗法制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中国得以长期延续、分而不久的重要原因。如果说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更多是强调长时间段内对于个体历史事件的综合考量的话，那么许倬云突出各种现象交互影响的大历史观，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在战乱与颠沛流离之中度过青春岁月的老一代历史学人，许倬云先生对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可谓痛心疾首。正基于此，他在书中对于蒙元和满清的抨击特别强烈，说它们是“完全仰仗暴力压制的统治形态”，并且“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并不仰赖传统中国皇权的合法性，统治者不在乎中国传统对于‘天命’的解释”。而对于夹在这两个王朝之间的汉人王朝——明朝，许先生同样持明显批判态度。他认为“明代本身的皇权，继承了蒙元的暴力性格，其专制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如果说，上述批判是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的话，那么他对于蒙元和满清的另一番论断，则展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精神。尽管站在汉族中国立场上，许先生赞同对于这两个政权“征服王朝”的论断，但作为一个支持“华夏/中国”大共同体概念的历史学者，他又不完全认同蒙元和满清是两个“外族政权”。更准确的历史说法，应该是把他们算作“双重体制”。在蒙元时代，族群同化的浪潮大大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的迁入中国和汉人向东南亚的移居，造成了族群的混融。而到了满清时期，对蒙古的合作、对新疆的征服、对西藏神权统治体制的支持与控制，再加上收复台湾和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使得满清形成了更加庞大的“双重体制”的帝国，也使得中国的延伸范围更为广阔。而正是得益于满清的持续经营，中国近现代的疆域和控制范围才基本上得以确立。
透过本书的讲述，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华夏/中国”不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这也给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处理这个国家的疆土、现实和历史论证问题，提出了极高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课题，也算是许先生给大家提出的最大疑问。
2015.7.28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首发于2015年11月8日的《晶报•深港书评周刊》，见报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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